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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资料的整理和取舍方面，《卢作孚年谱》始终坚持了客观公正的原则。读者尽管从《年谱》的前言及正文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对卢作孚先生的敬仰与爱戴之情，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坚持科学客观的学术立场。由于卢作孚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年谱》所涉及到的有名有姓有往来事项者的各类人物不下数百人。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从地方军阀到政、军两界的高层官员，从名流商贾到土豪乡绅，从科学、技术、文化领域的知名人士到帮会头目，从公司董事会成员到普通员工……作者都注意突破“唯阶级论”学说遗留下来的种种偏见，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四大家族，特别是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企图控制和吞并民生公司的事实，《年谱》如实作了记载；国民政府在民生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多次给予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年谱》也没有忽略。对于卢作孚为国家富强、民族兴盛、人民幸福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年谱》通过大量史料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卢作孚在事业上遭遇的困难和挫折，《年谱》也没有讳言。民生公司在经历了创业期的朝气蓬勃、抗战前的繁荣昌盛、抗战中的英勇牺牲之后，面对抗战胜利却出现了令人扼腕的周折，甚至还有人假公济私、贪污腐败，《年谱》对此都如实作了记述。
《年谱》还收录了1946年初卢作孚请求辞职的史料。内战爆发前后，民生公司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抗战中人员、船只及其他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原本与民生公司合资、合营的内迁工厂战后返乡，抽走大量人才和资金；战后物资奇缺、物价高企，运费低迷；政府因大规模“复员”继而又打内战拉了不少“官差”却拖欠运费等等。这一切使卢作孚四面受掣肘。为挽救公司于危难之中，他两次向董事会提出辞呈，表明自己“为公司前途之幸”决意让贤。公司董事会收到他的辞呈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挽留，并给卢先生发了一份“慰留公函”，同时又由公司各处室负责人联名向国民政府发出《与死挣扎，急待救济的民生公司》的报告，强烈要求政府尊重民意、调整政策、挽救凋敝的经济。呼吁中说：
民生公司“是一个私人企业，尽管私人没有什么好处，自抗战以来股东没有红利，甚至没有股息，董事监察和经理人员没有红酬。就在战前，股东分红亦不过等于市场很低的利息；而即此少数红利，多数股东亦未领去，仍被劝转为股份并再加股份。职工分红，向为上下一律，董事监察和经理人员绝未特殊提
酬。除二三银行股份外，没有任何大股东。董事监察一部分代表事业，另一部分代表一群朋友，没有一个是代表自己资本的。自创办以迄于今的总经理，亦至今是一个穷汉，没有置得任何私产，商场没有他任何私人的生意，银行没有他私人的任何存款或往来。他现在就是为了亏折得太厉害，没有方法可为弥补，环境的困难太大，没有方法可以克服，被迫得辞职了。如果终于无法挽留，让他离开了这个事业之后，便立刻显示出他只是一个净人。这正可代表了这个事业，对国家社会服务的一种牺牲精神。”
作者在重庆档案馆保存的和成银行的档案里发现并首次披露了这段史实，不仅没有损毁卢作孚坚韧不拔、公而忘私的高大形象，反而使卢作孚这个历史人物更加贴近现实，更具有亲和力。
三
《卢作孚年谱》注重交代谱主的社会、时代背景，揭示它们与谱主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拓宽了卢作孚研究的视野，提升了对卢作孚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年谱》作者是研究近代中国区域经济史的博士，因此天然地具有为卢作孚修谱的许多优势。早已娴熟在胸的经济理论、社会背景、人物事件史料等丰富知识，都为他撰写《卢作孚年谱》作了很好的铺垫，使之能够做到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将谱主一生的传奇经历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由积贫积弱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特殊历史时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体现了卢作孚先生的远见卓识和杰出贡献，一方面也揭示了人才的成长及其作用的发挥所需要的实践空间及社会氛围。
《年谱》在1931年6月2日项下，记述了作为一介平民的卢作孚联合重庆各界人士，促使刘湘、杨森、刘文辉在重庆举行三军长联合会议的史实。这次会议的宗旨是“结束四川内战，实现川政统一”。卢作孚为会议准备的“小册子”《四川底问题》，“内容全面触及四川的政治、军事、教育、经济、财政、交通、边务、地方自治等八个方面”，不但对全川情势作了中肯的分析，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步骤。在此条目之前，《年谱》已对当时四川的政治经济状况、军阀割据的起因及演变以及卢作孚与主要军阀如杨森、刘湘等人之间的往来关系等，作过多次介绍；对这次会议及卢作孚本人为结束这种纷乱的政治局面所作的努力，也做了许多报道；从而揭示出在中国这样的特殊国情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何其艰难。而卢作孚能因势利导，“化腐朽为神奇”，也显示了他的足智多谋和协调能力。
