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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考虑。至於景文小姐呢，当她的母亲讯问她的意见的时候，她回答说，「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罢。」
从1925年11月底，一直到1926年4月末，我被邀往江浙两省一些地方工作，中间休息的时候便回到杭州。我们双方对议婚的事都没有作任何决定，只等候神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一方面也可以彼此多有一些认识。但我的母亲和姐姐对这事是怎样看法，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恐怕信中说不明白，以致发生误会，所以预备回到北京同母亲和姐姐当面谈论这件事，也借这次的面谈看看神的旨意如何。母亲以前曾多次说过，如果我要结婚，必须娶一个北京的女子，而且是要她自己看见过的。母亲有一种偏见，认为除了北京人以外，其他各处的人都不好，至於南方人更不必提了。我们院中曾住过几家南方人，母亲常称他们为「南蛮子」。按事实看，我同刘小姐议婚的事，十之八九是要遭母亲反对的。但我信如果这件事确是出於神的意思，神能转变母亲的心，使她赞同。如果神以为不好，我也求祂藉着母亲的反对阻止这件事。母亲从我未落生就居了孀，为我辛苦了二十几年，把我抚育成人。我应当孝敬她、顺从她。我决定不要因为婚事使母亲伤心。如果母亲有一些表示本赞同，我就决意把这事放下，不再进行。刘先生夫妇也很赞同我这种决定。他们也常劝我好好孝敬母亲。
1926年5月10日我回到北京家中，12日我同母亲和姐姐谈到与刘小姐议婚的事，她们没有一句表示不赞同的话，并且认为我所观察的绝不会错误。我向神所要的这最后一个证据，现在也清清楚楚的得着。这时我确知这件事是出於神的美旨了。
在家中住了二十一天，6月1日又乘船南下，赴绍兴工作，以后接连在江浙两省一些地方讲道。11月24日在杭州与景文小姐订婚。次日离杭外出到两处工作。12月27日回到北京。1927年在东北各地工作多日。从那次离了杭州，有十七个月多没有再到江南去。一直到1928年6月13日才又回到杭州。7月到福建泉州去作工，23日再到杭州。8月8日上午11时15分在杭州天水桥礼拜堂与景文小姐结婚，由内地会任芝卿老先生证婚。任先生是岳父的老师，是一位敬虔可爱的老人。他读创世记二章和二十四章，从亚当、夏娃，并以撒、利百加两对夫妇的事迹中取出教训来。老先生作很长的训言。我站在堂中虽然因为天气炎热汗涔涔下，却领受了许多的教训和勉励。那天的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篇祷告文：
「在天之恩父钦，小子以恳挚之心灵向父奉献感谢及呼吁。感谢父恩，赐小子以此良侣。小子深觉此事之成就，自始至终皆有父之美旨存乎其中。更谢父恩，今日以父之宝训借尔仆之口训导提撕小子，使小子知己身责任之重要，前途之远大，俾小子知所警惕，知所奋勉。小子自知已往之种种失败、种种弱点。既沐父恩，敢求赦免已往一切；更将父之新恩赐、新灵力，与父所赐之良偶一同加诸小子。求父以己之大能大力导引小子登得胜之途，亦如此导引父所赐之良侣使吾二人今后同心一志，爱父事主，共行天程，共作圣工。已往之失败，求父使之再不见於今后。求父以父圣洁之爱紧系吾二人於父之道中，使毕生不偏离左右，保守吾二人日进完全，将来亦能欢立於吾主之荣耀中，斯为小子之心所诚愿。」（1928年8月8日日记）。
我同妻在订婚以前虽然有了一年多的认识，我们却从来没有像现代的青年男女那样交过朋友。只有几次她问过我关於真理的问题，此外我们两个人就从来没有单独谈过话，平常谈话总是和她的父母在一处。直到1926年冬订婚以后，我离了杭州到北方来，我们才彼此通信。有人问到我们的婚姻是新式的、还是旧式的？我只好回答说，「不新不旧、又新又旧、半新半旧。」
