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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私夂褪煜さ摹�1949年他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生之歌》，次年6月发表在《工人日报》上。在这篇诗作里，诗人以朝鲜工人迎接“八？一五”解放所展开的劳动竞赛为基本情节，通过先进工人永洙、锦顺等人的形象，歌颂了解放后的自由劳动和集体英雄主义。
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中，赵基天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曾随军战斗到洛东江前线，写下了《在燃烧的街道上》（1950）、《朝鲜的母亲》（1950）、《让敌人死亡》（1950）、《我的高地》（1951）和《朝鲜在战斗》（1951）等著名诗篇。这些作品被公认是这一时期朝鲜文学中最有力的诗作。在《朝鲜在战斗》一诗中，诗人愤怒地揭露了一向披着“民主”、“自由”、“和平”外衣的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他们所谓的“技术优势”，对手无寸铁的居民扫射屠杀，对不设防的城镇狂轰滥炸的滔天罪行。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朝鲜“南北三千里只剩下一片灰烬”。诗篇从第二章开始，由愤怒的控诉转而描写现实斗争的场面。前后方团结一致，抢修公路，表现了鲜朝人民不怕牺牲、艰苦战斗的精神。最后，诗人指出，朝鲜人民抗美救国战争是世界革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部分，朝鲜人民以惨重的代价、顽强不屈的战斗，为世界人民的斗争事业做出了贡献，从而赢得了各国革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友谊与支持：“兄弟般的中国人民，送来火热的声援”。这首诗对于当时大肆宣扬“唯武器”论的美帝国主义来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赵基天在《我的高地》一诗中，以高昂的激情，歌颂了朝鲜人民军战士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仍然坚守阵地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敌人逼近的时候，人民军战士仍然坚持战斗：一个战士抱着最后一包炸药，奔向扑上前来的敌人；另一名战士高呼着共和国万岁，用胸膛挡住了敌人的炮眼；最后一名战士，面临着最后的血战，在峭壁上写下了对祖国忠诚的誓言。
为什么他们能够以寡敌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诗人正确地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热爱；这是因为他们深信这次祖国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为保卫高地而战，就是为保卫祖国而战，就是为全世界人民打击侵略者而战，因而它必然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
赵基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中所发表的诗篇深受广大朝鲜人民的喜爱，在战火中到处流传，成为对敌斗争的武器，不少战士口诵他的诗句冲向敌人。
1951年3月，赵基天被选为“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副委员长，领导文艺工作。同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因他在文学上的功绩，授予他二级国旗勋章。他的作品曾有两次荣获一级奖赏：1948年因叙事长诗《白头山》而受奖赏；1950年因诗集《朝鲜在战斗》而受奖赏。
1951年7月31日夜，当美帝国主义轰炸平壤时，诗人不幸牺牲，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在他牺牲的时候，怀里还紧抱着未完成的诗稿《飞机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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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印度尼西亚的现代文学是在二十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崛起的时期诞生的。
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国际资本迫使荷兰殖民政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把印度尼西亚变为资本输出的场所、商品销售的市场以及供给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基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印度尼西亚旧殖民地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历史舞台。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是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而诞生的，受着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因此它不但比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庞大，而且富有革命性和战斗性。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从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脱胎而出的，在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下，它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它的两面性，尤其是软弱和妥协的一面更显突出。而它的知识分子更是荷兰殖民政府推行“道义政策”（注：荷兰殖民政府从1900年起开始实行所谓“道义政策”，宣称荷兰从印度尼西亚那里得到过种种好处，因而负有“道义”上的债务，因此荷兰要为印度尼西亚人的发展“做好事”；其实这都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巩固殖民统治的需要服务的。）的产物，受殖民奴化教育的影响较大。这就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特点。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无产阶级或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的长期斗争构成了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的基本内容，而印度尼西亚的现代文学也正是从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这个基本内容。
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大致可划分以下几个时期：（一）荷印殖民政府统治时期（1920…1942）；（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1942…1945）；（三）独立以后时期（1945…1965）。
一、荷印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文学
这个时期的文学又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0年前后到1926年民族大起义失败；第二阶段从三十年代《新作家》的问世到1942年荷印殖民政府垮台。
第一阶段正处于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主要在文化教育方面，政治上只要求改良。这个阶段的文学，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无产阶级的反帝文学；第二类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类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学。
