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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杀的悲惨的结局，从而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在众多的波斯诗人中，内扎米是有他鲜明的特色的。他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是深刻的，对封建势力的批判是有力的。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这种批判是通过展示典型社会环境和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来进行的。在《蕾丽与马季农》里，内扎米反复描写他们真诚的爱情和不幸的遭遇。当马季农的父亲带他去麦加朝圣，想借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力量使他清醒的时候，马季农却是这样向真主表明心迹的：
我生为爱情而生，
没有爱情，我的生命也就告终。
没有爱情的心，
充满无穷的悲痛。
真主啊！你这万物的主宰，
你这至善的神明，
让我爱得更加深沉炽烈吧，
我要是注定一死，
让她在世上永生。
蕾丽是诗人着意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形象。他与母亲的诀别是这一悲剧故事的高潮。诗人的笔端饱含着同情，细腻而深刻地表达了这个被封建专制主义逼迫致死的少女的满腔悲愤：
当我的生命悄然逝去，
悄然逝去，离开我的亲人，
给我描眉修鬓要用朋友的一路风尘，
着素戴孝要用朋友的一颗痴心。
洒头的香水要用他的两行热泪，
薰香的香料要的是他满怀悲辛。
成殓时我的身体要覆盖着鲜花，
防腐的樟脑，那是他的叹息深深。
我为理想而死，尸布要染成大红，
让它象我的喜期一样，彩色馥浓，
你要把我打扮得象出嫁的新娘，
入土时，盖头要罩在头上。
那为我而流浪的人听到消息，
他会满腹悲戚地赶来，
赶到这里奔丧，
当他俯身扑到我的坟丘，
心想寻求皎月，眼前却见黄沙茫茫。
诗人内扎米以一种高昂的笔调抒发了蕾丽和母亲诀别时的悲愤心情，突出表明蕾丽不是一个封建制度压迫下无力反抗的柔弱女子，而是一个敢于控诉封建制度罪恶的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她要求用结婚的仪礼来办她的丧事，这就更加重了悲剧气氛，加强了艺术的感染力，从而加深了对封建势力的批判。
内扎米在作品里还常提到中国。在长诗《霍斯陆与西琳》中，他描写的石匠法尔哈德的高超技艺就是在中国学的。在《七美人》里，内扎米还提到一个中国城市，他说这个城市象天堂一样风景如画。在古代波斯人心目中，中国是一片神奇而美妙的大地。这点，在内扎米的作品里得到证实。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另一位波斯诗人，这就是哈珠·克尔曼尼（1290…1352）。哈珠生于波斯东部克尔曼省，和著名抒情诗人哈菲兹是同时代人并与哈菲兹有过交往。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其中叙事诗《胡马和胡马云》写的是一位伊朗王子和一个中国公主的爱情故事。一次胡马在梦中遇到了中国公主胡马云，从此，他就不愿继承王位，并不顾旅途险阻，一心到中国寻找胡马云。他们的爱情经历了许多波折，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胡马云随胡马去波斯。这个故事完全是诗人哈珠虚构的，但也反映了当时中伊人民的深厚情谊。
十三世纪下半叶，伊朗诗歌创作中心由西向南转移。十三世纪初，伊斯法罕已经成为文化中心，蒙古人的入侵加速了这种文化中心转移的过程。蒙古铁骑从波斯北部及东部入侵，位于东北部的霍拉桑地区遭到彻底破坏。霍拉桑文人纷纷内逃。波斯中南部如伊斯法罕及设刺子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
南迁的文人只是助长了文坛的声势，真正代表这一时代的两位著名诗人萨迪（详见本章第三节）和哈菲兹都诞生在南方城市设刺子。在文学史上与这两位诗人齐名的苏菲派诗人莫拉维则生于巴尔赫（今阿富汗境内），他是在蒙人入侵之初躲避到小亚去的。
