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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与五行，并非两派，此派以阴阳五行说明宇宙万物，已为采用道家庄老言自然万物的说法。【史记孟荀列传详载邹衍学说。其推而广之以言地理，又推而远之以言历史，皆与庄子齐物、秋水路径相似。以一气分阴阳，其论采于道家；五行则由当时新发现天空中金、木、水、火、土五行星而起。】惟其主要精神，则仍本於儒家。【即偏重于政治的兴味而言仁义是也。】其学说大约可分两部分。
一见於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时则训及礼记月令，【此主“五行相生”说，如春为木，夏为火，木生人是也。】大抵主王者行政，须随时节为转移。【故曰“时则”，又曰“月令”。今俗称时令、节今，此“令”字即王者之号令，所谓政令是也。政令当与时节相应，即为天人相应之一主要义。】
此种学说，似颇导源於孟子，所谓“勿夺民时”也。【古者以大会猎教战，必于农隙，因之此派生用兵、用刑必在秋冬。又古人役民筑城、浚川及修坟墓等大工役，亦在农事已毕之后，故此派生葬埋及开掘动土必在冬季。农业社会之政治，处处与天气节候有关。惟孟子偏重人道观念，以“不忍人之心”及“保民而王”等说之。邹衍又折向古代宗教意味，偏重天道观念，遂另造一套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如谓冬行水令。利于用兵、用刑之类是也。苟子谓：“盂子、子思造为五行”，以晚起五行学说根本要义实导源孟子，非孟子自身即有五行学说也。（此种思想，直至最近俗传时宪书，仍有某日宜某事、某日不宜某事等，由古人以干支纪日，五行家以干支分配五行，於是再以相生相克说之，即见有宜、不宜。）】
又一部分则为汉儒所传之“五德终始论”。【此主“五行相克”，如周为火德，秦灭周，故自谓水德，水克火是也。又时之令，如周为火德，尚赤，（此在时则、月令属夏）；秦为水德，尚黑（此在时则，月今属冬）。两派学说互自不司，而皆源自邹衍。大抵前者先起，故吕氏春秋已采之；后者晚出，故秦始皇并六国而采其说。】此所谓“五德之运”，此“运”字似从孟子“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来。【“运”只是因民心之转而影响到政权之推迁。五行学家又从民心折返天意，天上无不变之四时，地下亦无一姓之王统。此老子所谓“四时之运，功成者退”，而董仲舒引伸之曰：“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尧、舜之禅让。”于是王室更迭，为一种必然的循环。不重在人道上，而转重到天道上去。此又是天人相应之例。（今俗传命运说，即由此来。“运”即是“命”之必然的转动。一国一王政治制度之必然转动，渐降为一人一家之祸福的命运。）】故知邹衍学说原本孟子，不过天道、人道畸轻畸重之间，两人不同而已。【上述二说中，无论从何一说，已由惟一的上帝观念而演化成青、赤、黄、白、黑。五色帝。】
古代的宗教，便利于大群体之凝合，而过偏于等级束缚，一般个人地位不存在。【除却王帝以及诸侯贵族一部分特权阶级。】儒家以“仁”济“礼”，【“礼”为等级的，而“仁”则平等的。一般个人各自以“仁”为一切之中心；“礼”则只能最高结集于王帝，为唯一外在之中心。】在大群体之凝合中，充分提高了一般个人的地位，【古人言礼本於天，极於王帝。儒家言礼本於仁，由于个人。惟仁即顾及群体，即仍有礼之存在，仍不能无等第。（单礼可以无分别，群体不能无分别；等第即分别也。）】墨家一面注重大群之凝合，一面反对等第的束缚，【故唱“兼爱”。】而其缺点，则在个人之依然无地位。【故唱“天志”，抑且较古宗教为甚。】道家则专意要向大群体中解放个人，【故言“道德”，不言“仁义”。道德是各个的，仁义是融和的。】而结果达於群体之消失。
