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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的宗派主义、极端的教条主义把他看成“非我族类”有关。时间长了，他也就渐渐地为一般人忘却了。因此，余思牧先生的《作家许地山》也就格外引人注意。
《作家许地山》对传主的身世生平有详细的考订和叙述，读者从这位作家生于忧患，长于飘泊、流亡，因台湾沦为日据，流寓广州、闽南、缅甸，而后又北上燕京大学，再去美国、英国深造，回国后先后又在燕大，然后是广州、印度、香港等地任教等经历看到他是怎样从一个五四闯将，成长为宗教学的学者，人道主义作家的；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饱经磨练的游学生活，又是如何影响着他的思想成长。本书对传主的家世，上至父祖辈，下至儿女近况，都有详细、扎实和新的考订，从而使读者对传主家族的历史脉络有总体的了解。这都是别的类似著作中所未见或少见的。
其次，本书博采众说，广为介绍前人研究成果中的精华，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过去文化学术界是怎样评估认识这位作家的。同时余先生也有所鉴别取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譬如，本书在对许地山的一些代表作品作了详细的论列和独到的分析后，论述了许地山是作家、学问家、宗教徒的同时，又是一位爱国的民主战士，“他的个性是善良而复杂的，他的创作具有争议性，但具有独特个性和风格的。不过，他不热中于中国政党政治斗争的参与，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不趋时，不逐流，不左倾，不右转，在国民党、共产党之间保持着一种独立的、理智的存在，是他为人与为文特点……”再如，他说许地山“青年时期沉浸于宗教哲学的研究，立志要探索、弄清各种宗教的教义的异同，以寻求人生的真谛和出路。因此，早期基督教的‘宽恕’、‘博爱’思想和佛教‘忍让’、‘普渡众生’的教义，就与他从西方文化道德中学到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相贯通，渗透到他的散文与小说创作的主题思想之中。”但是，“他既有研究宗教、比较宗教的热情，却不带任何宗教的偏见去写作，却是很不平常、确切的事实。许地山研究宗教却不迷信或盲从宗教，为的是他相信各种宗教的教主都是人间的寻求解答人生难题的哲学大师……”像这样的精彩论述在本书中随处可见。
许地山对宗教的涉猎非常广泛，而且有深入研究的成果。本书有专章详细论述许地山的思想和宗教学研究的精髓。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地山的特点，“他是儒，是佛，是道，是基督，他吸取众教派中的精神精华，可又不是儒，不是佛，不是道，不是基督，他排斥其中的糟粕。他只是一个甘于平凡又做出不平凡事业的、平和、谦厚、乐观、热爱人生、热爱友谊、热爱正义、热爱祖国的作家、学者和教授。中西文化道德观都在他心头流淌过，但没有能改变他的纯真、单一、独立、自主的心灵。”
《作家许地山》一书议论纵横，文笔富有气势，分析散文小说，细致得当，独具艺术眼力，这都是余思牧先生历来的优长，也足见他的学术功力深厚之处。我期待着他将要完成的作家传记系列早日成功，但也诚挚地希望他张弛有度，达到健康与写作双赢。
评
翻读六大册《唐宋词汇评》之初，便深觉此书的学术质量大大超出我的心理预期。因为书中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选词与汇评两项，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还包括对最新词学研究成果的把握和主编者尚未独立发表的研究成果。书中在词人“小传”，下根据具体情况设“传记资料”“年谱”“著述”“序跋”“总评”“附录”等项；下录作品，每首作品下设“编年”“本事”“汇评”“考证”“附录”等项，每一项类的有无、多寡，俱因文因事而异，并不强求一律。在相关资料中，编者尤其注意吸纳新的研究成果和墓志、序跋等第一手材料。如张志和“小传”是这样写的：
张志和（生卒年不详），本名龟龄，字子同，自号烟波钓徒，又号玄真子，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年十六游太学，擢明经。献策肃宗，深蒙赏重。命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赐名。后坐事贬南浦尉，会赦还。不复仕，隐居越州会稽。代宗大历九年（774）秋，谒湖州刺史颜真卿，撰《渔歌》五首，后传入日本，嵯峨天皇于弘仁十四年（823）作《和张志和渔歌子五首》，为日本填词之开山。（《唐五代卷》第41页）
关于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通常注本都没有明确系年。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转引旧说曰：“《历代诗馀》卷二百十一引《乐府纪闻》：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尝谒颜真卿于湖州，以舴艨敝，请更之，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作《渔歌子》词。”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同龙注（唯“卷二百十一”作“一百十一”；“纪闻”作“记闻”）而文字简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唐宋词选》仅注西塞山地在湖州。依笔者管见，最早指明此词作年的是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文曰：
这五阕《渔歌子》是颜真卿当湖州刺史的时候，张志和访问湖州时所作的。要是我们读一读收在颜真卿的《颜鲁公文集》卷九中的题为《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一文的话，便更可以详细地知道这件事。该文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大历九年秋八月，讯真卿于湖州（下从略）”……据此可知，张志和去湖州访问颜真卿，在那儿作了《渔歌子》；时间是大历九年（774）秋八月。当事者所说的，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正确的了。实际上我所需要的正是这个年代。与此相关，嵯峨天皇的《渔歌子》是什么时候的作品呢？……由此可知，我国填词的历史是自嵯峨天皇君臣酬唱的作品开始的。（《日本填词史话》中译本第7…10页）
将张志和小传与这段文字相比照，可明显看到学术观点上的吸纳与因承。神田氏的著作1965年由日本东京二玄社初刊，程郁缀、高雪野合译的中译本2000年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即便小传作者并未直接看到神田氏的著作，亦很可能间接受到其著作的影响。因为相关议题已见诸国内学者的文章之中。如陆坚的《张志和的流播与日本填词的滥觞》、张昌余的《从中日两组渔父词看文学的传播因素——试论张志和与嵯峨天皇的》等。（详《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libweb．zju．edu．cn：8080／renwen／site／GuoXue）这种开放式的学术吸纳和对相关领域研究进展的关注，赋予《汇评》鲜活的生命力。
另外，本书重视年谱、序跋与碑诔。“年谱”项下“列举两宋直至近人所撰词人年谱”，“传记资料”项“并列史传书目卷次、宋人文集与宋元以及后世方志中的传记资料”（见“编辑说明”）。如周邦彦“传记资料”项列出的项目是：
