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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听见这种声音，便疑心母亲死了，心中苦痛得不能形容，恨不能立时回家去看一下。盼到星期六中午，一下课就赶快回家。进了甘雨胡同西口，便胆战心惊，惟恐再看不见母亲。及至进了家门，看见母亲健康如常，这才放下了心。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星期二三还要寄一封信回家，讯问母亲健好不健好。从那时候起到母亲去世，母亲一直是我心中最挂念的人。
1921年的春季，我从保定被逐出校，回到家中，使母亲受了一次极重的打击。有一天晚间我在我自己的小屋里听见母亲在对面的屋子里哭泣喊叫。她说，「我要疯！我要疯！我再不能忍受了！」（北京人称患精神病为疯）。我听见这几句话心中像刀刺一般。我怕母亲真要患精神病。因为母亲有一次同邻舍争吵，神经失常，走到街上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才清醒过来。我爱母亲。我不忍看见她那样受苦，更不忍看见她患精神病。我心中交战得十分猛烈。我决定顺从母亲。我决定放弃神交托我的使命，好保全我的母亲，好救我的母亲脱离危险。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主把一节圣经上的话放在我的心中：
「爱父母过於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於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看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太十37…38）。
这几句话在我的心中作了有能力的工作。我认为我应当爱我的母亲，但我更应当爱我的主。我万不可因为体贴母亲便放弃了我的使命。不能，绝对不能！我只有把母亲交在神的手中。纵使她因此患了精神病，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感谢神，祂真是信实的。那天祂试验我像古时试验亚伯拉罕一般。亚伯拉罕为顺服神，舍了他的独生子，神却保全了以撒，使他没有受到一点伤害。那天我为顺服神，舍弃了我所爱的母亲，神也保全了她。那天母亲哭喊了一回，也就平安无事的过去了。她并没有因我的缘故患精神病。
当我在家中受神磨炼的那几年，我帮助母亲作家中一切劳苦的工作。到1925年神交给我许多的工作的时候，祂照祂的应许藉着属祂的人供给我一切的需用，并使我能供养母亲，又为母亲雇了一个女仆，替我作家中的琐事，母亲的生活比从前好得多了。
1925年的冬季，我在浙江省几处工作。那时因为战事，大江南北的铁路交通隔断了很长的时期。从上海到北京的信件需要五六天之久。我每隔几天就写一封信回家，但我很少收到家中的信。母亲写字非常困难，姐姐又极不喜爱写信。有一次多日没有收到家中的信，我挂念母亲的健康。恰巧有一次我梦见回到家中，看见屋内放看一具棺材，听说是母亲死了。我难过到极点。醒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接连着好几次都在梦中看见不好的景象。同时又多日得不着家中的信。我拍电报到家中，也得不着回电。我更认为母亲一定是去了世，姐姐不肯告诉我。那些日子我几乎患了精神病，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又拍一封电报给潘老太太。过了几天方得着姐姐的回电，报告家中平安，母亲健好这才放下了心。
母亲极疼爱我。一直到我四十多岁的时候，仍然常嘱咐我，像嘱咐小孩子一样。每次我离京外出以前，必定嘱咐我不要到山颠水旁和其他危险的地方去，嘱咐我上下车船要小心，嘱咐我不要受寒，不要受热。我为免去母亲挂心，出外时候最少每一周寄一封信回家。如果作长途旅行，在途中随走随往家中寄明信片，报告旅途平安。如果出太远的门怕信件在途的日子太长，使母亲放心不下便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赶快拍电报回家。
