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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这里所谓“明贯过去现在将
高风千古仰斯人
■ 刘梦芙
那天很晚的时候，接到友人电话，告知施蛰存先生已归道山，一时忧心愁悴，不能自已。忆及十余年来与先生交往之种种，辗转反侧。先生之音容声效，皆历历如在目前，我不能相信先生真的已经逝世，直到次晨看到报纸，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先生一生乐于奖掖后进，而于我这个驽钝下材尤为过情鉴拔，我今天能够在安徽社科院专事研究，并在近现代诗词研究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实与先生的引导、提携密不可分。
我家本以诗礼传家，先父凤梧公，国学造诣精深，工古文诗词，遗著宏富。我幼蒙庭训，颇耽吟咏。维自“文革”祸起，我初中毕业，即被迫辍学回乡务农，家藏典籍数万册皆为焚掠一空。期间无书可读，父亲病逝后指授乏人，青春虚度。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才被乡中学聘为民办教师，经考试转正。业余自学，获安徽师范大学汉语盲文学本科文凭，仍在乡校任教。拨乱反正后，沉寂多年的传统诗词开始复苏，1984年，我偶然购到几份诗词刊、报，不禁欣喜异常，于是重操旧笔，习作诗词，投寄报刊，也时有发表。但因所处环境在深山之中，极为闭塞，无良师可供请教，无益友可与切磋，只能觅书自学，暗中摸索，其中的彷徨苦闷，若非过来人是难以理解的。
古今凡在学业上有建树者，孤行冥索、自学成才固不乏人，但更多的还是得力于家庭教育和良师指点。要想提高诗词创作的境界，读书、阅世之外，必须广求名师，升堂入室的路子才能走得正、走得快。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无法远行拜师，只有借助于信函，尽可能地多向前辈名家请教。1987年，与上海女词家张珍怀老师通函，承抄示施蛰存先生居址，于是斗胆呈书，并附上若于诗词习作。随即接到先生的复信：
梦芙同志：
函及诗词稿均阅过。足下语文水
平、国学水平，巳相当高明，远胜于今
日大学中文系讲师。有许多教古典文
学的讲师，还不懂平仄，作一二绝句，
亦不成诗句。而以足下之才，屈居于山
乡中学，可见中国今日人才进退之不
合理。
大作已细读，批了几点意见，请足
下斟酌。奉劝足下：①勿专作诗词，应
放宽学习领域，沉潜于古籍、古学，则
必不至老死于中学教师。②作词宜多
作小令、中调，勿多作慢词。来人集中，
除一二大家外，慢词亦不多也。⑧勿作
应酬、和韵之诗词，多作自己抒情述志
之诗词，则人品自高。
事冗革革奉报，即问好！
施蛰存 10月24
先生为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不以俗子庸材见弃，信中殷殷勖勉，指出学习与写作的努力方向，令我极为感动。在退还的诗词稿上，先生对不妥的语句一一批评修改，好句则加圈点。我信中的的落款用了“愚生”二字，先生指出：“‘愚’字大谬，此为老辈对后辈酌谦词”。由此联想到中山大学某教授为某翁诗集作序，后署“愚世侄”，亦属误用；又闻浙江大学某博导称其师为“拙师”，更成笑柄。我国自古为礼仪之邦，前辈行文措词，皆一丝不苟，即使是信函称谓的小节，亦须注意。一字之用，可见其人根柢如何，这正是传统文化的精微之处。
此后几年中，我经常向先生写信，报告读书心得，并附呈习作。先生每信必复，多恳切叮咛之语：
切勿专作诗词，还应当多研经史，
将来写几篇论文出来，打进学术界。才
易于改变生活条件。老杜一意做诗，连
一个六品的拾遗也保不住，可想而知。
我劝你多读古文，散文知识不够，
诗词亦做不高。
近日太忙，中间又病卧一周，老妻
亦病、，殊无诗兴，愿足下努力。
论文不宜过长，少则精，繁则汗
漫。
足下好自为之，努力自进。
