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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它保留了台版不该出现的因漏印而笋文章不衔接的错误）。该社未征得版权所有者同意，擅自出版，自属侵权行为陈社1996年曾出版过先父徐一士的《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等书，并非不知情者），几经交涉，该社亦承认此事。我考虑该社出版此书亦是一件好事，无意再追究。然而该书既出，根据目前出版界状况，我的计划只得暂时搁浅，以待机缘。
往昔读《陈寅恪诗存》，其中有《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畅台山看杏花诗一律》：“当年闻祸费猜疑，今日开编惜此材。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花随人圣庵笔记》一书所记以晚清史实居多，间或述及清代以前和民国初年的一些史事。作者黄浚（1891~1937），字秋岳，福建侯官人，著作除《花随人圣庵摭忆》外，又有《聆风移诗》行世。抗战爆发后，因其出卖在行政院供职时所接触的机密情报给日本人而遭枪决。黄浚虽以汉奸罪见杀，但寅恪先生这种知人论世、不因人废言的态度给人印象至深。
新近购读南京大学张晖先生所著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作者在论述谱主与汪精卫在抗战期间的交往关系时引用了汪氏不少的的信札及《双照楼诗词稿》中的诗词，颇有寅恪先生知人论世，不因人废言的的遗风。龙榆生（1902~1966），江西万载人，著名词学家，曾任汪伪政府立法委员。汪精卫（1883~1944），原名兆铭，字季新。浙江山阴人，生于广东番禹。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人中国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11年因密谋刺杀清摄政王而名重一时。抗战期间于1938年12月秘密逃离重庆，前往越南河内，发表“艳电”投敌。沦为大汉奸，死后又被炸坟焚尸，遗臭万年。所著《双照楼诗词稿》被目为禁毁书，流传日稀。近年来，对汪精卫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及表现，开始有文学史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笔者手头有两种汪精卫诗词稿印本，下面拟就此略作介绍。
笔者所有汪精卫诗词稿第一种为上海中山书店印行的《汪精卫先生的文集》，全书共四册，诗词在第四册，目次为“汪精卫文集卷六，诗词：庚戊狱中杂诗、杂诗、词”，为普通5号铅字排印，共27页。据《南社诗话》：“去岁冬日，余于坊间购得汪精卫集四册，第四册之末附有诗词百余首。又购得汪精卫诗存一小册，读之均多讹字不可胜校，曾各买一部以寄示精卫，并附以书问讯此等出版物曾得其允许否？何以讹谬如此。嗣得汪精卫覆书如下：‘奉手教及刻本两种敬悉。弟文本以供革命宣传之用，不问刊行者为何人，对之惟有致谢。至于诗则作于小休，与革命宣传无涉。且无意于问世，留以为三五朋好偶然谈笑之资而已。数年以前旅居上海，叶曾携弟诗稿去，既而弟赴广州，上海民国日报逐日登弟诗稿，弟致书楚伧止之，已刊布大半矣。大约此坊间本即搜集当时报端所刊者。刊布尚非弟意，况于印行专本乎？讹字之多，不必校对，置之可也。”’
第二种为《双照楼诗词稿》，洋装铅印，封面为淡蓝色，签条为淡黄色，其中的“双照楼诗词稿’’为印刷体。扉页钤有‘双照楼印”（白方），又两页分别印有汪精卫“壬午中秋夜作’’诗、“朝中措”词的墨书手迹，书法甚佳。汪氏书学董其昌，以娟秀见长，著名的总理（孙中山）遗嘱即出自他的手笔，广东中山图书馆也藏有汪氏墨迹若干。版式为仿古聚珍版，每半页9行，满行24字，单鱼尾，四周单边，书口上方镌有“双照楼诗词稿”。正文共96页，分为《小休集》（上、下）《落叶集》《三十年以后作》三部分，诸诗按年代编排，词则附于每集诗后。《小休集》前有汪氏自序：‘‘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旨哉斯言。人生不能无劳，劳不能无息，长劳而暂息，人生所宜然，人生之至乐也。而吾诗适成于此时，故吾诗非能曲尽万物之情，如禹鼎之无所不象，温犀之无所不照也。特如农夫樵子，偶然释耒弛担，相与坐道旁树荫下，微吟短啸以忘劳苦于须臾耳。因即以小休名吾集云。汪兆铭精卫自序。，’《落叶集》前亦有汪氏自序：“小休集后，续有所作，稍加编次，复成一帙。中有重九登扫叶楼一首，颇能道出数年来况味。因以落叶名此集云。汪兆铭精卫自序。”封底里页有“蓝马柯式印务公司承印 香港铜锣湾高士威道台景楼十八楼A2电话：五：七九O三四四三 （非卖晶）”的字样，但不署年月日。