最不幸的事就是从我结婚以后带了妻回家的那一天起，家庭中便发生了猜疑不安。母亲和姐姐因为多年受苦的经验，使她们不能信任任何人，不能爱任何人。母亲吃过姨母的苦，吃过邻舍的苦。从1925年家中雇了女仆以后，又吃女仆的苦。我们所用过的女仆大多数都偷东西，就连浸在水中的大米，用水和成的面粉，她们都有方法偷出去。二十几年的经验，使母亲认为除了她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以外，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要加害於她。姐姐也认为除了母亲和弟弟以外，没有一个可爱的人。这种心理越来越深，家中的痛苦也就越来越重。
1937年基督徒会堂自建的新堂落成，第二年后院的小楼也落成。有人问我要不要搬到会堂院里住。我回答说，「我自己有几间房子，家庭也离不开我，不能搬来。」不料1939年的春季妻患了病，而且越来越重。会堂中一位女同工接她到会堂的院中来暂住疗养。那年秋季我到上海工作，就陪她一同南下，到她母亲那里住些时候。12月内我自己回到北京。那年冬季竟得了一种腰痛的痛，而且越来越重，最重的时候动一动就痛。有几位圣徒认为我需要换换环境休养，便勉强我迁到会堂院中来住。我起初虽然不想来，但因为大家是那样关心，那样着急，实在不能过拂大家的美意，便迁来暂住。第二年春季妻从南方回来，我们仍暂时住在会堂院内。我每日回家去看母亲和姐姐，并办理家中的事。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我和妻不住在家中，母亲和姐姐竟少受许多痛苦，她们在许多事上不必再防备妻，姐姐也不再常生气，家庭倒比以前平静得多。我们也不必再那样天天过着担心的日子。於是便决定暂时仍住在会堂院中。再过一些日子，我们发现这样不但家中可以减少许多风波，而且我们在会堂院中住与教会也有好处，因为我们便於照应教会的工作，并且能负责任接待圣徒，我们实在不容易再离开会堂院中了。
从那时起，我们便不再住在家中，但我在北京的时候每日都到家中去，妻也时常回去看看母亲和姐姐，大家倒比以前在一处的时候融洽得多。母亲和姐姐见我们虽不住在家中，却待母亲和姐姐仍和以前一样，因此也放心了，不再有什么顾虑。母亲和姐姐自始至终都十分爱我，也爱我的儿子，就是对妻始终是有误会，而且这种误会任何人不能加以解释。无论什么人若是一去解释，便对那个人也误会起来。因此我在母亲和姐姐面前总是极少提到妻的。好在母亲和姐姐只要看见我和我儿子便心满意足。因此我们父子每日都到家中去。我回想小的时候对母亲不孝，常要挟母亲，和母亲争吵，使母亲生气，便想今后应当好好使母亲得一些快乐，免得将来有一日叹息着说，「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可惜！工作总是十分忙迫，竟不能多服侍母亲一些时候。
去年3月起西南工作，本想去两个月就回来。不料到了那里因为工作繁多，一再延期，后来又因为车票、船票与飞机票都极难买到，不容易离开西南，结果竟在外面五个月之久。8月18日取道上海，乘飞机回北京。姐姐恰巧在17日夜间开始患病。我外出那样久，回来的时候事务蝟集，又正赶上开大学布道会，竟不能好好服侍姐姐一些日子。姐姐病了12日，母亲也随着病倒，姐姐患的是肠胃症，母亲患的是痢疾，幸好有一位作护士的姊妹自告奋勇，替我帮忙不少。我恐怕母亲年高，病不易好，谁料到母亲竟好了起来，姐姐却在9月1日早晨去世了呢！姐姐去世以前，对妻已经转变了态度。她在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曾说，「我拉着神的手了。」
姐姐去世以后，我想母亲也许会对妻转变态度了。谁知道母亲不但仍是照常的误会，而且还更加恐惧起来。她想现在已经没有女儿在面前帮助她，如果妻和妻家中的人要加害於她，她如何能抵挡呢？妻每一次去看母亲，母亲就恐惧疑虑。我和妻看见了这种情形，就想妻还是少回家更好。妻既不能回去服侍母亲，只好我一个人负责了。姐姐才去世以后，母亲苦痛得很。我每夜放一个小床睡在她的旁边，夜间母亲不能睡觉，只是叹息哀痛，想念女儿，也常大声祷告，承认自己的罪，求神怜悯。夜间母亲也常常自言自语的说话。我有时能睡，也有时不能睡，就静卧着听她说。那时我更明白母亲对妻充满了误会，她的心中完全充满了几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那些可怕的事。她所仅能明白的一点，就是她的儿子爱她，此外她对任何人都怀疑，都畏惧。有时候有信徒来看望她，她对其中大多数的人也都抱着猜疑和不满。