结婚的前几天，承一位外出避暑的老年圣徒把她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刘先生住的房子在东边。中间是礼拜堂，和一个圣经女校，再往西就是这座楼房了。因此结婚的那天没有用任何种车辆，出了礼拜堂穿过两层院门，就到我们住的房子了。岳母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送给我们每人一部圣经，里面各写了一节经训，送给我的是提前四章16节，送给妻的是提前四章12节。我是1900年7月25日生的，妻是1909年3月29日生的。我比她年长8年8个月零4天。结婚的那日，我才过28周岁，妻不足20周岁。我们从提婚到订婚，经过1年，从订婚到结婚，又有1年零8个月。我的朋友石天民在我结婚的日子送给我们一寸对联：「蒙神恩永结良侣；顺主命广传福音。」
我和妻婚事的成就，处处看见神奇妙的安排。我到杭州以后，如果不去拜访李静谦女士，根本就不会认识刘先生夫妇。以后到上海，如果不在旅馆里患病，也不会再回杭州。那一次的访问和那一次的患病都出於神的美旨。母亲和姐姐允许我们的婚事更是一件奇妙的事。按母亲以前对我的婚事的主张，她是不会允许这门婚事的。再看我结婚以后母亲和姐姐对我们夫妻的态度，也不会想到订婚以前能得着她们的同意。我深信她们那时的允诺走出於神，好使这件事得以成就，她们的后来的不满意也是出於神，好使我们夫妇二人在试炼中学习当学的功课。我是一个北京人，神却很奇妙的把我领到江南，使我在那里遇到祂为我所预备的配偶，祂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啊！
当我和妻未订婚以前，岳母因为听了我受磨炼的经历，曾问我说，「是不是每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都必须经过磨炼？」我回答说，「我想是这样。」她说，「像景文这样没有经过什么磨炼的女孩子将怎么样呢？」我当时不能回答什么，我也不曾想到她要怎样经过磨炼。不料我们结婚不久，就有磨炼临到她了。
8月31日偕妻离杭州到上海。9月9日由上海乘海轮到青岛，在青岛讲道二十一天，以后又独自往胶州工作。10月15日与妻离青岛，乘轮船到天津，18日到北京。一到家中，我们便遇见我未想到的试炼。每次母亲和姐姐知道我那一天回家，必定早早预备好饭等待着我。那一天我和妻在下午四时到家，母亲和姐姐对我非常冷淡。五时我和妻到车站去取行李，等了多时方取到手。六时半回到家中，母亲对我说，「我们母女和女仆都已经吃过饭了，你自己预备你们二人吃的饭罢。」我只好到街上买了菜来，作好了饭，同妻吃了，我看了这种情形，心中觉得冰凉。我本来想母亲和姐姐看见我和妻一同归来，一定欢喜得很，大家快快乐乐的相聚。谁料到我们竟会遭逢这种待遇呢！我好似堕入五里雾中。次日清早，姐姐在里院大声吵闹，我知道那是对我们夫妻发的，但我实在不明白是为了什么事。姐姐吵闹，我在屋里哭泣，妻也陪我下泪。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妻更不明白。我们为主的缘故不能发作，只好忍受。到家的第三日，我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几句话：
「吁！黑暗社会！黑暗家庭！黑暗人心！黑暗一至於是，宜乎神怒之将临於此恶世也。凡此种种罪恶，予皆身历其境，亲尝其味，是亦与予大有益助之事：一则使予知工作之道；二则使予能体恤同受试炼之人；三则促予热心事神，奔向永远之家，不以此世为重。既如此，予当谢父之恩，使予处此黑暗之家庭，受此痛苦之磨炼。」（1928年10月20日日记）。
从那时起，家中充满了猜忌、恶感、吵闹、不安。我留心观察，渐渐明白了事情的起源：主要是由於母亲和姐姐的成见与误会；我自己缺少经验与见识，也增加了这事的严重性。
还记得远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常对我们姊弟二人说，「有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谈谈罢。将来永盛（我那时的名字）结了婚，家中有了外人，就不能再谈知心的话了。」我那时一点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远在我结婚十多年以前。在那个时候母亲就早早认定「儿妇是一个外人」，又早早认定「儿子一结婚就一定变心，再不爱母亲和姐姐，再不同她们一心。」这种观念在心中根深蒂固，无论怎样孝顺的儿子和媳妇，也难得她们的谅解了。