先生不仅在信中对我时加鞭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扶持。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龙榆生先生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使新诗冲击下的倚声末技顿成显学。季刊出到第十一期后，因战乱而停刊，数十年未曾恢复，词学研究者深为惋惜。至八十年代初，施先生赓续这一宏业，重新编辑《词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词学》编委会集中了全国一流的词学专家，多有大师级学者。刊物以登载学术论文为主，附设《词苑》栏，发表时人词作。在第八、九、十期《词学》中，施先生连续选发拙作五阕，每次出刊前都来信告知。而我在乡校任教，因课程繁重；除作诗词与师友交流外，极少为文，自与先生通信后，颇受启迪，始大量购买、阅读古今诗学、词学论著，并结合作诗填词的体验，撰写一些论稿。1991年，我读到现代女词人丁宁的《还轩词》，钦佩不已，拟将读后心得写成论文。经施先生鼓励，我参考合肥刘夜烽先生的《丁宁年谱》，对照丁词反复研读，写成文稿，全面论介《还轩词》的创作历程、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施先生收读后提出多条修改意见，我又复函商讨，书信往来多次，最后由先生亲笔润色，形成定稿，发表于《词学》第十一辑。此文获安徽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使我树立了从事诗词研究的信心，并确定了探索的方向。迄今我所写论文约百万字，以论近现代词居多，并编辑《百年词选》百万言，虽有多方面的策励，但施先生的扶植至为重要，若非他老人家的导引，我可能仍是只以作诗词自娱，不会走上治学之路。
先生对我工作调动问题竭力帮助解决，同样使我铭感不忘。1990年，先生在来信中说，曾任安徽省副省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杨纪珂，是我的学生，又是同乡。想为你求他向安徽有关方面介绍，调到省城文教部门工作。但杨现在北京任中国致公党副主席，此事不能速成，当徐徐待之。“我始终在为你谋求办法，但成事在天，亦不可知其能有结果否，希望你照常工作，努力精进。”先生果然写了荐函，后来也批到省文联，但文联却以“编制已满”为由推拒。施先生得知后自是无可奈何，复信说“俐的事不成，实在不幸。”过了几年，我被中华诗词社借调到京，借调期满时，中华诗词社与中国新闻学院负责人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遂分别向安徽省社科院致函力荐，我才得以正式调入社科院文学所。一名普遍的中学教员，越过县、市两级，调到全省最高科研单位，可谓破格，其过程之曲折艰辛，片言难尽。施先生的关爱，起到根本的作用，终于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而我与先生相隔千里，非亲非故，请益学问，只会给先生增添烦扰，一介寒土，无以报德，徒怀感愧而已。先生以博大的情怀栽培后学，春风化洽，雨露无私，永远是后辈做人的典范。
1991年暑假，我曾专程到上海面谒先生。当时先生精神健朗，耳聪目明，交谈约一小时，毫无倦意，并问我路费是否有困难，他可以资助。我婉谢后，恐长谈有碍先生休息，起身告辞，先生送至楼梯口，白发老人慈祥的笑容和频频挥手的身影，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中。到1996年，先生函云身体衰弱，长期卧病，无要事不必来信，因此我不敢多扰，只是每年托马祖熙先生（亦施先生之弟子）代为问候。先生给我的信共二十多封，装订珍藏，每一翻阅，如晤音容，增添了我读书写作的动力。
先生为“五四”以来学苑鸿儒，学问包罗古今，贯通中外。早年从事新文学创作，中年转以古典诗学、词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名家。其著述沉沉夥颐，我无力购置全部，仅买到《施蛰存小说散文选》与《唐诗百话》，并承先生寄赠所编《花间新集》。此书专选宋、清两代词中小令，共二十卷千首，抉择精严，别具手眼，“悬高格以求菁英，自谓萃其狐白，温韦晏欧，风流斯在”（《叙引》）。对清词各家，都附有短论，鉴赏批评，餍心切理，文字极精。前引先生函，言“作词宜多作小令、中调，勿多作慢词。宋人集中，除一二大家外，慢词亦不多也”，以此选观之，可见先生认为词之精华在于小令。这是现代词学家中比较独特的审美观念，虽不无王国维论词的影响，但施先生是在全面阅读宋、清名家词集的基础上形成结论的，选词也兼顾两代，不同于王国维的一味推崇五代、北宋，视南宋词、清词若敝屣。词中小令有似诗中七绝，易学难工，作品能写得要眇空灵，出神人化，非天才莫办。而我填词的才力仅及中驷，虽也勉强试作，但难臻深美闳约之境，转不如写长调之易于铺叙成篇，足证施先生的识见之高明。