对重庆北碚三峡试验区的规划、开发、建设，是卢作孚一生三大社会改革试验之一，《年谱》为此作了许多介绍。而1933年8月在北碚温泉公园召开的中国科学社年会，便是其中一个重头戏，《年谱》不仅介绍了卢作孚为争取这次会议在北碚召开所作的大量工作以及会议的筹备、进展情况，同时还披露了卢作孚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动员国内一流人才为四川经济建设献计献策的良苦用心。在8月18～22日项下有这样一段文字：
中国科学社这次四川之行，参观了四川许多地方，他们看到了四川山川秀丽、名胜众多、物产丰富、城市繁盛，也看到民国以来四川军阀混战、田粮预征、捐税繁重状况下，社会失序、土匪横行、农村经济破产、鸦片盛行、哀鸿遍野、民气消沉的社会惨状。在四川社会的惨状中，社员们又透过北碚，他们看到了四川的希望，并希望“像卢作孚这样的人多产几个”。其间，卢作孚还曾经与部分代表在重庆召开会议，一致主张代表们回到上海后，组织一个委员会，帮助四川做4项工作：1、帮助派人调查地上和地下的各种物产，2、帮助计划一切，3、帮助介绍事业上需要的专门人才，4、帮助对外接头。本次年会之后，卢作孚和四川实业界又开始积极运动工程学会、经济学会来四川开会、考察，以便解决四川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年谱》还援引了8月27日的《嘉陵江日报》刊载的中国科学社总干事关于北碚印象的谈话：“峡区各项事业，经作孚先生之苦心经营，迄今可谓成功。江苏有南通，四川有北碚。南通之建设固是完备，如同北碚之精神上之建设，视之南通更为完备，且精神之建设较之物质之建设尤为长久。”从而显示出卢作孚一生致力于北碚建设的深谋远虑，不仅是为一个北碚，一个四川而是为整个国家的文明富庶、长治久安起到示范作用。
四
《卢作孚年谱》以史学研究的眼光修谱，以史带论，论从史出，从而为多层次、全方位地探索卢作孚的精神和生命价值，为卢作孚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起到了促进和启迪作用。
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曾经说过：“历史知识考虑的事件是同价值有关的事件，而这种价值是由历史的角色或目击者——观众所确认了的。”《卢作孚年谱》作者没有停留于一般年谱简单罗列资料素材的层面，而是以自身的研究实力，用时代公认的价值观去分析、筛选和整理历史资料，使《卢作孚年谱》具有思辨的灵性，给卢作孚研究留下了许多开拓新领域、设立新课题的思维空间。《年谱》长达四千余字的前言，本身就是作者对浩繁的史料进行缜密思考和深入钻研的精华所在。《前言》开宗明义，引梁启超先生的著名论断“盖为一小国之宰相易，为一大公司之总理难，非过言也”，精辟地概括和论述了卢作孚先生一生的美德与业绩，从而雄辩地说明卢作孚先生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无愧于梁先生所谓：“各国之巍然为工商界重镇者，皆其国中第一流人物也”。
作者以《前言》的论述为《年谱》的主题和主线，对浩若烟海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和梳理。就大的结构而言，《年谱》以时间为纵轴，以人物、事件为横轴，介绍了卢作孚先生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就其中的每一个具体方面而言，《年谱》又尽可能完整地收录了卢作孚先生的有关重要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来龙去脉，力求显示其逐渐成熟、完善的过程。例如，卢作孚对于“秩序”这个范畴的关注，在过去的研究中，似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从重视秩序、建立秩序到维护秩序、遵守秩序，可以说是卢作孚终其一生所身体力行的重要原则之一。《年谱》的作者显然发现了这个特点，文中多处记录了卢作孚先生有关秩序的思想和实践，比较突出的有：
在1930年1月1日项下，《年谱》摘引了《建设月刊》第9期发表的卢作孚《四川人的大梦其醒》的文章，指出：卢作孚在把交通事业、经济事业、教育事业等，作为四川人的公共理想的同时认为：秩序问题是一个更根本，更重要的问题，要这一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其余一切问题才可以迎刃解决，如果秩序建设不起来，任何事业也是建设不起来的。（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在1934年7月16日项下，《年谱》摘录了《新世界》第50期刊载的卢作孚《麻雀牌的哲理》一文：“搓麻雀是在一个社会组织当中作四个运动：用编制和选择的方法，合于秩序的录用，不合于秩序的掏（淘）汰。把一手七零八落漫无头绪的麻雀局面，建设成功一种秩序，是第一个运动。全社会的人总动员加入比赛，看谁先建设成功，看谁建设得最好，是第二个运动。到一个人先将秩序建设成功时，失败者全体奖励成功者，是第三个运动。去年偶同黄任之先生（即黄炎培——笔者注）谈到此段哲理，他还补充了一点，就是：失败了不灰心，重整旗鼓再来，
这是第四个运动。这样的哲理，实值得介绍与国人，移用到建设社会建设国家的秩序上去，也许可以吸引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的兴趣于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建设上去。”
在1945年2月15日项下，《年谱》再一次关注到卢作孚对“秩序”问题的重视：《新世界》以“卢作孚讲业务管理”为题，刊载卢作孚在中央训练团讲演有关管理问题的讲演稿，讲演稿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卢作孚的工商管理思想，后来该稿以《工商管理》为书名发行了单行本。卢作孚在文中强调：工商管理的方法，即是建设秩序的方法，秩序以成文来表现就是“法”。管理包含有三件事：创造法，执行法，遵守法……他还指出：“管理问题的核心全在建立秩序，在使每人行动有确定的秩序，全体行动有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秩序，贤明的管理者即为此种秩序的建造者和执行者。”
在《年谱》中还可以找出很多卢作孚在新闻、教育、经营管理、经济理论、发展战略、政治主张等方面的超前思维、重要论述、哲学理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丰富史料，不仅可供卢作孚研究者参考和思索，而且对其他有关新闻史、教育史、工商管理史、经济思想史、地方史、抗战史、陪都史、科技与文化发展史、东西部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很好的参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