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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该书在介绍达尔文时，介绍了《物种起源》一书中的一些进化论基本观点。也不妨再重温一下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撰写的《日本书目志》按语，在这部《日本书目志》中既有自然科学著作《进化原论》《进化新论》《进化要论》《通俗进化论》《动物进化论》《万物退化新说》等，又有社会科学著作《社会进化论》《族制进化论》《宗教进化论》《社会平权论》等。康有为不仅阅读了这些书报，而且据以著书立说，汤志钧先生凭什么说1902年以前康有为根本没有接触过进化论思想呢？
时下有些修订本著作，借修订之名，行加长之实。就汤先生新修订的《戊戌变法史》而论，它只是把近二十年新发现的史料叠床架屋地增加进去，内里仍然是那本没有理论骨架的旧作，而且许多常识性的错误一错再错。例如，关于康有为蕴思《大同书》的时代背景，康氏在《｛大同书）成题辞》题记手迹中明明写的是：“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稍有些历史常识即明白这是1884年（甲申）中法战争中，因法兵进攻镇南关，广州戒严，康有为回家乡避难。可汤先生从他的论文集（《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第108页），到学术专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杜1984年第1版第94页），再到人物传记（《康有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初版第368页），直到这部修订本（《戊戌变法史》，第706页），一律写成“清兵震羊城”。更有离奇者，汤志钧自称是经学家，大概读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其中有《公黜陟议》，讲的是官吏升降赏罚问题，汤先生从其学术专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到人物传记（《康有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初版第68页），再到权威“经典著作”的修订本（《戊戌变法史》，第121页），一律杜撰成“黜涉”，把官吏升降写成了涉水过河。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一错二十年浑然不觉。
现在书籍越出越多，部头越写越大，价格越来越高。实际上真正有理论深度令人耳目一新的佳构杰作很少。就汤先生新修《戊戌变法史》而言，虽然传递了不少史料包涵的历史信息，但缺乏今人真知灼见的历史判断，只能算是瑕瑜互见的泛泛之作，怎可吹捧为“经典”呢？
徐一士与
1929年7月7日，天津《国闻周报》（《大公报》副刊，后转上海刊行）第6卷第26期开始设《凌霄一士随笔》专栏，逐期刊登掌故文章。同一期还设了《曾胡谭荟》栏目，专谈有关曾国藩、胡林翼的掌故，署名“凌霄一士”，也是逐期发表，截止到第7卷第4期，共刊登了26期。而《凌霄一士随笔》则一直连载8年有余，到1937年8月9日第14卷第31期为止（后因日寇侵华影响而停止）。此栏目未另署名，读者一望而知作者即为凌霄一士，但不知凌霄一士为何许人，有些读者误认为是一个作者的笔名。实际这个栏目是先伯徐凌霄和先父徐一士兄弟二人合作，由一士一人执笔撰写的。一士于1944年曾著文写道：
民国十八年间，天津《国闻周报》社特约吾兄暨余为撰笔记，乃以《凌霄一士随笔》等稿，用兄弟合作之方式，逐期披露。稿多由余执笔，吾兄助搜资料，并酌加指导。此项稿件长期登载，引起读者之注意。（载于1944年《古今》杂志第57期）此后徐凌霄间或提供一些资料，但未亲自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过文章。
