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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电影，但更像是政治广告宣传片。这样的影片在美国上映，对美国总统大选毫无疑问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艺术家们也在尝试着各种行为艺术，但是与摩尔相比，他们那种自我作践的艺术活动显得实在不足挂齿。摩尔的社会视野和忧患意识与中国艺术家的患得患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们不能说哪种艺术是好的，哪种艺术是坏的，我们只能说，和中国的艺术家相比，摩尔的眼界要宽广得多，他的影片具有深度，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中国电影从好莱坞学到许多技术上的东西。但是，在技术日臻完美的今天，中国电影思想的苍白也表露无遗。在许多精美制作的背后，所宣扬的却是陈腐的思想。
摩尔是个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思想观念和政治上的说教。但是，真实使他的电影感动人。对这样一种新型的电影样式，世界各大电影节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在电影界也是如此。
当我们的电影远远避开政治生活的时候，摩尔正在走进政治生活。当我们的电影充斥着青天大老爷的时候，摩尔正在摧毁一个个政治偶像，他利用美国刚刚发生的枪击事件，向美国最有权势的枪支协会负责人发起了挑战。在美国同仇敌忾向拉登和伊拉克的萨达姆发动军事进攻的时候，他在美国总统的后院燃起了大火。这是一种政治游戏，摩尔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政治题材中的一本正经，假戏真做，也让我们看到了政治电影的残酷无情。在影片中，政治人物面对摩尔的采访镜头，可以拂袖而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摩尔提出的问题，政治家们该何去何从？
摩尔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政治人物还有如此尴尬的一面。不过，回头想想，电影这门艺术和新闻纪录片相比，还有哪些区别呢？这样的问题恐怕只有请做专业研究的学者来回答了，观众们只要在听完政治家的演讲，坐到电影院里，看摩尔用电影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宣扬自己的观点就足够了。
民主社会的多元，不仅仅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价值观表达方式的多元化。如果允许一部分人利用最现代的新闻媒体影响公众，而不允许另一部分人以自己的方式发表意见，那么，这个社会还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摩尔电影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看到真正文明社会的本色。在这样的社会，即使贵为总统也不免被嘲弄。
摩尔也许不是一个最会讲故事的人，但他是一个最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人。他也许不是一个最出色的艺术家，但是艺术家中最出色的政治家。他敢于告诉人们，总统的宝座下面有什么肮脏的东西。这是一个破坏者，但在民主社会，他何尝不是一个建设者呢？
有人开玩笑说，戛纳电影节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将最佳男演员奖授予美国总统布什。在《华氏9·11》中，布什占据了大量的镜头。这部影片是摩尔对布什总统的政治战争。其中有大量的镜头是诋毁布什总统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摩尔在使用布什总统的肖像时，是否征得了布什总统的同意？如果摩尔先生在制作影片时，没有征得被拍摄者的同意，那么，作为电影导演，他是否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或者，本片的制片人是否应该承担侵犯电影演员民事权利的责任？
如果布什总统真要打起民事官司，可能会有人说他是在公报私仇。但是，既然这是一部商业电影，那么，作为很不情愿的演员，布什总统为什么不可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呢？
这倒不禁让人想起了若干年前发生在中国影坛上的一桩诉讼案件。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秋菊打官司》中，有一个卖麻糖的农村妇女的镜头。这位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影片的制作者在未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了她的肖像权，给她的精神带来了一定的伤害，因此要求电影制片厂承担赔偿责任。记得当时电影制片人提出的答辩意见是：这是创作的需要。如果摩尔先生真的遇到了布什总统的诉讼，他也可以像中国电影制片人那样，认为这是创作的需要。不过我总
《华氏9．11》剧照——摩尔在采访
怀疑，布什总统会不会以自己的诉讼为这部电影作免费广告。毕竟，作为公众人物，布什总统不能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太过于较真。在法学字典里，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是要受到知情权限制的。
对于布什总统而言，这部影片可能引起的政治影响恐怕要远远超乎对其个人名誉的伤害。因此，当事人未必会通过民事侵权诉讼阻止影片的发行。但我们也不排除这种可能，那就是影片涉及到的公众人物拿起法律的武器，阻止影片的进一步扩散。否则，受伤的几乎肯定会是布什，受益的将会是急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摩尔先生。
这是一场还没有开始便有了结果的诉讼，如果有这样诉讼的话。因此，我猜测美国总统的幕僚们不会愚蠢到打一场侵权官司。摩尔先生拍摄了，世界公众看到了，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这就是民主，打碎了牙齿咽到自己肚子里，面对公众还要强颜欢笑。这就是自由，不可以伤害自己的同事和邻居，但是，可以大胆地羞辱自己的总统。在这样的国度，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可以批评任何人，只要他是公众人物。
在这样的国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日子过得很艰难。不过，回过头来想想，既然他们掌控大量公共资源，甚至能够左右他人的命运，为什么不应该被装进玻璃鱼缸里，任人评说？
布什总统是个“演员”，只要打开电视的新闻频道就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中国七十年代的电影纪录片。在那些纪录片中，也有一位政治家演员，他就是来自邻国的一位谦恭的国王。看来，美国的摩尔先生把总统当作纪录电影中的演员，并不是什么首创。如果他的电影有什么独特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以往我们总是看到政治人物操纵着我们，现在，摩尔先生让我们看到了政治人物被操纵的命运。
