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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自然不再劝你加入，不过你不妨与那位河野先生见面谈谈，免得发生其他误会。」他又把河野的地址与电话号码留给我。他走了以后，我想，见见河野与他谈谈，免得发生别的误会，倒也可以，因此我定意下午找一位会日语的信徒陪我去见河野。我与妻商议，她认为联合促进会来了信，我们已经回了信，那就已经够了，如果我去见河野便是多走了一步，也是有惧怕日本人的意思，与我平日所讲不当怕人的教训是相悖的，因此她不赞成我去见河野。妻坚决阻止我去，我也略略改变了意思。那天是星期五，晚间有查经班，有一位通日语的信徒每次必来聚会，那天我心中想，如果她来，我就去一下，如果她不来，就是神的阻止。感谢神，祂那天特别阻止了那位信徒，使她没有来聚会，因此去见河野的事就作罢了。
6月24日晚间，有一位常在这里聚会的弟兄来同我谈话。他说他得了信息，此地政府当局受日方的命令，决定封闭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的教会。他说，「全城的教会差不多都已经参加，你为什么坚决不肯参加？」他认为我是固持己见。他认为这个礼拜堂被封闭是一件太可惜的事。他说他自从来到北京，曾到过多处礼拜堂，要寻找一个属灵的家，末了找到这里。如果这个会堂被封闭，他便没有可去聚会的地方。所以他劝我急速加入，好避免不幸的结局。我那天留他长谈，我把不能参加的理由详细向他讲述。他明白了以后便说，「你既有这样充足的理由，就坚持到底罢。」在那个时期中我又屡次听见各种可怖的风声，我料想我们的会堂早晚要被封闭。同时我们教会中也有一部分信徒不赞成我这样作。他们只看见会堂被封闭是一件不幸的事，却不明白参加联合促进会是一件违背神的事。6月28日午后圣徒聚会的时候，我对他们解释按着真理我们不能参加的原因。我告诉他们我们宁可被封闭，也绝不参加。那时候每次聚会都可能是我们的会堂中最末后的一次聚会。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日本牧师声言，如果有什么教会不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便是「重庆系」。我想这个罪名确是一个洗刷不干净的罪名。日本与英美交战，称英美教会为敌系教会，我们的教会既不是英美人所创办，又不受英美差会的资助，当然无法称我们为英美系了。但我是中国人，他们说我是「重庆系」这可怎么洗刷呢？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危险就在眼前，自然不免有些担心，但因为已经决定了心志，除了有时有些畏惧以外，心中倒也没有什么战争。那些日子风声越来越紧，甚至有一部分常来聚会的人都畏缩不敢来。其中有一个人亲口说，他所以不来聚会，是怕被日方关上会堂大门，把他逮捕了去。说起来真可笑，日方捕他作什么呢？那时候真可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许多人为我担心为我害怕，也有几位信徒听见这事从远方寄信来，劝我逃避危险，参加联合促进会。我每次得一封这样的信，就觉得这是一次「彼得式的劝告」，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感谢神，祂保守我，使我丝毫没有怀疑祂的指示，也没有摇动一点起初的决心。更感谢神，祂开我的眼睛，叫我看见「惧怕危险」便是许多很好的圣徒犯罪堕落的原因。祂使我看见扫罗王从最好的地步堕落到最可怜的地步，起始就是因为他看见非利士人众多，心中恐惧，便不等候撒母耳来到；就擅自献祭，因此违背了神。（撒上十三1…15）。我那时深知道如果我因为惧怕日方的危害，因而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我便会像扫罗那样被神弃绝，被神废掉，再不配作祂的仆人，再不能作祂的仆人，那时我将要陷入最可怜的境地。我既从扫罗王身上得了教训，便在8月3日至16日所开的夏季讲道会中讲了扫罗一生的事迹。