古宗敦以上帝、天子、民众为三位一体；儒家则以个人、大群与天为三位一体。墨家并不注重个人，只以大群与天合体。道家则以个人径自与天合体而不主有群；故於历史文化皆主倒演，即返到原始的无群状态。阴阳学家的缺点，第一在由儒家之偏重人道观又折返古代之偏重天道观；【如此则个人地位又趋模糊。】第二在由儒家之正面的、积极的观念里，又掺杂进许多道家的反面的、消极的观念，【如此则个人地位势必与群体冲突。】因此遂有神仙思想之混入。“神仙”即是由大群体解放出来的个人最高理想。
神仙思想之产生，盖有两地。一在汝、淮、江、汉、陈、楚之域，其地山川景物，均与中原河域不同。其居民活泼而富想像，散居野处，巫鬼祭祀，男女相悦，其意态与北方殷、周之严肃奉事一上帝者有别。【此为自由的、个人的，而彼则团体的、大群的也。】其徵见之於楚辞、九歌、大招、招魂、离骚诸篇之所赋。
其一则在燕、齐滨海之区，海上神山，缥渺无稽，亦同为神仙思想所蕴孕。【燕、齐滨海，故其想像常超脱向外；淮、汉居陆，故其想像亦就地著实。燕、齐之所想望在世外，故以求仙为宗；淮、汉之所追求在地上，故以降神为主。要之，同为个人的，非团体的；又同为方术的主要泉源，以与中原河域大众教之重礼乐者为别。其后秦灭六国，此等思想同为中原民族所吸收，而被编配于大众教上帝一神之下。（如湘君、山鬼之类，此不过一水神、一山神耳。其后以湘君、相夫人为尧之二女；又以屈原为水神，皆以南方民间素朴的自然神，溶入历史文化中，即是南方思想被吸收、被编配而与北方思想同比之证。）】其神仙思想之正式为学者所采用，则似始於庄子。
儒称“守死善道”，墨号“赴汤蹈火”，儒、墨皆以其轻生尚义之精神，逐渐使平民学者在社会上崭然露头角而占到其地位。【如子路、孟胜之徒皆是。】继起者遂有杨朱主为我尊生，以反对儒、墨之轻生为人。
庄子思想承接杨朱，既主为我尊生，因此不愿有团体与社会之压迫，又不乐为团体社会而牺牲，【所渭“鱼相忘于江湖”，理想的社会，正如江湖然，使群鱼各得独自游行之乐，而无丝毫拘碍束缚。】遂於人事方面，政治、教育诸要端，皆抱消极反对之意态。因此想慕及於一种自然的、超人的【即离俗出世的，亦即不受群体拘束的。】生活，【所谓“吸风饮露”，如藐姑射之“神人”，乃可无所赖于人而独全其天。】而寄托于神仙之冥想中。阴阳学家既主天人相应，以人事诉合於自然，自易接受道家此派意见，惟於阴阳学家本意，则相违殊远。【故史记谓：“燕、齐海上之方士，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传邹衍之术而不能通也。”盖邹衍著眼在大群体，神仙思想则只是个人主义。要之即是儒、道两家之别也。及汉初淮南王，即汇合此陈楚巫鬼、燕齐神仙与道家思想而融为一体者，遂为此后道家之新宗。】
秦、汉方士遂以变法改制、封禅长生说成一套。
说文：“儒，术土之称。”方、术、道三名同义。儒称“术士”，阴阳家名“方士”，道家为“道士”，实一义相承也。方士求仙捷径，厥为礼祠鬼神，期由感召而得接引；此等感召，须遵一定之方术。【即礼。】如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有“祠灶方”，即祠灶神之礼。谬忌奏“祠太一方”，【即祠太一之礼。】祭祠鬼神，不以其道不至。【道即术、即方，亦即礼也。】
故知方士其先与礼家同源，即儒之所习而微变焉者。变法改制以顺天利人，此亦礼家研讨之业。惟谓王者改制太平，封禅告成功，而得升天长生，【以黄帝为证。】则史记所谓“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其间羼（搀）以道家神仙思想，为儒术所未有也。【由上述一说，上帝之性质又渐从“鬼神”的神转换到“神仙”的神。此两种变化，即惟一的上帝变成五帝、天神变成神仙，皆由搀进道家思想而来。】
古代一种严肃的、超个人的【相应于团体性与政治性的。】宗教观念，【由是产生一种君主的责任观念。】遂渐渐为—种个人的、私生活的乐利主义【尤甚者属神仙长生术。】所混淆。
纯理的【即超我的。】崇敬与信仰堕落，方术的【由我操纵的。】权力意志扩张。【惟一的上帝，分解为金、木、水、火、土五行；死生大命，亦以理解自然而得解脱，别有长生久视之术。】
团体性的【政治、礼会、历史、文化的。】束缚松解，个人自由发舒。此两种机栝，完全在道家思想之演进中完成。【道家思想过于偏激，阴阳家不过为道家接济，使之渐达彼岸。】