苏菲主义从九世纪初传入伊朗。这种思潮首先在城乡手工业者中间传播。手工业者遭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沉重压迫，生活非常困苦。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但却不能达到目的，失望之中便容易产生消极思想。苏菲分子否认人世幸福，提倡禁欲主义，要求思想自由，追求抽象真理。他们表面上不否定伊斯兰教的教义，但有人却对其教义任意加以解释。这实际上是对宗教桎梏的一种反抗形式。苏菲派不仅具有共同的思想观点，而且有类似帮会的组织形式。他们有自己的传道场所和自己的领袖，在组织之内对领袖绝对服从。蒙古人入侵后，一些苏菲分子由于对宗教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谴责进而对蒙古人的野蛮掠夺和屠杀表示反抗。
虽然苏菲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反封建的倾向，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批上层苏菲分子为统治者所拉拢，苏菲主义的神秘观点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致变为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诗人莫拉维，和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三代人就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在果尼叶城设坛讲学的苏菲派领袖人物。
莫拉维（扎拉丁·卢密，1207…1273）的父亲是巴尔赫著名神学学者，苏菲派领袖。他们父子在蒙古人入侵之初从东部躲到小亚细亚，并应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之命传道讲学。莫拉维早年见过苏菲派诗人阿塔尔（卒于1229年）。阿塔尔对莫拉维极为称赞，把自己的诗集赠送给他。在果尼叶时期莫拉维深受苏菲派领袖沙姆斯尔丁·大不里兹的赏识，此人对莫拉维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莫拉维后来把自己的抒情诗集题名为《沙姆斯丁·大不里兹集》。
莫拉维的主要诗作是他的抒情诗集和六卷叙事诗。他的叙事诗的内容是一系列情节上没有联系的故事。他利用这些故事作为引导，借以宣扬抽象的真理，提倡人们要反省自修，以求达到精神上的完美境界。苏菲派所极力宣传的一个观点就是“死而后生”。所谓“死”就是要从自己思想意识里排除各种欲望，要摈弃各种利禄的计较，一个信徒最理想的境界就是连自身的存在都完全忘记，心中只有真主。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消除任何自鸣得意的想法，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比如他曾叙述过这样一位语法学家的故事：
有位语法学家乘船出游，
他得意洋洋，向船夫开口：
“你可曾学过语法？”船夫说：“没有。”
他说：“你的半生岂不虚度空抛！”
船夫的心被刺痛，闷闷不乐，
不再回答，从此不愿开口。
一阵狂风起处，船儿陷入漩涡，
船夫问那高贵的语法学家，
“你可会游泳，请快告诉我？”
他回答说：“讲游泳你可不能找我。”
船夫说：“如今小船陷入漩涡，
看来，你整个生命就要被淹没。
现在需要的不是语法，而是游泳，
会游泳，你就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
送了命的，大海把他漂到海面，
被卷入波涛的，岂得生还，
当你辞别人世，一旦死去，
大海就吞没了你的一切隐秘。
你视世人如驴样愚蠢，
可你也如驴困在水上不得脱身。
诗人莫拉维的本意在于说明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的，不能骄傲自满，而是要在真主面前低下头来。但是我们如果剔除其叙事诗的神秘成分，还这些故事的本来面目，那么，他的叙事诗集实际上是伊朗古代民间故事的选集。
莫拉维和萨迪是同时代人。这两位大诗人逝世不久，在设刺子诞生了伊朗文学史上另一位世界闻名的诗人，即抒情诗人哈菲兹。
哈菲兹（1300？…1389）自幼聪敏过人，他的笔名哈菲兹的含意就是“能熟背可兰经的人”。此外，他还有许多绰号如“神舌”、“天意表达者”等。使用波斯语的人们认为哈菲兹的诗有一种神奇的魅力；至今仍有不少人以哈菲兹的诗句占卜凶吉。
哈菲兹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定的年代。他出生的时候，蒙古人的政权旭烈兀王朝已经走下坡路，这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诗人晚年又赶上铁木耳对波斯的征伐（铁木耳于1380…1393占领波斯全境）。哈菲兹出生在伊斯法罕，父亲是一个商人，后全家移居设刺子。他由于父亲去世，幼年生活困苦，年纪很小就去谋生；他把挣得的钱分出一部分拜师求学，所以他受到很好的教育。
