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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作者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说，每隔几年，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就会要求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这种小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选区里的工人选民踊跃地支持自己。假如他们同意将最低工资标准与生产发展和开支上升挂钩，而不用每隔几年提一次新的提案，他们就会失去这个赢得选民的机会。
看到这里，我立刻想起了中国历史中官兵养贼自重的悠久传统。把贼剿完了，自己就再也没有立功升迁和捞油水的机会了，说不定还要失业。有人甚至用这个道理解释诸葛亮的空城计之所以成功：狡兔死，走狗烹，灭了诸葛亮，司马懿也就死到临头了。
这类故事的美国版似乎很常见。作者说，七十年代早期，一位众议员提议设立国会督察专员，专门揭露并纠正政府部门拖拉、不负责任等官僚主义作风，这样可以使各位议员的办公室从一项棘手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即帮助家乡选民与官僚机构打交道的任务。看起来这个主意很不错，马上就有许多议员签名支持。但是，这项提案最终却没戏，那些资深议员不肯设立一个专职官员与自己争夺荣誉和信任——帮助人民解决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刁难或不公平对待等问题。这件事应该由议员们来干，他们需要年复一年地做这种事情以便重新当选。
在这些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代理人与主人的差别，代表和被代表者的差别。代理人或代表们无论如何热心，他们毕竟不是主人，毕竟有自己的独特利益。他们的饭碗依赖于他们存在的必要性。主人的难题继续存在，他们才不会有失业之虞，才有做私下交易并谋取私利的机会。
美国的政治家也和中国传统官僚一样假公济私。作者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与美国驻英大使老肯尼迪私下交易，让他转变立场，支持自己1940年竞选总统。作为回报，罗斯福支持肯尼迪的长子1942年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
见多了这类官场内幕，作者总结出一条道理。他说：如果要了解并影响你的同伴，你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宏大而抽象的问题上，而应该密切注意和他们个人关系最大的那些事情。
这条总结太重要了，以至作者在书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说：你在哪个领域竞争，这一点并不重要；要想赢得各种盟友的支持，关键在于倾心关注他们的敏感点。
作者强调说：无论你在宗教和哲学上有什么偏好，你都千万不要做一个唯我主义者，也就是那种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的家伙。如果你专注于自我，你一定会失败。高明的政治家从来不让他的目光离开别人的自我。
作者重复说；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我们打算影响的人们的个人抱负上，从而成就我们的事业。无论你想达到什么目标，你都需要知道你打算去影响的那些人关心什么事情。
作者甚至引用了尼克松总统最亲密的政治盟友的粗话来强调这番意思：“如果你抓住了他们的睾丸，他们的心灵和大脑就会跟过来。”作者解释说，人们也许会动情地关注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但他们的选票更喜欢投给自己的肠胃。
那么，我们的精力有限，到底应该关注谁的敏感点，关注谁的肠胃，关注谁的自我和个人抱负呢？
我曾经转述过明朝首辅张居正讲的大官怕小吏的故事。在这本美国人的书里，我也见到了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美国副总统戈尔1999年讲的。副总统先生说：
布莱德利议员进入参议院的时候，他头上有两个光环，他不但是普林斯顿最优秀的学生，还曾经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著名球星。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大型宴会发表演讲。这位自信的议员坐在贵宾席上，等着发表演讲。这个时候一个侍者走过来，将一块黄油放在他的盘子里，布莱德利立刻拦住了他。“打扰一下，能给我两块黄油吗？”
“对不起”，侍者回答道，“一个人只有一块黄油。”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我是谁吧。”布莱德利高傲地说道，“我是罗氏奖学金获得者、职业篮球联赛球员，、世界冠军、美国议员比尔·布莱德利”。
听了这句话，侍者回答道：“那么，也许您也不知道我是谁吧”。
“这个嘛，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知道。”布莱德利回答道：“您是谁呢？””
“我嘛，”侍者不紧不慢地说，“我就是主管分黄油的人”。
在这个权力的世界里，总有人是主管分黄油的。如果想多吃黄油，就需要关注他们，无论他们官大官小，无论他们名分高低。这就是政界的通则。
那么，中国和美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最终且最关键的黄油分配者不同。中国最重要的黄油分配者向来是皇帝，其次是皇帝的助手和耳目，而美国的政客最需要巴结选民。作为选民的专职耳目，媒体死死盯着政客和官僚，于是，他们又要讨好并提防媒体。 本书的许多内容，涉及到如何对付媒体，如何巴结选民。这些知识，在中国历史中是不好找的。如果按照美国的方式生搬硬套，为了民众不惜得罪皇帝，譬如英勇的海瑞，那可是要倒大霉的。
看了这本书，我感到在美国当官比在中国当官难。他们的对手太多，他们需要巴结的人太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小心和更多的知识。反过来说，在中国当官就不用这么难，这恐怕也是我们中国人在传统上更热衷于当官的缘由之一。
（《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美＇克里思·马修斯著，新华出版社2003年11月版，26．80元）
“谜”外说“谜”
■ 龙城飞
