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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人类必须在选择中生活。由于要选择，所以人们必须认识到选择了A就意味着放弃了B。由此类推，不管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行为，他首先面对的是要在成本和利益之间进行衡量和选择，这就是解释全部人类行为的基础。贝克尔用这种根据成本—收益为衡量标准的理性选择分析方法，对歧视、犯罪、人力资本和家庭犯罪等传统经济学范围之外的领域进行了分析。比女口说犯罪问题，就是贝克尔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成本一收益衡量悟出来的。贝克尔是在去参加学生考试的路上碰到这个问题的。当时他快迟到了，他面前摆着两种选择，一是把车开进停车场，成本是交了停车费用，又迟到了；一是就地靠边，成本是或许会收到一纸罚单，但不用交停车费，也不会迟到。他迅速盘算了一下收到罚单的概率，“理性”地决定将车停在路边。当然，他最后既没有迟到也没有收到罚单。这样，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潜在的犯罪人和警察两方面的最优化行为。根据理性选择方法，他认定，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了将时间和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此人就会从事犯法活动。因此一些人成为罪犯并不是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是他们的利益与成本之间存在差异。同样的方法也被贝克尔用到了家庭问题上。贝克尔认为，家庭行为也是一种最大化行为，其基础就是理性的选择。比如说男人和女人结婚与否、婚后决定要孩子与否或是离婚与否，都是比较利益和成本的结果。他们选择的是效用最大化，所以，他们只有在预期结婚比单身生活好时才结婚，预期离婚会增加他们的福利时就离婚。而要不要孩子则纯粹是一种长期投资考虑，其中最关键的是涉及到父母对储蓄报酬率和对孩子的“投资”报酬率的衡量。如果投资在孩子的生养和教育上的“投资率”高于为养老而储蓄的报酬率，父母才会决定要孩子。
实际上，经济学考察人类行为的方式与社会学有很大的关联。一般认为，社会科学起源于哲学，经济学先于社会学出现。由于经济学自己规定自己只分析理性的行为，所以一些更大更宏观而且不宜用功利主义来论述的问题催生了社会学。社会学采用了除了理性分析方法以外的一切手段来分析人类在非经济领域中的一切行为。不过，韦伯一直坚持，人类行为由两个因素组成：利益和社会关系。韦伯认为，“不仅是思想，物质和合理的利益也直接控制着人的行为。然后常常地，由思想创造出的现实形象，也像扳道工一样，经常决定着沿着哪条轨道，行为才能被利益推动向前。”
正是因为认识到驱使经济行为的是与社会关系相关的利益，所以，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命题的兴趣日渐增长。19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学突然兴盛起来，其方向有二：一是借助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建构全新的社会学，比如唐姆斯·科尔曼的社会经济学。一是运用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如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分析经济领域中人的行为，如马克·格拉诺福特的新经济社会学。
从经济社会学角度，用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来看待人的行为尤其是这种条件下的行为如何促使制度的形成，自有一番理性以外的全新的非理性感觉。比如说，制度就不像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流行的观点那样，被视为是规则的组成。制度被视为是靠社会关系锁定在某种形式中的利益的体现。新经济社会学甚至用这种方法考察了1880年代~1930年代美国电力产业的形成，即美国的电力产业为什么没有走向公众所有？为什么不存在每一家大的电力公司自行发电的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运用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提出的观点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电力产业形成时期，某些关键人物的关系网络对电力产业目前这种基本形式的形成至关重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英萨尔和他的关系网络。1894年，英萨尔来到芝加哥，接手了芝加哥爱迪生公司。当时，这家公司还是一家新兴的小公司。英萨尔的到来为公司带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关系网络。英萨尔认识纽约、芝加哥和伦敦金融界的人，还认识许多政界人物特别是芝加哥的政界人物，认识美国的投资家。凭着这些熟人关系，英萨尔才具有将运营方式、组织形式、技术发展和金融背景汇集于一体的网络和能力，这门产业才具有了今天的这个样子。英萨尔和他的关系网络的活动，一点一点地排除了整个产业趋向公众所有和每一家大的电力公司自行发电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形式的组织形式事实上是否是最为有效的组织形式，这门产业的组织形式在早期阶段就这样渐渐锁定。一旦锁定，这种形式就开始一点点逐渐完善，其他形式则渐渐被排除。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最初的组织形式就是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解释经济制度发展的某些部分。
用这种方法分析某一职业的形成也是经济社会学的拿手好戏。一般来讲，如果分析人士是一位威廉姆森式的经济学家，很可能会经典的将某种职业的形成看成是最小化交易成本的结果。但对美国精神病协会进行历史的追溯就会看到，在十九世纪，美国就存在经营精神病机构的人群。这些人群之间互有交往，这种交往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组织，这一组织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精神病协会。这是典型的一种采取了组织形式的个人关系网络，然后，这种形式被渐渐锁定，并最终被锁定为一个职业。