凌霄（1886…1961）、一士（1890~1971）祖籍江苏省宜兴县，自幼随父游宦山东，受家学教诲，并先后毕业于山东高等学堂，均被清廷授予举人称号（时称洋举人），此后凌霄又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他二人既通经史，又受西学教育，精通英语。他们的伯父徐致靖、堂兄徐仁铸、徐仁录、徐仁镜，都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变法失败后，徐致靖被判绞监候，徐仁铸被判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即忧愤而死。凌霄、一士从孩提时起即接受变法维新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与熏陶，并亲身经历当时社会惊天动地的巨变和家庭遭受的巨大打击，促使他们决心利用自身的学识和文笔，积极投入关系国家命运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去。1909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京、沪等地新出报纸很多，广征地方通讯，凌霄、一士当时都还在济南高校读书，立即响应，担任三数家报纸通讯，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写作生涯，笔耕不辍四十余年。
徐一士在投入新闻界后，先在济南任上海《民权报》、《中华时报》特约通讯，北京《新中国报》特约撰述。1913年迁入北京后，又任“报界同知会”主任，此后历任京、津、沪、宁、港十余家报刊的编辑、通讯或特约撰述，一生致力于历史掌故的研究和著述，发表文章累计数百万言，被文学界誉为“晚近掌故史料巨擘”。1924年起在北洋政府农商部（后改实业部）矿政司任职，此期间还兼任平民大学新闻系、盐务专科学校、北京国学补修社、北京国学书院讲师、教授，1928年起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任编纂员，直至1955年退休。但他在任职期间，仍伏案疾书，孜孜不倦，对掌故的著述从未间断，直到五十年代初因患脑眩晕症难于执笔为止。1943~1944年，在挚友的督勉下，先后出版了（掌故学著作）《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两个单行本。八十年代初，北京图书馆书目文献出版社将两册合为一册重印出版。此后十余年，上海、四川、山西、辽宁、重庆等地出版社也竞相出版，重新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徐一士最重要的掌故著作当属他执笔写的《凌霄一士随笔》，洋洋120余万言，更引起当时史学界的极大注意。六十余年前，堂兄徐列（凌霄、一士之侄）曾就学于北京国学书院，亲聆柯昌泗先生（原民国清史馆总纂柯劭忞之子）讲课，先生说：
研究近代史，不可不看《凌霄一士随笔》，《清史稿》是官方史，而《凌霄一士随笔》集清野史之大成，加上他们二人的亲身经历，是最可靠的近代史资料，也是学习清代历史的必修读物。徐一士在《随笔》的“前言”中写道：
笔记体，类至繁，或辨异同，或传人物，或系掌故，或采风俗。所期不违乎事实，而有益于知闻。……在昔专制之朝，王者为防反侧，以非礼示其权威。朱元璋以“殊”“则”二字，辄行杀戮。胤祯、弘历踵其故智，迭兴文狱。故以当时之人，而为私家之著作，处境綦艰，有时饰为颂扬，良非得已。至清之既亡，则野史如林，群言庞杂，秽闻秘记，累牍连篇，又过于诞肆，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
清史设馆于民国初元，迄于昨岁，始有一《史稿》刊行。虽传志表谱，略具规模，而取材循官书文件之旧，评赞多夷犹肤饰之词。盖与斯役者，多胜代遗臣，词曹故吏，拘于俗例，势所必然，以云史笔，则无当矣。居恒窃念，有清一代，专三百年中华之政，结五千年专制之局，为世界交通新陈代谢之窈键，是非得失，非止爱新一姓所关，辄思爬梳搜辑，贡一得之愚。年来分载平、津、沪报章者，尚未尽其什一，继兹以往，当赓续前绪，以竟全功。其他珍闻俊语，文苑艺林，有可以佐谈广益，亦所兼收，不限于掌故一端，用符随笔之体。惟思科举抡才，台谏肃政，法良意美，昭于前朝，而复为近时五权宪法创制之根据，故拟特为注重，审其沿革，辨其利弊，冀为研讨者一助焉。这段话足以说明，徐一士在动笔之前，已立下致力完善清史编纂的宏大志愿，并为此广集资料，为世人留下了这部皇皇巨著，成为民国年间篇幅最长，资料最丰的掌故笔记压卷之作（语见1997年7月山西古籍出版社版《凌霄一士随笔，导言》）。这部著作奠定了徐一士在掌故学研究中的地位。他的好友瞿兑之先生（清末大臣瞿鸿禨之子，同为著名掌故学家）于1944年对徐一士的掌故学作了如下的评价：
