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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自口述而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记录的那本以第一人称叙说的《毛泽东自传》（斯诺记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谈到他青年时代在北京曾见故宫、北海的雪景。如果毛泽东从豆腐池出发，也有可能选择穿行烟袋斜街，沿什刹海东沿到北海后门的路线。毛泽东建国后日理万机，深居简出，极少外出。今天一些回忆也只有去吴家花园、西安食堂等几次。散步一般不出中南海，何以专门夜间去徜徉于烟袋斜街这条已有800年历史的古老小街？我的推断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极有可能来过此处。
北京有个什刹海研究会，曾编过《京华胜地什刹海》丛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搜罗介绍与什刹海有关的名人遗事不少，但没有谈到毛泽东，可为一憾。
1918年到1919年初，毛泽东曾由岳父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北大在东城沙滩，即著名的“红楼”，李大钊先生是图书馆馆长），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辟有“毛主席在校工作处”，还保存有毛泽东当年使用过的家具（《北京游览手册》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毛泽东如从豆腐池上班，很近，走地安门大街往景山东街一拐即到。
或许有人说，青年毛泽东那时有生活来源吗？刚来北京勤工俭学时确实拮据，曾暂住豆腐池其岳父杨昌济寓所，据《毛泽东自传》中回忆：他初来北京“很困苦”，住三眼井胡同睡大通铺，七八人一床，人挤人连翻身都困难，他后来在有关新民学会的一篇文章曾云是“大被同眠”，盖写实也。但后来经其岳父通过李大钊介绍至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月薪8块大洋（曾见考证文章，有说每月12元者），以1919年米粮面粉价格，百斤白面平均价格为银元4．89元，百斤白米5．35元，玉米面一百斤才2．85银元。同年猪肉百斤平均价格为16．20元。棉布百尺平均银元价格为7．80元（均见《北京经济史资料》）。当然毛泽东不能和李大钊比，李大钊月薪三百多大洋；但既然毛泽东有了固定收入，可以去花钱游北海公园，免费逛什刹海和去烟袋斜街买包子（何况距离极近），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吧？
值得注意的是，按王鹤滨的回忆，那天夜里毛泽东“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具体说了什么，王鹤滨没有描述。也许是年代久远已不复记忆。这真是一个遗憾。
写完此文。恰巧朋友约夜色中去逛什刹海。自酒p巴蔚成风气以来，我居然还未光顾。几次去烤肉季，也只是扶拦眺望。从烟袋斜街穿行，只见两侧不少店铺正在装修，绕了一圈儿，酒吧生意冷冷清清，惨淡之极（也可能是季节的缘故）。只有一条小胡同内有数十人忙碌。近前一看原来是黄宏正在拍电影。我谢绝了友人的好意，对他讲起了毛泽东夜游烟袋斜街的掌故。我想毛泽东所看到的肯定不是这般灯红酒绿、楼台阑珊，而一定是静谧无声、万籁幽然的什刹海夜色。
报载：有关部门不再批准在什刹海开建酒吧，对什刹海来说这真是一个福音。
一般来说对于领袖著作的出版，编辑工作应该格外认真。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不过，现实中真正做到讲认真，就难乎其难。至于编辑，可能也是因为千头万绪，人、事，繁难不已，为之束手，这也是许多书后来都需要修订的一个原因。
现在可以看到的毛泽东著作，有这么几个本子：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这个本子现在估计找不到什么编辑上的问题；二是1987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多卷本，因系“内部发行”，使用率并不高。比如我所在的城市杭州，几家大的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都没有收藏，这里就不谈论；三是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多卷本。该本是《毛泽东选集》未曾收入的一些毛泽东建国前后的文稿和讲话等，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样，也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以上两书，都有“简要注释”。
以上几本书，我手头上都有，因为经常要用，也就发现了若干问题，试举几例如下：
1、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有一个讲话，这篇讲演后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2卷，题为《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香，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提及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抗日牺牲将士，即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香、潘占魁等11人。其中，郝梦龄是第9军的军长，1937年10月16日牺牲于在山西的忻口战役；佟麟阁是第29军的副军长，1937年7月28日在北京南苑壮烈殉国；赵登禹是第132师师长，与佟麟阁同日牺牲于南苑；饶国华是第145师师长，1937年在皖南广德之役的激战后他率领一营兵力撤离，后含恨举枪自戕，以身殉国；刘家祺是第54师师长，与郝梦龄同日牺牲于忻口战役中；姜玉贞是第34军第196旅旅长，1937年10月在山西原平阵亡；李桂丹是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在1938年2月18日武汉上空的空战中，他架机击落日机3架，最后慷慨殉国；黄梅兴是第5军第88师第264旅旅长，曾参加过淞沪战役，后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殉国。至于毛泽东讲演中提及的陈锦秀、姚子香、潘占魁三人，情况不详，文集也无注释。据笔者揣测，可能是因为当时报纸刊登战况时因文字错讹，鲁鱼亥豕，导致人名错误。毛泽东讲话中的陈锦秀似应为陈钟书。陈钟书，云南人，第60军第183师第542旅旅长，1938年4月24日在台儿庄战役中英勇殉国。同样，毛泽东讲演中提及的“姚子香”，则应为姚子青。姚子青是第89师的营长，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驻守于上海宝山县城，后该部伤亡过半，旅长翁国华自戕。姚子青营亦陷入重围，终战至城陷，全营五百余人壮烈殉国全部英勇牺牲。至于“潘占魁”，我尚未查到相应的材料。