波斯的抒情诗有固定的形式，通常由七至十余个对句组成（有时可达二十余对句）。一首抒情诗不一定有完整的情节，完全是诗人抒情自己主观的感受或描写客观景物。往往在最后一个对句中出现诗人的名字。哈菲兹的抒情诗是他以前的诗人创作的继承和发展。伊朗著名的文学家阿里·达什提说哈菲兹有海亚姆的思想，莫拉维的灵魂，萨迪的语言。这主要是指在哈菲兹的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海亚姆的反封建、反伊斯兰教的思想影响，莫拉维的苏菲主义的神秘色彩和萨迪的质朴流畅的文学语言。哈菲兹是一位不倦地追求自由的诗人。他是伊斯兰教的反对者，他歌唱现世幸福，赞美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他反对宗教人士的伪善做作，否定他们宣扬的渺茫的彼世和虚幻的天堂。他放歌豪饮，写下了许多颂酒的动人的诗句。他对宗教人士的谴责是激烈而无情的。正是在这些方面，他摆脱了神秘色彩，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情：
你高洁的圣徒不要把酒徒妄加指责，
别人的罪过，算不成你的罪过。
我行善作恶，与你何干？
谁播下什么种子，就收获什么。
既然现世的天堂近在眼前，
何必轻信圣徒虚妄的诺言？
哈菲兹自称“酒徒”。他诗中的“酒徒”是指心口如一、洁身自好、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的人。他骄傲地歌唱：
我们可不象那些信徒，终日拜功忏悔，
和我们交往，要的是清酒一杯。
哈菲兹呵，来世的功德不过是开怀畅饮。
来啊！让我们虔诚地把功德积累。
有时，他在颂酒的诗里，笔锋一转也涉及到当时的政治：
酒能提神，但狂风把花儿扫荡，
切莫贪杯，即使是琴声飘荡悠扬，
小心狡黠的密探，把酒杯藏在长衫袖里，
这时代也鲜血淋淋，和盛着红酒的杯儿一样。
歌唱爱情也是哈菲兹的抒情诗的另一重要主题。他的爱情诗多为年轻时所作，写得感情炽烈，真挚感人。有的爱情诗里也含着反宗教的诗句、有时他把爱情抽象化，玩世不恭地和宗教人士开起玩笑：
是醉是醒，人人都把真情向往，
清真寺、修道院，处处都是爱的殿堂。
这是一种典型的苏菲派的诡辩，但是哈菲兹利用这种概念转换的游戏反对的是宗教上层人士，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哈菲兹生活在一个“鲜血淋淋的”时代，当时波斯与入侵民族的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十四世纪末，铁木耳对波期的征伐给波斯带来了又一次大动乱。生活在这样严酷的年代里的哈菲兹所创作的抒情诗自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语句也多含蓄隐晦。
以萨迪和哈菲兹为代表的南方诗人对波斯文学语言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他们的语言摆脱了伊拉克体的传统的艰涩文风而走向平易晓畅。他们的创作特点之一就是广泛吸取人民群众的活的语言，经过艺术加工，而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尤其是哈菲兹的语言朴实含蓄，细腻精练、有很强的表现力，标志着波斯文学语言已经高度成熟。恩格斯就是通过哈菲兹的诗句而学习波斯语的；他在一封信里说，“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的音调十分优美的原作，是令人十分快意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第104页。）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南方诗人的创作风格逐渐发展而形成“印度体”。“印度体”诗人们的创作立意平庸，用语俚俗，比起“霍拉桑体”及“伊拉克体”两个时期的创作水平相差甚远。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以伊斯法罕文人为中心兴起了一个“复古运动”，要求诗人的创作恢复“伊拉克体”或“霍拉桑体”。在哈菲兹以后，只是在十五世纪出现一个有影响的大诗人贾米（注：贾米（1414…1492）是学者、诗人，苏菲派领袖人物。著有“七卷诗”（又称“大熊座七星”），其中四卷是关于神学及哲学问题的，三卷是叙事诗，此外还有抒情诗一卷和一些散文著作。贾米在世时名声很大，统治者对他十分尊敬，但在文学成就上不如萨迪、内扎米。）；此后，一直到近代史的开端（十八世纪末）在伊朗文学史上再没有产生象萨迪和哈菲兹这样世界闻名的大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