《双照楼诗词稿》中《小休集》后有曾仲鸣《小休集跋》，据此可以大致了解成书刊刻的经过。曾仲鸣在征引《南社诗话》“余曾在广州东山陈树人寓得见精卫手录诗稿，签题小休集，并有自序一首，以精卫之自序勘精卫之诗，觉其所盲一一吻合，盖精卫在北京狱中，始学为诗。当时虽锒铛被体，而负担已去其肩上。诚哉！为小休矣。囚居一室，无事可为，无书可读，合为诗外，何以自遣。至于出狱之后，则记游之作，居其八九，盖十九年间，偶得若干时日以作游息，而诗遂成于此时耳。革命党人不以物欲所蔽，惟天然风景则取不伤廉。此苏轼所谓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精卫在民国元年以前尝为马小进作诗集序；最近又为陈树人作画集序，皆因引申此义。彼为汪精卫诗存作序者，殆未知精卫之作诗之本旨也”后指出：“顾先生之诗，虽自以为与革命宣传无涉，不欲出而问世，然其胸次之涵养与性情之流露，能令读者往往爱不忍释。而坊间刻本即多讹谬，即南社同仁胡朴安所为丛选钞先生之词，亦复羼人他人所作。然则苟得善本而精校之刊布于世以供读者，使无鲁鱼虚虎之憾，固艺林之所乐闻而亦先生不以为忤者也。余从先生，久得先生手所录诗稿，或平生所作不止此，然既为先生手录，则其可深信不疑已无矣言。爱与二三同志誊录校勘，印成专本以饷爱读先生之诗者，并记其始末如左。民国十九年六月二十日曾仲鸣谨跋。”曾仲鸣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方声洞的妹夫，法国留学生，长期追随汪精卫，1939年在越南河内被国民党特工刺杀。由此跋可知，《双照楼诗词稿》中的《小休集》当刊行于1930年。至于《落叶集》，从所收诗词的年月来看，大概刊行于1940年前后。《三十年以后作》大概汪氏生前并未刊行。据《龙榆生先生年谱》，1945年7月15日，由汪精卫资助、由龙榆生主编的《同声月刊》四卷三号出版，至此停刊，刊有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未刊稿》，龙榆生有“乙酉季春”跋，详细介绍汪氏诗词集的各种版本，并涉及两人交谊。这大概即是香港刊本《双照楼诗词稿》中《三十年以后作》的来历。此外，1964年5月龙榆生先生手订遗嘱中又有：“汪精卫、胡汉民二氏遗作（胡氏有和我诗手稿一册，汪氏有手札词稿一包，手批《陶靖节先生集》四本）及照片等，则由儿辈备函送陈副总理（指陈毅元帅），请予处置。以有关历史资料，不宜轻加毁灭也。”龙先生的看法与论断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但其所藏汪氏诗词手稿今在何处？大概也只有龙先生的家属知晓了。
关于汪精卫诗词造诣的评价。中山大学陈永正先生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在介绍了汪氏的生平后有如下评述。略曰：
汪精卫长于诗文，著有《汪精卫文存》、《汪精卫集》及《双照楼诗词稿》等。他早年在《民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观点鲜明，文锋犀利，在当时享有盛誉。其《革命决不致召瓜分》和《论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二文，曾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评价。随着思想及政治上的倒退，汪精卫的言论转向反动，终于沦为汉奸卖国贼。他在病危时曾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诗词稿。他的早期诗词作品慷慨豪迈，颇具革命性。如写于1910年的《被逮口占》四首，曾经传诵一时。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为第三首：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悲歌慷慨，视死如归，的是佳作。又如《秋夜》一诗，写狱中所感，哀切动人：
落叶宝庭夜籁微，故人梦里两依依。风萧易水今犹昨，魂度枫林是也非。入地相逢虽不愧，劈山无路欲何归？记从共洒新亭泪，忍使啼痕又满衣。此诗写成后由狱卒辗转传至其妻手中，其妻持归南方，同盟会骨干胡汉民、赵声等人读后，感奋不已。其中三四句尤佳，陈衍誉之为“工切绝伦”。汪精卫狱中诗有二十多首，多激昂慷慨之作，为《双照楼诗词稿》的最佳部分。其中《中夜不寐偶成》一章，纵横飘逸，直抒胸臆，是其力作：