他不是普通人所想象的那样掌故家，就其治掌故学的能力而论，的确可以突破前人而裨益后人的地方不少。第一他富于综合研究的能力；第二他能博收材料，凡有所见，均能利用；第三他有极忠实的天性，读书作文不肯一字放过，不肯有一字不妥；第四他有绝强的记忆力；第五他有侦探的眼光，每于人所不经意的地方，一见即能执其间隙。有了这些特长，所以他的成就可以说是掌故家从未到过的境界，也可以说，自有徐君，而后掌故学可以成为一种专门有系统的学术，可以期待今后的发展。（见于1944年《一士类稿·瞿序》）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徐一士于掌故学的贡献，屡有评介，如许姬传的《凌霄、一士的掌故学》（《人民日报》1984年4月26日），张志平的《徐一士与（一士类稿）》（《人民日报》1985年6月4日），杨云海的《略谈掌故》（南京《史志》杂志1989年第6期），周劭的《徐一士与掌故学》（《文汇读书周报》1991年8月10日），陈左高的《掌故学家徐一士》等，其内容皆不出瞿兑之先生的评价。
《凌霄一士随笔》在《周报》发表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数十年，却长期深埋故纸堆中，似已被世人淡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得知北图收藏有台湾出版的《凌霄一士随笔》，经查阅，台北市的文海出版社此前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丛刊续辑的第636…639辑，全文收进了《曾胡谈荟》和《凌霄一士随笔》，分4辑出版。堂兄徐泽民（凌霄之三子）与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女士的先生早年有同学、同事之谊，与林亦熟悉，他委托我设法与林女士取得联系（林在台北创办了纯文学出版社，熟悉当地学术界与出版界）。此后，在她的热心帮助、牵线下，我与文海出版社负责人取得了直接的联系，社方同意将载有《随笔》的4卷赠书给我们。如今林女士已归道山，笔者颇为伤感。
台湾版的《随笔》四卷本是据《国闻周报》原文影印出版的，除重新编排页码外，未加整理，亦未注明原卷期数，原文每隔数页印有勘误表，以校正前数期文章中的谬误（先父对已发表的自己文章，均仔细阅看，发现错误，立即去函纠正，已成习惯）。我拿到书后，进行校点，在按勘误表改错过程中，发现有文章不衔接之处，即赴国图查阅《周报》原文，发现有漏页情况，即复印补正。长子徐禾正好偶从旧书店购得一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1980年重印的《国闻周报》总目，这给校点工作带来极大方便。经对号注明卷期，“按图索骥”，又发现有整篇文章漏收之处，亦加以补正。
纵观全书文体，应属于随笔性质的资料文献，先父根据多年采集、积累的资料情况，或时势需要、兴之所至，或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只要符合既定的宗旨，无不信手拈来，加以类比剖解，考证评介，期以信史传诸后世，并无通盘预定的计划。一般不设标题（全书只有34篇文章有标题），连载受每期宇数（约1500…2000字左右）限制，未必都独立成文，有的一期记述互不相关的几件事，也有的数期连续记述一件事或相关的事件。浏览这部书后，我感到它的史学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如能把它整理出版，将是对近代史志编纂工作有益的贡献，若能进一步把它按文章性质加以分类，按类重新编排组合，冠以标题，使之成为带有工具书性质的掌故参考资料书，便于读者选择查阅，或许更有实用价值，特别是对初学者可以提供方便。为此，我产生了将它整理出版的念头，并自九十年代末着手进行。首先划分出独立成文的文章及其段落，拟写出标题；其次按内容分成人物、史料、典制、旧闻、文苑、科举六大类；然后按类重新排列组合；最后编写成使用简化汉字和新式标点的书稿。
2000年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全书共设条目860条，按类分章，其中第一章人物76条（以写人物为主线），第二章史料315条（以写事件为主线），第三章典制49条（典章、体制、制度），第四章旧闻204条（遗闻、轶事、民俗、趣谈等），第五章文苑128条，第六章科举88条。书稿完成后，准备联系出版单位。正在此时，女婿竺青在琉璃厂突然发现中国书店已在出售山西古籍出版社早在1997年7月出版的5卷本的《凌霄一士随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买回这套书阅看，发现完全是按台湾影印版《随笔》加以整理（按自然段冠以要点或题目）重新排印的（因它保留了台版不该出现的因漏印而笋文章不衔接的错误）。该社未征得版权所有者同意，擅自出版，自属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