古代以王帝代表著上帝，【因此王帝的性质，不重在权力而重在原理。】以地上之王国，代表著天上之神国。【因此人生只在现实，不在未来。】政冶、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此一切即儒家之所谓“礼乐”。】一切群体的事业之发展与生长，消融了个人的【小已的。】对立，而成为人生共同之期求。【此即当时之一种宗教。】
孔子指出人心中一点之“仁”，【此即儒家所谓“性”。】来为此种共信画龙点睛。只就仁孝基本，可以推扩身、家、国、天下以及於天人之际，而融为一体。【此即儒家所谓“尽性”。孟子于“仁”外言“义”，因仁字稍有偏于内在性与软性，可以用此补正，使之外立与硬化。】所以人生之归宿，即在身、家、国、天下之融洽与安全。【此即儒家所谓“天”与所谓“命”。】而人生之期求，即在政治、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之合理与向上。【此即儒家所谓“道”与所谓“礼乐”。】
此种意识，与秦、汉大一统政府相扶互进，不必再要另一个宗教。【后儒论礼乐，必从井田、封建、学校诸大端求之，其义在是。若专从死丧哭泣祭拜歌蹈，仪文细节处，谓儒家礼乐在是、古代宗教在是，则失之远矣。】
二、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
逮乎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此亦因儒家思想未能发挥尽致，而自有其病痛。】人生当下现实的理想与寄托毁灭，群体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奋兴，礼乐衰而方术盛。当此时期的社会，则自然舍儒而归道。【其时的政府（或为政府打算的学者），往往想应用法家的手段来牢笼，而终于牢笼不住。】
王莽时代即是走上此种歧途惶惑之顶点。
王莽之受禅与变法，实为西汉政治社会已走上衰运后之一种最后挣扎。当时一面崇兴礼乐，一面又盛事避忌。阴阳家本兼采儒、道两家思想而成，王莽时代为阴阳学家思想之极盛时期，亦即阴阳学家思想内部破裂之时期。“礼乐”与“方术”，到底不能融合为一。王莽之失败，一面即是阴阳学派思想之失败。自此以往，儒、道两家，依旧分道扬镳，而阴阳家思想遂一蹶不振。【惟阴阳家思想已有不少渗入儒、道两家之血液中。】
光武、明、章虽粉饰礼乐於朝廷，而社会上则方术思想日盛一日。【只观王充论衡所批斥，即可考见其一斑。】
东汉一方面是王纲之解纽，【即大—统政府之瓦解。】又一方面则是古人一种积极的全体观念【即天的信仰。】之消失。
相应於乱世而起者，乃个人之私期求，方术权力之迷信，【段炯表荐樊志张，谓其：“有梓慎、焦（延寿）、董（仲舒）之识。”何进表荐董扶，谓其：“内怀焦、董消复之术。”晋韩友“行京、费厌胜之术”。当时人对学街，全以一种方术视之。而此种方术，人体为个人消殃避祸，求福延年。】与物质的自由需要。【最著者，人可不死，铅汞可变黄金。以不死之生命而济之以无量之黄金，则物质上之需要可以十分自由而无憾矣。】於是后世之所谓道教，遂渐渐在下层社会流行。
阴阳家虽亦擅神仙方术，然其精神仍偏於政治；故西汉人以邹衍与孔子并提。以私人的福利观念普遍流传於社会下层者，则非邹衍而为老子；此亦自西汉已然。故方士偏於向上活动，道士则偏於向下活动。秦皇、汉武之所想望，变而为东汉以下一般平民之期求。比读史记封禅书与后汉书的方术传，正可以看出这一个转变。
初期佛教输入，亦与此种社会情态相适协，而渐渐占有其地位。
史称：楚王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韶之曰：【事在永平八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是其时喜黄老者已兼祠浮屠之证。又桓帝时，襄楷上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云云，依然以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