到底用什么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社会学教授的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花了两年时间专门访问了与此有关的十七位学者，并于1990年出版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一书。该书是一本访谈录，访谈的十七位学者半数是经济学家，半数是社会学家。由于经济学是一门显学，所以这些受访人多数是著名经济学家，其中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有加里·贝克尔，乔治·阿克洛夫，阿玛蒂亚·森，肯尼思·阿罗和罗伯特·索洛。另外还有以交易成本经济学出名的威廉姆森和以《集体行动的逻辑》出名的曼库尔·奥尔森。社会学是一门影响较小的学科，所以受访的社会学家不如经济学家那样为人所熟悉，但其中的多数学者也是自己领域中的佼佼者，如将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引入社会学并建立了经济社会学的科尔曼，以及创立了新经济社会学的马克，格拉诺福特等人。这十七位人士虽然分属两个领域，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不是只用自己领域中的分析工具分析专属于自己领域的课题。他们有的采用本领域的工具“侵入”了别人的领域，如贝克尔用理性分析工具于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领域；有的是在本领域“输入”了别人的工具，如阿克洛夫借用其他社会科学分析方法于经济学领域的“心理社会人类经济学”和科尔曼采用理性分析方法创立的经济社会学。总之，这是一次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碰撞，碰撞的结果是其中多数人都创立了自己的学派并因此而得了奖（经济学家）。碰撞后面的故事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相信是每一个想要在自己领域中做出一番成绩的人想要知道的事情。
（《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版，25．00元）
梅尔维尔笔下的以撒
■ 孙传钊
国内有的学者谈起引日约，创世记》的亚伯拉罕杀子的故事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时，举了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马铁奥·法尔哥尼》的例子（高峰枫：《亚伯拉罕杀子的故事》，《读书》2003年第3期），其实，欧美文学中更典型的直接受到这个故事影响的小说是十九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梅尔维尔的《漂亮水手》（即 BILLY BUDD，该小说的题目其他非英语的译本都保持音译，译成“比利·巴德”，不知道为什么，中译本译者把它意译成《漂亮水手》（郝敏译，作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
《漂亮水手》是梅尔维尔最后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在他死了33年后的1924年才被作为遗稿整理出来出版，引起各界的注目。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样，不仅在欧美的文学界，而且在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神学和心理学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梅尔维尔的其他作品也因此渐为世人瞩目。正如中文版的序所说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善与恶、人判与神判、个人与国家、激情与职责、法律条文与法律精神、单纯与阅历、内心与外貌、陆地与海洋的经典小说。文艺内容如此丰富，对《漂亮水手》的解释已成为学术讨论的源泉。”
《漂亮水手》的情节和人物都很简单。被暗喻为“以撒”的主人公是个21岁的水手——“拥有健康、青春和一颗自由的心的欢乐”的比利·巴德，从商船“人权号”被强行征募到军舰“不屈号”去当水兵，他那“谦逊的漂亮面孔和一种亲切的无忧无虑的态度”很快被包括舰长维尔在内的官兵们所喜欢。而相当于亚伯拉罕角色的舰长维尔，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单身汉”，“对下属的冷暖体贴人微，但对违犯纪律绝不宽恕”，虽然严格却又“从来没鲁莽过”。他喜欢读不落俗套的作家作品，比如，蒙田的哲学思想，以生活中的谦虚表现出具有“一种贵族的美德”，“在海军中，他以这样的广为人知——明亮如星的维尔”。总之他是个“卓然不群的人物”。他也从心底像慈父一样喜欢纯洁的比利。小说中的另一个象征着邪恶化身的人物是兵器教官克拉格特，与比利的天性的善良单纯相反，是一个因为天性邪恶的精神错乱而堕落的魔鬼。他“知道什么是善，却无力为善”。是造物主分配给他这么一个角色，以至出于嫉妒，“把仇恨正义化”，向舰长维尔诬告比利有参与叛乱的行为。维尔决不相信这种指控，为了爱护比利，他要把事情的影响最小化，他让比利和克拉格特在自己的房间里当面对质。当比利为自己辩解时因口吃的失语症表现出痛苦时，维尔还慈父般地安慰他，说：“不急，我的孩子，慢慢说，慢慢说。”可是，比利却突然一拳打在克拉格特的前额，兵器教官倒下了，再也不动了。
比利将诬陷他的克拉格特一拳打死了，维尔舰长就不能“既要考虑实际情况又要考虑道德因素”来仁慈地处理了，因为，从国家理性的角度，比利的行为“将是清楚的以公然的反叛行为犯下的杀人罪”，他一改先前对比利的慈父般态度，要求军事法庭将他判处极刑。梅尔维尔这么描述维尔舰长的良心向国家理性的屈服，“像一个被责任逼迫着服从于更高的权利献出自己儿子的父亲”——亚伯拉罕那样：“以他的年纪，他可以做比利的父亲。这个严肃的效忠于军队职责的人融化了，融化到我们人类定型时就一直保持不变的原始感情中去，最后他可能把比利拥抱在胸前，正如亚伯拉罕依照那个苛刻的指令决绝地把年轻的以撒奉献上去，在此际他可能抱住以撒那样。”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16卷第32章中将以撒暗喻为耶稣的那种对《圣经，旧约》解释，在《漂亮水手》中也有类似的笔墨如：比利在与克拉格特的诬陷当面对质时因为口吃的失语症，“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酷像是在遭受十字架上钉死的刑罚”；全体水兵集合在甲板上目睹比利·巴德被执行绞刑的时候，他们的眼里这是一出上帝也不能平息心头创痛的悲剧。“尽管他们不了解这一悲剧的真相，只想到这样的判刑可能从全海军的角度看是一个必须如此的惩罚，但是他们还是本能地感觉到比利是既不可能谋反，也不可能谋杀他人的”。所以，虽然比利·巴德被处死、海葬之后，他们依然“在与军纪和战争目的相配的音乐和宗教仪式决定基调的气氛中”，“以他们习惯了的整齐有序的方式，分散到各自不在炮位时所在的地点”。然而，在他们个人良心的认知中，比利被吊死的前桅楼的帆桁具有特别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它上面的一片木屑都是那根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
在确认了克拉格特被打死后的瞬间，维尔舰长也不由自主地指着地上的尸体叫道：“看哪！这是上天对亚拿尼亚的判决！”但是，沉思片刻后，他再次叫起来：“上帝的天使打死了他，可是这个天使一定要被绞死！”他得马上解决这件事情，法权是不需要讨论的绝对的理念，即使天使也要绞死。
亚伯拉罕在献出以撒之前始终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