坊间有一本专门记叙毛泽东为革命烈士题词和赠送挽联的《领袖悲情》（孙俊亭编著，红旗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在提及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时，其称：“文中点到的烈士均是国民党的将领，遗憾的是陈锦秀、姚子香、潘占魁烈士的相关情况，今天已难以寻觅”。其实，这是作者没有考虑到当时各字会有误传、误写的情况。可能《毛泽东文集》在编辑的过程中也有同样的情况。
2、《毛泽东文集》第4卷有《在小河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文。毛泽东在其中述及土改问题时说：“平分土地是一个原则，但按情况不同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侯外庐，但对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例外”。（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书中的注释，仅提到杜、侯两人的籍贯和当时的身份（一为民盟成员，一为历史学家），读来似不能很好理解毛泽东原话的意思。愚意毛泽东此话原意是对两人在其家乡的土地的处理意见。杜、侯二人当时皆并不依赖土地为生，也就是说不存在“剥削”问题。如侯外庐先生在其《自传》中说：“我生于山西平遥县的一个地主阶级家庭”，但到他父亲侯福昌时已颇为开明，所以两个儿子都信仰了共产主义——侯外庐和侯俊岩（山西“新军”的指挥员之一），在土改的时候这样一个地主家庭“已成为晋冀鲁豫边区通向延安的地下交通线的一站。所以，解放后被定为开明士绅”（侯外庐《韧的追求》）。所以，毛泽东所言系指他们在其家乡情况而言，并非指其本人地主。若是后者，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则有说明：“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等人，他们同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改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对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例外”，刘亚雄、牛荫冠等如此（他们父辈即刘少白、牛友兰等“开明绅士”），外庐先生其实亦非“例外”，据其《韧的追求》所述，他是早在留学法国时也即“1928年春天，经成仿吾、章伯韬两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只是后来返国后未能接通组织关系，在毛泽东小河讲话前数年，跟随周恩来战斗在重庆的外庐先生曾婉转提出归队问题：“我的组织问题怎么办”？“周恩来同志答复我：‘暂时在民族运动中活动，还是在外边好，组织问题以后再说”（同上），于是外庐先生便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亦称“小民革”，后并入“九三学社”）中从事革命活动了。
3、《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文，其中关于周北峰先生的籍贯，注释为“山东永济人”（第252页），错了，应为山西永济人。周北峰先生有《我的回忆》，其自云出生于河南陕州，而祖籍系山西虞乡。永济与虞乡原属蒲州，后合为永虞县，1950年分治，再并归山西运城，1961年原永济县恢复单建。
周北峰先生从前是傅作义的部下，他们都是晋南人，这其实是一个常识。
夏征农一封未刊信
■ 徐庆全
1978年9月12日，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致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周扬，就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和方兴未艾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汇报了上海的情况。在粉碎“四人帮”后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中，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前一个问题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先声；而后一个问题则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封信就有了一些史料价值。现将这封未刊信转录如下，并稍作解释。
夏征农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前次在北京见到你，看到你身体和精神都很健旺，非常高兴。
我从北京回来后，次日（七月一日）即到复旦大学上班。因系初到，一切都不熟悉；且复旦为“四人帮”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宣传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与北京“两校”可以并美；情况复杂，问题很多，干涉很广。虽然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了快两年，但改变不大，要搞好，确实很吃力。所以，我虽然早想给你写信，总是定不下心来。望见谅。
不久前，有同志告诉我：“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三篇关于“两个口号”论战的评论，有一篇点名批评了我，要我找来看看。我认为：“两个口号”论战的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对“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怎样评价问题，是“四人帮”颠倒历史借以打倒一大批老文艺工作者主要论据之一，必须搞搞清楚。因此，我看了“文学评论”第二期的有关三篇文章后，就想写一篇文章，提出我的看法，但因材料不足，我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只能就“文学评论”三篇文章提供的材料发表一点意见。于是就写成致“文学评论”编辑部的一封信。你阅后，如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就请转给“文学评论”编辑部。
关于上海有关社会科学战线的情况，我想告诉你这样两件事：
关于理论标准问题，上海各报，除转载“人民日报”的几篇文章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登载一条消息。听说，这是市委宣传部的意见：不表态。前些时候，且制止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允许讨论了。不知何故？
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社联，本来原班人物俱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