二十年代的无产阶级反帝文学是在荷兰殖民主义的血雨腥风中成长起来的。它所以能生存完全依靠当时尚能出版的进步的民族报刊所提供的土壤。它的出现揭开了印度尼西亚文学史的新篇章，第一次把文艺同民族解放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它都大大不同于旧文学和资产阶级新文学。发表在进步报刊上的诗歌不再是一唱三叹、缠绵悱恻的情歌，而是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战歌：
你们啊，全世界的资本家，
把我们弄得贫病交加。
怎能忘，你们干的卑鄙勾当，
将绳索紧套在我们的脖子上。
记住吧，报仇之日终将到来，
我们奋起反抗，坚韧不拔。
我们的队伍永远强大，
要把一切背信弃义全冲刷。
有不少诗歌直接抒发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胸怀：
资本家在哭泣，
只因遭到危机。
工人坚持团结，
岂甘向人求乞。
人可以判刑，
生命可以夺去。
但心中的理想，
绝不能放弃。
这些无名诗人的诗作，虽说还比较粗糙、简朴，但在当时却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气概。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从现实生活和斗争中直接汲取来的，打破了诗歌语言的因袭之风，容易为劳动人民所接受。
在小说方面，从司马温的《卡迪伦传》（1922）到马斯·马尔戈（详见本章第二节）的《自由的激情》，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题材和革命者的正面形象。这些小说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征，是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面镜子。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激励下，一些出身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被吸引到革命队伍里来，成为二十年代反帝文学的积极成员。诗人鲁斯丹·埃芬迪（1903…1979）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诗集《沉思集》（1925）和诗剧《贝巴沙丽》（1928，一说1924）是二十年代的主要诗歌创作，尤其是《贝巴沙丽》代表了诗人的最高成就。这部诗剧借用了传统的神话人物，采取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深刻揭露殖民主义者的凶残面目和掠夺本性，号召青年起来为拯救祖国而斗争。诗人在诗歌形式和语言方面也有重大的突破，他摒弃了传统诗歌的陈词滥调，摆脱了旧诗格律的约束，大胆地采用自由诗体和商籁体，成为印度尼西亚新诗的最早开拓者之一。鲁斯丹·埃芬迪原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1926年大起义失败后逃亡荷兰，当过荷共议员，后来脱离了革命阵营。
1926年民族大起义失败后，革命的作家或逃亡或被流放，无一幸免；所有进步的民族报刊也被查封和取缔。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无产阶级的反帝文学处于暂时的低潮时期。
同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学，在反帝精神和战斗性方面没无产阶级文学那样强烈。二十年代前后，一些受西方教育的青年学生，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推动下，纷纷成立了带有地方民族主义色彩的青年组织。他们中间，一些先进分子提倡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主张用马来语作为民族共同语，并开始用它进行创作，发表在刊物上。这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文学上的早期表现。至1928年，印度尼西亚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提出“一个祖国，一个民族，一个语言”的口号后，狭隘的地域观念最终被突破，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民族意识。二十年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学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发展的这一过程，其代表人物有耶明、萨努西·巴奈、阿卜杜尔·慕伊斯等。
耶明（1903…1962）是二十年代著名的青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最早采用商籁体写诗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从1920年发表的第一首单纯歌颂自己故乡的诗《祖国》，到1928年写的献给全国青年代表大会、颂扬大印度尼西亚思想的著名长诗《印度尼西亚，我的祖国》，我们可看到诗人民族主义思想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从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发展成为大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另外，耶明还写了三幕历史剧《庚·阿洛与庚·德德斯》（1934），以“统一精神永存”为主题表现他的民族主义思想。
另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萨努西·巴奈（1905…1968）的民族主义精神表现得比较含蓄和曲折。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一方面对殖民地社会的现实不满，同情民族主义者和劳苦大众，一方面又害怕斗争，企图逃避现实。他的世界观深受印度神秘主义玄学的影响，带有浓厚的调和主义的色彩。他一共出了三部诗集：《爱情的火花》（1926）、《彩云》（1927）和《流浪者之歌》（1931）。他的诗词句优美，旋律平柔，给人以宁静平和之感，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往往通过颂歌、怀古和咏花等表现出来。萨努西也从事戏剧创作，他以历史剧为主，借古喻今。主要剧作有《克达查雅》（1932）、《麻喏巴歇的黄昏》（1933）、《新人》（1940）等。
在二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小说中，直接以现实的民族矛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只有阿卜杜尔·慕伊斯的《错误的教育》（1928）。阿卜杜尔·慕伊斯（1890…1959）是二十年代伊斯兰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他对荷兰殖民统治者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和殖民奴化教育深感不满，幻想用东方伊斯兰精神去进行抵制，通过改良主义的途径改善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社会政治地位。他的这种伊斯兰民族主义思想就是贯穿在《错误的教育》里的一根红线。小说通过描写一个受西方奴化教育的土著青年和一个印欧混血姑娘的恋爱故事和家庭悲剧，深刻地揭露了荷兰殖民地社会的种族歧视和民族矛盾。不过小说把整个悲剧的发生仅仅归咎于错误的教育，这就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反而掩盖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恰恰反映了二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实质。
二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学主要还是个人主义文学，即主要表现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传统对个人自由的束缚，特别是对个人婚姻自由的束缚。这种个人主义文学的出现并非偶然，乃是时代的产物。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封建贵族和地主官僚的家庭，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教育那里吸收的自由思想同旧封建意识和传统日益格格不入。旧封建意识和传统，特别是在个人婚姻问题上，成了他们首先力求摆脱的羁绊。这就是他们作品中集中表现在婚姻问题上的所谓“新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的矛盾，是二十年代资产阶级文学的基本主题。第一部表现这个主题的小说是麦拉里·西雷格尔的《多灾多难》（1920），可是他在写法上仍不离旧小说的俗套。真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