《宋史》卷四四四《文苑传》
吕陶《净德集》卷二十六《周居士墓志铭》
王僻《东都事略》卷一一六《文艺传》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六十六《人物传》
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
刘永翔《周邦彦家世发覆》，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吴熊和《周邦彦琐考》，见《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可见收罗之全面。另如惠洪传下曰“惠洪《石门文字禅·寂音自序》一文自叙生平甚详。”汪藻传下列出“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十四《宋故显谟阁学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志铭》”；又《唐五代卷》张志和小传下引录“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九《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别集卷七《玄真子渔歌记》”，以及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方勺《泊宅编》、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三十三《会稽先贤祠传赞上·唐张先生》等文学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冷僻材料，足可见出编写者的谨严与用力。在汇集资料方面的视界之广和判别之精，成为本书重要特征和最大优长。
选词之下，根据具体情况附“编年”、“汇评”、“本事”、“考证”、“附录”等项；对《全宋词》中两见的作品，在依从《全宋词》编纂体例的前提下尽量体现编纂者的辨析和见解。如并见于苏过、汪藻名下的《点绛唇》：
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 好今霜天，闲却传杯手。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于酒。（第1161／1249页）虽两人名下并出，并在“苏过”处的“汇评”、“考证”项下录出支持苏过说的见解，但在“汪藻”名下的“本事”项则录出唐圭璋《宋词互见考》、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中认定汪藻为作主的说辞，选择之中已见出编纂者的取向，对读者做出方向性的引导，这同样体现出编者的谨严与用力。不过令我个人不能遽然信同的是：词中名句“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似由秦观《摸鱼。儿·重九》词中化出，此词《汇评》未选，兹将后半阙录出，以为比对：
休株守。尘世难逢笑口。青春过了难又。一年好景真须记，橘绿橙黄时候。君念否。最可惜，霜天闲却传杯手。鸥朋鹭友。聊摘取茱萸，殷勤插鬓，香雾满衫袖。
从苏、秦两家的关系说，苏过化用秦词的可能性更大。至少可以在附录“与本词有关的诗词文等”的“附录”项里将秦观词录出，为读者的判断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
本书最有学术含量的项类是“编年”，如主编吴熊和先生在前言中所举以刘光祖《沁园春·寿晁帅七十》为依据，从而推断出晁公武的准确生年，便是最为生动有力的证据。然而最容易发生歧义的项类也是“编年”。如徐经孙《水调歌头·致仕得请》，上片：
客问矩山老，何事得优游。追数平生出处，为客赋歌头。三十五时侥幸，四十三年仕宦，七十□归休。顶踵皆君赐，天地德难酬。（第3206页）
“编年”曰：“景定二年（1261），徐经孙七十岁，致仕得请。词中‘三十五时侥幸’，指三十五中进士。‘四十三年仕宦’，指出仕至罢归闲居。”如此解释便在时间上发生龃龉。编年既言词人七十岁，又言自出仕至致仕经过四十三年，从三十五岁计，加起来就成了七十八岁，显然有误。这里“四十三年仕宦”当指四十三岁时出仕。词中“三十五时侥幸，四十三年仕宦，七十□归休”三句的句式是一致的，即三十五岁中进士，四十三岁开始做官，七十□岁退休。因为尽管宋代的科考选官制度多有细节上的调整和变化，但可以明确的是：中榜进士只有状元等名列前茅者能够直接授官，其余均要经过一个“待选”的阶段。所以从词的文本中可知，徐经孙中进士八年后始得为官。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七十□”究竟是“七十岁”还是七十多岁？据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徐经孙的生卒年是公元1192～1273年，享年八十二岁；另据《宋史》本传，徐经孙以忤奸相贾似道罢归，“闲居十年卒”，由此可以初步推定：其致仕年岁当为七十二岁（宋代的致仕年岁比较宽泛，大致在七十岁上下浮动）。也就是说，文本中的“□”很可能是“二”字。
当然，这些可以讨论的细枝末节问题，丝毫不妨碍本书成为极有价值的学术工具书。因为在提供大量学术信息的同时，这也是一部关于全唐五代词和全宋词的优秀选本，以较通常选本更大的选篇分量，提供了更高层面上的文本阅读。
（《唐宋词汇评》（全5本），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版，总价：280．00元）
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更多关注的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或是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有过显赫地位的民族之间的发展关系，少数民族之间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之间历史关系的发展研究则比较薄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与形成，既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彼此交融、互动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各少数民族间自古以来相互交流、彼此互助、相互融聚的历史结晶。可惜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欠缺，纷纭复杂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研究线索的零乱，可供参考的前人研究成果的欠缺，使得这个重要的研究内容，较少有专门而系统的相关研究成果呈现，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缺憾。
2005年5月，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杨福泉先生的新著《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这本著作经过作者前后二十余年的学术探索积累，论证精深。杨福泉先生长期致力于纳西学研究，熟悉国内外的纳西学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并长期在纳西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