我一点不怪责母亲和姐姐这样想。她们所经过的事和所处的环境深深的影响了她们。我们家中除了我们母子三人以外，还有外祖母和姨母，同我们住在一处。姨母比母亲小三岁，始终没有结婚。母亲是一个性情忠厚、头脑简单的人，姨母却十分聪明，工於心计。我们住在一处，却各自过自己的日子，吃自己的饭。母亲本来疼爱她的妹妹，又想到自己有两个孩子，妹妹却独身一人，还需要照顾老母亲，所以常常拿些财物给妹妹，姨母见母亲忠厚慷慨，便常常设法索取母亲的财物。及至母亲有需要的时候，想从姨母得些帮助，姨母却一点都不给她。母亲的东西常常和姨母共同享用，姨母的东西不但不和母亲一同享用，而且都严密的收藏起来，只要能用母亲的，便尽量去用。母亲起初还不在意，日久天长，她便渐渐注意了。加以自己手中有限的财物越用越少，也无力像以前那样慷慨，姨母见自己再不能从母亲得什么，态度便转为冷酷。母亲便痛苦起来。她本来是一心疼爱妹妹，不想竟得着这种结果，於是姊妹二人便常常争吵。母亲受了极深的刺激。她认为自己同胞的妹妹尚且这样，世界上哪能再有好人，哪能再有不想加害於她的人。从此以后，母亲便再不敢信任任何人了。
母亲在本院所住的邻舍中也没有遇见什么好人。她在这些人中间看见了不孝父母的儿子、顶撞婆母的儿妇、虐待妻子的男人、欺凌丈夫的妻子，苦待前妻子女的继母、彼此仇恨相争的弟兄。至於邻舍彼此说谎、互相争吵，那更是家常便饭。请想小小的一个院子里面住了十家人，并且常有迁出的、移入的；母亲以一个庸弱的寡妇，带了两个幼小的孩子，与这些人周旋，是何等不易的事！不把房子租给这些人呢，我们没有收入，不能维持生活；租给这些人呢，母亲就受欺负，常常生气流泪。二十多年苦痛的经验，使母亲认定了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好人。她认为所有的儿子都不孝父母，所有的媳妇都虐待公婆，所有的夫妻都是强的压迫弱的，所有的同胞、兄弟、姊妹都是彼此仇恨残杀，所有的人交接往来都是彼此利用，彼此欺骗，互相残害，互相鱼肉。母亲虽然在幼时就受了洗，加入了教会，但她在教会里也未曾遇见几个敬虔诚实、真正爱主的人，所见所闻的也是一些谎言、虚伪、嫉妒、分争、贪婪、邪恶、自私、利己。不信主的邻舍是那样，这些所谓「基督徒」的又是这样，母亲因此认为无论信主的或不信主的人，根本就没有一个好人。这种观念深入她的心中，使她一生受了极多的痛苦。
姐姐是一个聪明人，作人相当正派，不过骄傲任性。姐姐和我在幼年读书的时候因为天资较高，成绩良好，考试的时候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奖励，母亲也高兴，时常对人夸奖我们二人如何聪明，这使我们姊弟二人在不知不觉中骄傲自大起来。一个人有了骄傲的心，便要高抬自己，轻看他人，喜爱虚荣，任性使气，与人不和，藐视不如自己的人，嫉妒比自己好的人。这样一来，无论与什么人同处，势必发生冲突纠纷，再加上母亲对我们宠爱放任，我们很自然的变成了极难对付的人。幸而我在十四岁的时候蒙了神的拯救，人生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姐姐却没有过这种转变。当我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时候，同姐姐谈道，她还肯领受，有时也深深受感动，甚至下泪。1921年她在北京一个教会里作过一年青年工作。那个教会的主任行为极其卑劣，没有信仰，也没有品德。姐姐自从那一年以后，便常对人说，「所有的传道人都是口是心非，假冒为善，借传道骗饭吃。只有我弟弟是一个傻子。」姐姐的心情既是这样，当然她不会信任任何人，也不会爱任何人，她读书约有十年左右，作教员也有十几年之久，但她竟没有一个长期的好友，因此性情越来越孤僻。她因为生性聪明，有时料人料事被她料得正确无误，她便自以为聪明绝顶，任何事都不会错误，因此越来越自信，竟常常猜疑人。只要她看一个人是坏人，她便认为她所看的绝不会错误，纵使你举出许多证据来证明她所看的不对，她也绝不再加考虑。就是有时她发现自己有什么错处，她也绝不肯认错。
母亲和姐姐都不是凶恶的人。既不会打人，又不会骂人。但母女两人常在一处猜想某人存了什么恶意，某人有什么不良的企图，某人要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