8、9月间「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又在演变了。日本国内的教会已经改为「日本基督教团」。日方也命「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起初联合促进会的人员认为「教团」这个名称既不是圣经中的名称，又明显是受日方的操纵，因而表示不赞同，但因为日方必要贯彻既定的政策，联合促进会中又没有威武不能屈的人物，便也就承认了。因此於9月8日「内务总署」召集教会领袖於灯市口妇女圣道学校举行第三次基督教讲习会，并筹备教团的成立，会期三日。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基督徒会堂被封闭的日子临近了，便特别勉励圣徒刚强勇敢，作主精兵，千万不要屈服於恶势力之下。
最后的战争终於临到了：10月9日午后6时，日人河野静士偕同一个中国翻译员到基督徒会堂来访我，告诉我说与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要见我谈话，问我能否在次日早晨九点钟到该部去。我知道最后的战争就在目前，我前面的工作和基督徒会堂的前途都系於这一次的谈话。我不能退避，也不愿退避，我当时答应说，「明天可以去」。我在5月1日没有去找河野，河野到底在五个多月以后找我来了。次日（1942年10月10日）的早晨有几位圣徒到会堂来特别为我祷告。9时前我骑脚踏车出发。在路上我口中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那首诗的前两节——
「站起进攻为耶稣 作其圣架精兵
高举其纛极尊贵 不可使之伤倾
「交战必胜而又胜 有主率领其军
直到仇敌皆败负 基督为万民君」
「站起进攻为耶稣 踊跃听其角声
而今主显大荣耀 速当上阵前行
「仇敌虽多且凶猛 主兵更当尽忠
越遇艰难及危险 越敢奋力进攻」
我一面骑着车向前进，一面口中唱着这首诗。我兴奋极了。我觉得好像率领着千百名军兵去冲锋陷阵。及至到了兴亚院华北连络部会见了武田熙，他首先说了一些景仰的话语，以后他对我说，「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我当时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我当时并略略对他述说了一些我的信仰、我的主张、我的使命，并我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他见我的表示非常坚决，便对我说，「政府决定叫各教会都合一，这件事是势在必行的。」我回答说，「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对我说，「请你再考虑一下好不好？」我回答说，「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月之久，现在不需要再考虑了。」他接连好几次请我再考虑，我也接连几次回答他说，再没有考虑的余地。我知道这样回答他是太硬，是太不留情面，但我不能说谎。我确是已经下了决心，不想再去考虑。如果我答应他再考虑，便是说谎。我不敢这样得罪神，我也不愿意给他留一个再劝诱我的机会。我必须趁着我刚强的时候把退路截断。封闭就封闭，逮捕就逮捕。趁着今日刚强的时候不得胜，将来一时软弱，就难免失败。我们两个人谈话已在一小时左右，我们双方的谈判已告决裂。我对他说，「武田先生，若没有什么别的事，我就告辞了。」我立起来，他也立起来，同我很恳挚的握手。我当时不明白这种亲善的表示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是因我的谈话受感，而对我表示钦佩，或是他表面对我表示好感，以后再通知宪兵队逮捕我，处办我？无论如何，这次谈话蒙神的保守，我是得到胜利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上下午都有聚会，我想这日的聚会也许就是我们末后一日的聚会。因为我既然有那样坚决的表示，他们对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的事是绝望了，同时日方绝不能不贯彻他们既定的政策。基督徒会堂被封闭，按当时的情形看来是绝对不能避免的。又过了4日（10月15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中南海怀仁堂开成立大会。那天最值得人注意的事有四件：一、是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大会不是开在全市几十个礼拜堂中的任何一个堂内，乃是开在历来中国政府及日本统治下的华北政权每次举行大典或召开大会的怀仁堂内；二、是在那次成立大会中有华北日本军政界的首脑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要人出席致词；三、是成立大会的秩序单上的第五项是「为友邦大东亚战争阵殁将士静默」 （当日开会的秩序单上是这样印的。