按照图书分类，《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之初的鲁迅论争》列在“人物研究”；以此反观该书，则所谓“五大未解之谜”，显然并非同等性质。其中“鲁迅活着会怎样”，说的是鲁迅身后事，实与鲁迅无关，至少与“人物研究”的对象鲁迅无关。把本来与鲁迅无关的事情牵扯进鲁迅研究，向为该领域的一大弊病；遗憾的是此书亦未能免俗。至于这究竟是不是“谜”，则是另一问题。当初是否有过那一番话，此其一；即便有过那一番话，至今是否还算是谜，此其二。单以后一方面而言，我觉得倒用得上鲁迅自己用过的一句话：“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难道时至今日，咱们对此还要大惊小怪么。中国文人屡遭劫难，心态却每每幼稚依旧；幼稚之在当时，或可谅解；之在一而再、再而三的事后，则不能不谓之愚蠢了。这是几句题外话，——如口前所述，此问题或与他人有关，独与已死之鲁迅无涉，置之不论可也。
其他几个“谜”，确实属于“人物研究”问题；虽然，问题有大，有小，有原本不值得或不应该“论争”的，也有“论争”了半天仍旧是问题的。譬如“鲁迅死因之谜”与“鲁迅丧葬费用之谜”，肯定不是同等分量。“鲁迅与许广平定情之谜”则显系隐私，论家说三道四，未免无聊。鲁迅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较之平民百姓的确有限，但并非一点没有。对于研究者来说，此种“研究”究竟有多大意义，多大价值，着实值得反省。我素来主张研究不违人情；对研究者虚悬一个至高无上的“研究”宗旨而为所欲为，颇不以为然。即以此事而论，或许真是个“谜”，但与外人了无干系。鲁迅是人，不是神——从前我们记不住后一句，现在又把前一句给忘了、
至于“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谜”，似乎并未发现任何新的材料，由此而起的“论争”——单看书中所收两篇文章，其实谈不上什么“论争”——顶多只是新的揣测而已。揣测并非定论。编者在序言中说：“应当说，周氏兄弟失和之谜的论争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没有新的有突破性发现的材料，也就只能对这一谜团做出上述解释了。”我觉得不免武断，其间似乎不是这么个逻辑关系——也许应当说，如果没有新的有突破性发现的材料，周氏兄弟失和之谜的论争就没有告一段落，也就不能说“只能对这一谜团做出上述解释了”。至于“上述解释”有无道理，我觉得至少在推理上还有不周全处。姑举一例，该文关于周作人日记有云：“尤其是，故意剪掉了日记中的有关记载，却还特地告诉人们一声。既然剪掉，就是不想让人知道，又何必告诉人？剪掉以后再告诉人，使人既无法证实，却又无法否定，得到的效果是无形中坐实了自己的结论。”“不想让人知道”的是日记的内容，而“告诉人”的是剪掉日记之举，原本是两件事；文中混为一谈，推论也就难以站得住脚。
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谜”也属隐私。所以前面关于“鲁迅与许广平定情之谜”的话，这里也能应用。虽然我承认，该事对于周氏兄弟双方此后写作与思想发展，都有很大影响，因而与另一个“谜”有所区别。但就这一事件而言，在未曾发现任何新的材料之前——鉴于当事人及知情者均已物故，且各位生前并无明确说明，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有什么新的材料了——与其妄自揣测，不如止于事实。而这也是两位当事人自己的态度。鲁迅对此的直接表示，其实只有一点，即用过“宴之敖者”的笔名；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曾解释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正是前述止于事实。周作人提出“不辩解说”，《知堂回想录》有云：“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也是止于事实。
《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一书中，真正值得研究者关注，也可以论争的，只有“鲁迅死因之谜”与“鲁迅丧葬费用之谜”二事。虽然如前所述，两“谜”大小有别，但是参与论争者，的确都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至少是对旧有材料做了较为认真的核实。这是很难得的。不过研究者在得出相关结论时，仍不无意气用事、深文周纳之嫌。而这种现象同时发生于论争双方，就不能不令人特别留意了。好像咱们的研究者还不大习惯——或者说不大能够——科学地对待所研究的问题。话说至此，我想推荐一本小书给此书的作者和读者以为参考，即罗尔纲所著《师门五年记》。那里胡适谆谆传授给罗尔纲的，似乎也颇值得我们学习一番。总括一句话，即如胡适所说：“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宇。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这个意思说来平凡极了；然而真要做到，其实并不容易。
谈到“鲁迅死因之谜”，我也主张止于事实。我看书中有些文章，大胆假设之后，不继以小心求证；却以假设为前提，再行推论一番，尤其涉及对须藤五百三医生的评价，显然不能坐实。我们过去吃过这种思路太多苦头，古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葛涛编，东方出版杜2003年10月版，39．80元）
绅士、乡村与农民
■ 黄 波
农村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总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问题。近代以降，随着西学的拥人，知识阶层开始尝试用新思路新方法化解这一难题。民国兴起的乡村自治运动就是这种尝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李德芳教授的博士论文《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民国乡村自治的理论及其实践进行了梳理，诚女口王桧林先生在《序》中所说，“它不仅具有学术研究上的价值，而且在农村问题成为国家重大问题的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李博士此书学术的精义非我浅学所可妄议，但它却启发我产生了一些也许不着边际的联想。
所谓“乡村自治”，按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应是民众参政的阶梯，应民自为治，而非官代为治。然而回顾民国乡村自治的实践，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行政权力主导下的自治，无论是阎锡山主政山西时的“山西村制”，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向全国推行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地方自治体的行政监督却都有渐趋强化之势，发展到最后，作为自治制度对立物的、过时的保甲制度被蒋介石政府借尸还魂就是水到渠成了。在这种名义下的乡村自治，“本为民众自身集合的处所，为谋本身的福利而设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