也说学术文化世家的消逝
■ 邱 巍
2003年末，苏州大学的钱仲联先生高龄辞世，被媒体称为中国精英文化传承中“家学”模式的终结。随着近年国宝级人物的相继凋零，此种论断虽难免让人扼腕，却早已是既成事实。而转过年《博览群书》2004年第4期所载的马斗全先生的《悲学术文化世家的消逝》则揭示出，在家学已成“广陵散从此绝矣”的今天，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些尴尬的细节，个中滋味，更使对学术文化抱有热忱者为之气短。
不过在驻足感叹之余，如果我们不能对学术文化世家消逝的原因与过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对这一现象提出一个更加有力的评价与判断。
以近而言，政治环境与学术环境对学术世家消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在“唯马首是瞻”的高度一体化意识形态之下，文化世家所承载的传统学术在相当程度上被与封建主义划上等号。出身书香门第的世家学者既然是腐朽阶级的代表，不是戴帽子，就是靠边站，常常只能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极为有限的学术研究。而此种环境下，他们的子女后人如果不是急于“脱胎换骨”、“划清界线”，也难以有承继家学的可能。政治运动不断、人人自危的状态使学术文化的世家相传无异是痴人说梦。而时过境迁之后，当年学者的后人来重新整理先人的著述，自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所以马先生文章所举出的，俞平伯的后人读不通祖上的书，陈寅恪和吴宓之女整理的先父遗稿有较多错讹，也实在是大势之下的必然结果，情有可原。
不过这只是近因，如果我们将眼光放远，学术文化世家的衰微实际上早从清末民初就已经开始了。传统学术文化是学术文化世家传承的血脉，而近代以来的大势是传统学术文化的衰落与西学、新学日益成为学术文化主流。虽然不同阶段，传统、西、新的所指会有不同，但以新为胜、以西为胜确实是潮流与风尚。在此种心态下，新一代的“世家子”在面对学术与职业选择时，相当多地转向了政治、科技、实业诸方面，而多样化的选择注定了世家学术文化的断裂。如果我们细细观之，由清末及民初，能将家学传承光大者实为少数，而中绝倒是普遍的现象。这种断裂使那些在家学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家族女性也深有感触，罗振玉的侄女罗守巽曾忆及当年单士厘将自己的诗稿交其收藏时说：“孙曾虽众，但无治国学者，后必散失。”（《受兹室诗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单士厘的儿子钱稻孙在今天可能被看作是兼通中西的翻译大家，而从小在日本学堂里长大的他，在母亲眼里已难承家学。
在一代代新的“世家子”中，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转向理工学科似乎有一定的典型性，早期的如夏曾佑之子夏元琛任北大理科学长（严复、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稍晚的如粱启超之子梁思成转攻建筑学，钱玄同之子钱三强以核物理为志业，与钱玄同一起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课的钱均夫之子钱学森学习空气动力学。由文史变为理工，虽然还可以目之为学术，但这新的学术已经不是家学传承所能容纳和延续的了。这种转变不单是新一代的选择，也反映了老一代的取向，父不以传家学为责，子自然亦不以承家学为志。钱玄同书赠儿子钱三强作为终生座右铭的“从牛到爱”（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四个字，既标示心态与潮流所向，也体现了知识重心的转移。
此种潮流的背后，实际上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知识传承机制与学术体制的巨大变化。中国前近代社会，在知识与学术传承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个人化、亲情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世袭化。这是家学发达及文化世家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对于其产生，陈寅恪认为，东汉以后“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9页）这种家人父子之世业，以家庭为中心，以伦理亲情为纽带，以庭训与私学为载体长期传延。前面提到的钱仲联到了晚年仍然对小的时候就被父亲课以反复抄诵祖父著作（其祖父钱振伦为晚清进士、翁心存的女婿，也是钱玄同的伯父）的情景记忆犹新，幼时枯燥的抄诵于潜移默化中构划了他未来的知识与学术取向。不过这种家学传统到了晚清受到直接挑战，随着清末科举体制的废除，新教育体系的引进，知识的生产与传承都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场景。陈寅恪所说的世家学术形成的情况完全发生了反转。在知识传承上，由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人化教育向以学校为中心的公共教育转换。在知识结构上，由一体化知识向学科化知识转化，知识分类与社会的职业分工都越来越细化。在学术机制上，由相对松散与个人化的状态转变为以高度组织化的机构（大学为中心）为基本运行空间。这些巨大的转变从社会与制度层面上完全打破了家学传承的内外环境，从体制上说，学术文化家族的传承在民国初年就已经被完全打破了。当出生于清末民初，最后一代在家庭与私塾内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人物的生命划过一个世纪而消散，在又一个新旧世纪交替之时，学术文化家族的最终消逝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由以上几点观之，学术文化家族的消逝是和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思想与知识体制的巨大变迁相伴随的，在这个过程之后，家学的终结已经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事实。所以，马斗全先生在文章中所倡言的“创造学术世家后人能继承其家学的条件，使学术世家这一现象得以延续下去”的主张固然可爱，却是不可信，且不可行的。至于有的作者进一步提出的“应当允许有杰出成就的人文学科专家招收和培养子女做自己的研究生以继承父业”（耿法：《学术文化世家为何消逝》，《文汇读书周报》2004．5．18）的建议则更是没有搔到痒处。对于学术文化家族的消逝，悲则悲矣，惜则惜矣，然而所谓势比人强，在整个社会的知识传承体制完全转换的情况之下，若想通过再造学术世家来为中国学术文化做出多大的贡献，则只能是一厢情愿。
当然，传延千年的学术文化世家绝不会也不应当在中国文化的精神深处轻易地翻过去。在我看来，学术文化世家传统中的不少资源恰可以成为今天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诸多异化现象的解毒剂。比如陈寅恪曾论士族的特征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