但教团成立周年纪念册上将「为友邦大东亚战争阵殁将士」十二个字删去，只印「静默」两个字。）四、是那日全市的通衢中贴了许多「新民会」庆祝「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的标语。就不用提教团成立的经过和内幕，只看这四件事，一个人若不是痴子，他总会明白「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背景是怎样的了。到这时候我们中间从前一部分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渐渐的同情我了。
教团成立后，关於我们基督徒会堂的消息转趋沉寂。我那时不知道前途如何演变，只是每日都准备看遇见不幸的事。我那时想到唐朝安禄山作乱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官吏都望风奔窜，河南北诸郡尽属於贼。真源令张巡起兵於雍邱，后来睢阳被贼将尹子奇率大军围攻，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求救，张巡引兵三千进入睢阳，与许远一同守城还有张巡的部将南霄云、雷万春，都与张巡同心协力坚守睢阳，一直到城中食尽，将士病不能战，城陷被杀。可是因着这几个将帅的忠勇，保全了江睢富庶之区。我对我的几个同工讲论这几个人的故事，勉励他们作今日教会中的「睢阳勇士」。我劝勉他们在这整个的教会都被撒但蹂躏的时期，无论如何总要为我们的主保守这一小块干净地土，纵使像张巡、南霄云、雷万春那样以身殉城，也不要向撒但屈服请降。感谢神，这块干净土是保守住了，我们却未曾像那几位将帅以身殉城。睢阳城终於失陷了，基督徒会堂却是屹立未动。这是神的保守、神的大能。
11月10日的午间，本段派出所警察送信来叫我即刻到日本宪兵队去。我因为从日军占领北京后，日本宪兵队从来没有传过我一次，这次忽然传我到队揣想必是为教团的事。我料想日方必是藉着宪兵队的威势劝诱我恐吓我，如果这次还不屈服，就先把我押下以后再对付我。我一点不会想到还有别的原因。因此赶快拿了我的皮包装上我的圣经、眼镜盒、毛巾、牙刷和一双毛袜，又多穿了两件衣服，预备被他们扣下。无论如何我仍是绝不参加教团。我不但在神面前应许祂要顺服到底，我也在众圣徒面前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我有一日屈服，领我们的教会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你们就都即刻离弃我，再不要听我讲道，你们就称我为加略人犹大。」（这话是在10月25日下午5时圣徒聚会中说的。）我已经破了釜，我已经沉了舟，我已经堵塞了我的退路。那日我临出门的时候对妻说，「如果到日暮我还不回来，便是被宪兵队押下了。无论如何绝不屈服。」我早就想到有一天宪兵队要拘捕我，我曾对我的几个同工们说，「如果我被宪兵队拘押，你们中间谁也不可为营救我而允诺参加教团。若是你们这样作了，我出来以后不但不感激你们，还要怪罪你们，并且我们还要自动的关门停工，因为我们已经失了节。」那天我没有对妻多说什么话。她送我到门口的时候，我连头都没有回便走了。到了宪兵队，看见有几个别的教会的「牧师」在那里，我讯问他们是为什么来的，才知道是宪兵队把他们传来办理移交英美差会房产的事。后来向宪兵队的人问明，知道他们所找来的都是英美两国差会所设立的教会的牧师，并没有我的事，不过是因为派出所弄错了，才把我传去，我便回来了。虽是一场虚惊，但回头一想，确是很有意味。感谢神，随时赐给我需用的力量，没有使祂的名受到羞辱。
从10月10日武田熙找我谈话以后，日方与教团方面都未再来找我。起初几个月我还准备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及至1942年过去，我看再没有任何新的事态发生，才料想他们是不再过问我了。1943年11月我到青岛去领会，听一位弟兄告诉我说，武田熙某次到青岛的时候，青岛教团分会的同人宴请他。在席上有某君问他说「武田先生，华北各教会不是都必须加入基督教团么？怎么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