先生不仅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家，至其自作，亦卓然居二十世纪旧体诗坛名家之列。其《北山楼诗》（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7月版）集中存诗285首，另有《浮生杂咏》80首，古近各体俱工，或沉郁坚苍，或清丽流美，不拘一格而独具风神。抗战期间先生万里流离，经湘、桂人滇又入闽，所作尤多，抒写爱国情怀与重大时事，堪称诗史。《浮生杂咏附记》云：“浮生杂咏初欲作一百首，以记平生琐事可念者。今成八十首，仅吾生三分之一，在上海之文学生活，略具于此。以后又五十余年老而不死，历抗战八年内战五年右派兼牛鬼蛇神二十年。可喜可哀可惊可笑之事，非二十诗所能尽。故暂且辍笔，告一段落。”寥寥数语中，多少感慨！先生非但在新文学创作方面首开风气，旧体诗亦造诣高深，兼以文言序跋与评论之典雅隽洁，都显示出一代大师淹博宏通的才力。前辈学者大都理论与创作紧密结合，相辅相成，而今日学界能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的已寥寥无几，治学的范围趋于琐细而难臻广大，仰止高山，不禁三叹。
从五七年到“文革”，运动频仍，知识分子屡遭迫害，文化学术殊有玉露凋伤之慨，友人王翼奇君说：这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就是一个“默存”，一个“蛰存”，语虽近谑，而实至沉痛。施先生为劫后犹存者之一，与同辈学人珍惜余年，精勤不懈，为祖国文化事业的承传作出巨大的贡献，举世同钦，先生享年九十有九，可称高寿，今归道山，而风范长存，著作不朽。我生逢不幸，未能立雪门庭，多录亲炙，但多年来蒙先生青眼有加，鼎力扶助，诚属不幸中之大幸，自当尽心于学问，奋力耕耘，庶几绵延薪火；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瞻望苍穹，星疏月冷，感怆悠悠，曷有其极！吟成一律，以殿拙文：
百年沧海屡扬尘，何处仙源可避秦？
风絷不堪生若死：龙潜终见屈能伸。
文章照夜光芒在，桃李逢春雨，露新。
一炷心香和泪祭，高风千古仰斯人。
重读吴清源
■ 陈 明
如果说中国真有什么国粹，我想围棋应该是最拿得出手的了。国际象棋，电脑“更深的蓝”可以战胜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而围棋，“最深的蓝”恐怕也难奈棋臭如我者何！曾经有人因为围棋的玄妙和与其他棋类游戏规则的旨趣迥异，如落下的棋子不能再行调动，而断育它是外星人送给地球人的礼物。这当然是不能成立的。史称尧作围棋以教丹朱。那是什么时代？部落社会。部落社会的生存方略基本就是各占要津，党同伐异。后来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甚至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都可以看到这种“争城以战”“争地以战”的农业社会战争样态的印痕。不过，如彼的光荣不能掩盖如此的尴尬：近代以来是日本这个冤家对头体现着围棋的智慧和魅力，并以丝毫不逊于推销其汽车和家电一样的热忱，承担着向世界传播围棋文化的责任。由于怨结太深，中国人面对这样的情境，心底可说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正因郁结着巨大的心理能量，八十年代的中日围棋擂台赛才成为一个意义远远超越体育的社会事件，纹枰上的聂旋风也才被意识形态化地放大为抗日英雄。
如果把围棋与战争作为文化交流和地缘竞争的代名词，那么显然，综合二者，才是我们这几代人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的全部。如果说这种缠绕纠结在聂卫平身上还只是某种历史的回声和投影，那么，在吴清源先生身上，则应该是十分残酷的真实，就像拉奥孔身上盘绕的莽蛇一样。以常理推之，这样一种缠绕纠结，应该是全方位地体现在人格、行为以及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