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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必须被吸收，而不是政委在外面。如果你把它丢在外面，你就犯了跟你把非理性丢在外面一样的错误。
维多利亚时代曾经产生过一种人，他纯粹是一个表面、一个面具。他的里面没有活的存在。他是一个行为模式、一个礼仪模式——他比较像一张胜，而不太像一个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只选择理性作为每一件事物的标准。非理性的、没有规矩的、混乱的，都被推到一边，都被压制起来。现在没有规矩的一边开始反抗了，它可以做两件事情。它可以破坏，也可以创造。
如果它破坏，那么它就会倒退。那么它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抗——否认。它将否认理性的部分。然后你就变得像孩子一样：不成熟。你倒退了。如果没有规矩的一边是创造性的，它就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它必须把理性和非理性一起吸收进来。这样他的整个存在就会成长。否定非理性的人和否定理性的人两者都不在成长。除非完全的成长，否则你不可能成长。我在谈论成长。关于一个人必须长成什么，我没有任何形象。
西方头脑的很多问题是不是基督教的“罪与悔”的结果？
是的，那是必然的。罪的概念可以在它的周围产生极为不同的意识。东方人的头脑没有个概念。相反，它以无知的概念来代替它。在东方人的意识里面，一切邪恶的根源都是无知，而不是罪。邪恶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你的无知。所以，问题不在于内疚，而在于训练。你必须变得更加觉知、更有洞察力。在东方，知识就是转化——而静心就是那种转化的工具。
在基督教里，罪变成了中心。它不只是你的罪。它是人类的原罪。你背着一个罪的概念。这就会引起内疚和紧张。所以，基督教不可能真正发展起静心的方法。它只发展了祈祷。你能怎么讨伐罪呢？你可以遵守道德并且经常祈祷！东方的问题跟西方的不一样。对西方人来说，内疚是他的问题。他们感到深深的内疚。甚至那些已经反叛的人也感到内疚。这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它跟头脑的关系比较大，跟他的存在没有多少关系。
他们首先必须释放他们的内疚。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必须发展精神分析和仟悔的原因。东方没有发展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人需要它们。在百方你必须仟悔。只有这样，你才能从深深的内疚中解脱出来。或者你必须接受精神分析，把你的内疚扔出去。但是它从来不会被长久地扔出去，因为罪的概念依然存在。内疚还会重新积累起来。所以精神分析和忏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帮助。你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忏悔。它们只能暂时帮助你抵挡某些已经被你接受的东西。疾病的根源——罪的概念——已经被你接受了。
在东方，这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精神健康的问题。相反，它是灵性成长的问题。你必须在灵性上成长，必须对事物更加觉知。你不一定要改变你的行为，但是必须改变你的意识。然后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基督教更关心你的行为。而行为只是外围的。问题不在于你做什么；问题在于你是什么。即使你不断地改变你的所做所为，你也没有真正改变过任何东西。你还是老样子。你在表面上可能是一个圣人，但是你的内在还是老样子。
那些西方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我不得不跟他们作斗争，只是为了让他们觉知到他们的更深的问题——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精神的问题。佛教和蓄那教也造成内疚。不是这种内疚，而是另外一种内疚。管那教徒没有基督教徒所感觉到的内疚，因为他们没有罪的问题，但是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感觉：一个人除非超越某些事物，否则就是劣等的。
耆那教徒也没有设计过任何静心的方法。他们只设计了各种不同的规矩：要做那个。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一整个概念都围绕着行为这个中心，但是就他的内存在而言，他是非常可怜的。
佛教不是死气沉沉的，因为它的着重点不同。佛教的道德部分只是静心部分的延续。如果行为必须改变，它也只是为了帮助静心。在基督教和管那教中，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做好事，你就是好的。对于佛教则不是这么回事。你必须从内在被超越。做好事可以帮助你，它可以成为一部分，但静心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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