母亲年老耳聋，服侍她的女仆说话声音小，她听不见；说话声音大呢，又说是在那里叱喝她。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我一个人能得她的信任。但我因为教会的工作，灵食社的工作，还有许多事务，每日都是忙得顾此失彼，又不能总在母亲身旁服侍她，只可尽所能的，每日稍待空闲，便来到母亲面前，想望能给她一点安慰。因此从姐姐去世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对外省的约会都不能答应。除了两次到天津，两次到山西工作，每次不过几天的长久，此外所有远方的邀请一概推却了，好在家中陪侍母亲。但到今日我总因为不能放下一切事工，昼夜好好服侍母亲一些日子引为憾事。不过也真没有法子，神交托我那样多重要的工作，又怎能放下不去作呢？
母亲真是一位有福的人，因为她的儿子蒙了神的选召，为神作着那最宝贵的工作。母亲却未曾看见这个真理。她在我身上的希望是作阔事、多赚钱、置产业、享幸福。母亲看见我幼年的同学有作阔事或置房产的，便常常羡慕，叹息自己的儿子总是这样辛苦劳碌，一年常是有几个月在外面，在家中的时候也是夜以继日的劳苦作工。她只觉得她的儿子太辛苦，少享受。这是她心中痛苦的事。她却不知道她的儿子比她所羡慕的那些人快乐得多，幸福得多。有时有圣徒去看她，对她说，「王老太太，你多么有福啊！你的儿子所作的工，作总统的人都赶不上。」她总是回答说，「太劳累，太辛苦。」她如果能看见她的儿子所蒙的选召是多么佳美，所作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她将成为多么快乐的人哪！可惜她是有福的人，但不知道她所有的福，也不会享她所有的福。这真是她一生极大的损失，也是我心中引为痛苦的事。
从母亲病重到去世安葬，众圣徒在各方面都尽力帮助我。母亲去世的那夜，有四位圣徒陪我一同照顾她，更好的是其中有二位是护士。她们会照料病人，会为去世的人擦身体、换衣服。那天他们四个人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和安慰。我亲眼看着抚养我、爱护我四十七年之久的慈母断气，这是一件我极难担当的事。但因着这几位圣徒在我旁边，加增了我许多的勇气。当母亲断气的时候，我伏在我儿子的肩头上，在神面前献上了我的祷告。从母亲去世到安葬，一切的事差不多都是众圣徒帮助我办理。我家中的人只有妻和儿子，连我一共就三个人。可是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爱我的人却数不过来，所以我未曾费什么力气，一切的事就都办好了。天津的圣徒得着了消息，有九位长途跋涉前来送殡。他们说就是因为时间太匆促不然还有更多的人会来。香山的几位弟兄姊妹也放下工作到城内来参加送殡。
8月22日上午9时30分举行丧事聚会，有二百几十位圣徒参加。其中有些人在公事房和学校请了假前来。家中极小的两个院子坐满了人还站满了人。我请老友王克尘先生主领这次的聚会，我也略说了一些话。会毕以后，就移送母亲的遗体到东直门外教会义地安葬。47年前母亲抱着我进到这所房子里来，我那日送母体的遗体离开这所房子。因神的救恩和应许，我不应当悲哀，但人是有感情的，我不能抑制我的感情，我不能不下泪了。
从母亲逝世到发丧，前后一共占着四天。我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因为按着一般的习俗办理丧事从人去世到出殡，总需要占单数的日子。最少三天，或是五天，七天，九天，再多也必须是单数。他们的见解是说，如果双日发丧，家中会死两个人的。许多基督徒也受着这种习俗的影响，发丧必须规定单日。甚至明明的四天出殡在事实上最适宜，他们也要多延一日。他们口说不信这些不合真理的事，但他们不敢冒这个险，惟恐真会再死一个人。我必须领头破除这种迷信，所以我这样作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是等到她完全断了气，才开始为她擦身体、换衣服的。我国人有一种最残忍的迷信观念，就是在人快要死还未断气以前，赶快给他换上寿衣，这是因为一般人认为一个人在断气的时候穿着什么衣服，他的灵魂在阴间便总是穿着那一身衣服。请想一个人在将要离世的那一点时间，还不容他安安静静的度过，却大家七手八脚的拉他扯他，使他身体痛苦、心中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