飘然御风游名山，吐咤岚翠陵孱颜。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绿水生波澜。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欷风自嗽唧。群鼾相和如吹竽，断魂欲啼凄复咽。旧游如梦亦迢迢，半敕寒灯影自摇。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危樯瘴海遥。
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篇》极赏此诗，赞道：“自来狱中之作，不过如骆丞（宾王）、坡公（苏轼）用‘南冠’、‘牛衣’等事。若此篇一起破空而来，篇终接混茫，自在游行，直不知身在囹圄者，得未曾有。”称誉可谓备至。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的诗词，多为写景、咏物、纪游之作，无复慷慨豪迈之气。盖因作者政治上的退坡，导致他的作品多谈风月，少谈国事，思想意义便大为减弱。但汪氏到底较有才情学养，故写景咏物之作时有新意。如《秋夜》中的“微虫不与无衣事，也作人间促织声”、“繁星点点人间泪，聚作银河万古流”等字句，前者把秋虫声与秋夜连在一起，后者把繁星比作泪滴，立意比较新颖。汪精卫的纪游诗，以写欧美风光的较有特色。如《西班牙桥上观瀑》一诗，写瀑布的气势和变化，形象生动，甚得“观瀑”二字之趣。此外，如《丽尼蒙湖上观落日》写湖上落日的光影色彩变化，《孚加巴斯山中书所见》写山中的巨壑、瀑布、峭石、老松、大湖，均观察细致，描写逼真，颇为不俗。
汪精卫诗歌之外，尚能倚声填词。他在狱中所写的《金缕曲》词乃用清初顾贞观寄吴汉槎之词句写成，颇有忧国忧民之忠，在当时曾广为流传。其他词多为写景咏物之作，如《齐天乐·印度洋舟中》、《百字令·七月登瑞士碧勒突斯山巅遇大风雪》、《疏影·菊》、《百字令·水仙》等，或写域外风光，或于咏物寄意，词笔清健，颇见才情。评价大体公允，但可作适当补充。
首先，汪精卫的诗词造诣是有其渊源的。清末民初的广东文坛，出现了不少以诗词著称的文人。其中梁鼎芬、曾习经、罗悼融、黄节被誉为“近代岭南四家”。晚清岭南诗词的繁盛，值得从社会、政治及文化多方面考量。粤语中古音犹多，人声可辨，与北人不辨人声，甚至不明上去清浊形成鲜明对比，在作诗填词上的优势得天独厚。除去地域性外，家族文化的传承也是晚清岭南诗词较为繁盛的一个重要表现。清代的广州府城分为南海、番禺两县。番禺的汪氏家族，其先世为浙江山阴人，以父祖久居广东，遂入籍番禺。咸丰、同治年间这一家族中的汪琼（汪精卫叔父），博览群书，尤擅倚声，撰有《随山馆词》一卷，与番禺词人沈世良、叶衍兰，并称为“粤东三家”，对晚清岭南词坛影响颇大。汪琼之子汪兆铨、侄汪兆镛（汪精卫同父异母长兄）在清末民初时也都以诗词著称。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汪兆镛被列为一家；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中，收入近代词家108人，广东词家就有18人，汪兆铨、汪兆镛也都榜上有名，并有诗词集行世（广东中山图书馆藏汪氏后人捐献钞本《汪氏族谱》）。在这样浓厚的家族文化氛围中，加上自己的才情，汪精卫的诗词创作自不可与常人同日而语。
其次，汪精卫晚年在政治上虽无可取之处，但在诗词的艺术上却有不同寻常的表现。回顾自己的光荣历史、竭力表白自己为苍生请命以及“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心态是他诗词的一个主题。如《忆旧游·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流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拿空枝头老，同诉飘零。天心正摇落，看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戚戚潇潇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的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再如《满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