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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逵胛逅拇场识晕逅脑硕睦汾故汀罚亍逗恃芯看钥罚诙�33…50页）如果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审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可以发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潮流。
世界主义包括左右两翼。胡适、陈序经倡导“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西化”，主张融人以英美为代表的世界主流文明，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右翼。瞿秋白、王明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标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中国积极推行“苏维埃化”，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左翼。但是历史表明，在面临民族危亡之秋，左右翼的世界主义都比不上民族主义在中国民众中的感召力。
我们把民族主义分为左中右三个分支：民族共产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民族传统主义。陈独秀、毛泽东是民族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前者断然拒绝在中东路事件中表态支持苏联红军入侵东北，后者软磨硬抗，拒不执行斯大林要求八路军加强对日作战以减缓日军对苏联边境威胁的指令，均是出于民族共产主义的立场。
戴季陶、蒋介石是民族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戴季陶在孙中山挽联中称其“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从而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诠释成一种传统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面作战，称它们同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
抗战初期，右翼民族主义居于正统地位，但是到1943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不佳，再加上美国在华记者、官员和军人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抨击和对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好评，左翼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
作为中间派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既没有政权和武力的支持，也没有国外的直接奥援，他们的声音便显得很微弱。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族共产主义者在抗战期间转变了一种话语方式，让人们乍一看很像是民族民主主义者，从而挤占了后者原本就很狭窄的话语空间。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了解正宗民族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阶级革命与全民革命
中国青年党的纲领称：“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10页）这是对于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继承。
国家主义者并不一概反对革命。“因为
任鸿隽二题
■ 尤小立
任鸿隽的报告
近来翻检现代中国科学思想史资料，读了些科学事业家任鸿隽写的报告。任鸿隽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之一，早年担任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后以“稽勋生”名义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又长期出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按说这样的资历是容易摆老资格、耍官腔的，但以“科学救国”为追求目标的任鸿隽却仿佛并无此念。
任鸿隽一生所作的报告包括中国科学社年会的开幕辞、闭幕词、社长报告以及出任大学校长时开学典礼上的“报告”，还有以书面形式写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于中基会的情况回顾。这些报告大多写得简单具体，没有太多的修饰语。内容上则不外乎两点，一是讲理，二是说明。
任鸿隽这一代科学工作者既以“科学救国”为己任，面对现代中国科学精神匮乏，而科学基础薄弱的现状，往往喜欢诉诸西方科学及其理论，以西诊中。然而，这些理论均以“问题意识”为向导，并非空谈。如在1921年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他就针对当时中国人习理工多取功利，而不知其所含的科学理念加以批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任鸿隽思想中一个核心部分，就是科学精神。而科学在他看来，乃是一个整体。在《五十自述》里，任鸿隽指出：“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十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正是存此科学整体观，到1936年，在中国科学社二十一次年会暨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上致词时，任鸿隽仍然对科学学科愈分愈细，影响到整体科学认识的现状，“一面固然是高兴，一面也不免发愁”。
说理以外，则是说明。这方面的代表要数《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中基会为管理和支配美国退还的庚款的机构，经费多资助科学文化事业。每年均有正式年报，罗列基金使用情况。这份《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虽非正式报告，但从内容看，却非常详尽。文中列出了许多图表，使一笔笔资助款的去向一目了然。同时，他还说明了具体的操作办法和所要达到的实际目标。说实在的，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各种监：督机制并不健全，中基会能有如此做法，主要有赖于管理者的个人素质。只有公开透明，才可能做到合理公正。这也是他们这一代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理性所在。不仅如此，《回顾》中对科学研究及其现状的把握和定位也显示了任鸿隽等一代科学工作者卓越的眼光。任鸿隽写道：“科学研究的先决问题有两个：一是人才，一是设备。”在人才方面，中基会努力的方向是：“一、使已有成绩的学者得到工作的机会”；“二、使有希望的青年得到造就的机会。”
任鸿隽先后出任过北大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和四川大学校长。与胡适一样，他们这一代科学工作者在普及科学之外，也想通过教育为中国的政治以及现代化打下一个“思想的基础”。教育思想也自然成了任鸿隽思想的重要一环。作为大学校长时他的讲话以及在大学所做的演讲，大多也是清楚明白，务实可感，兼与其科学理念配合的。比如他1935年出任四川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报告”，不仅列举了当时川大学生的数目、学校的设施、课程标准的厘定，更把“注意基本工具之训练”、“注重自动的研习”两点，作为教学基本原则。而这两点也正是任鸿隽所理解的落实科学教育的基本途径所在。值得一提的是，川大四个学院和公共体育部新聘的二十五位教授和三位体育教师，任鸿隽都是当众一一介绍，而这些增聘的教授来自各地，且不乏一流的人才。
任鸿隽回国前曾致信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老朋友胡适，信中对自己回国后的志向略有提及。他想用一年作调查，三四年预备，五年之内或教育或实业，办一件新事业。后来，实业之事因故未成，他便专心致力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直到晚年任上海科协副主席、上海图书馆馆长，也还在以筚路蓝缕的精神为科学精神在中国的阐扬、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教育的普及搭桥铺西化与中国化
按理说，任鸿隽是现代中国典型的西化派。早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他就写过不少文章，痛言中国学术之病，希图以西方学术，特别是科学方法来加以根本改造。
任鸿隽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今夫吾国学术思想之历史，一退化之历史也。”（《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受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影响，任鸿隽也把世界知识发达的历史划分成三段式：即“迷信时代”、“经验时代”和“科学时代”。在他看来，随着科学发明的大量出现，十九世纪“人所称为科学世纪者也”（《五十年来之世界科学》）。可是直到192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春季演讲会演讲时，仍把东方文化（自然也包括中国文化）排斥在“近世文化”，也就是科学文化之外（《科学与近世文化》）。
现代中国的西化派，一般是以西方文明标准审视中国的，任鸿隽也不例外。但作为科学事业家，任鸿隽更多地是想在中国培育适合科学种子生长的土壤。就是为了一颗“科学种子”之事，他与时在欧洲，署名“闵仁”的人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生了争论。与任鸿隽相似，“闵仁”也认为西方人的人生态度，是“老实、直率、负责、认真、有恒、肯干等等，结果是征服天行以归人用”。而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是油滑、懒惰、苟且偷安、因陋就简、不负责任、专捡便宜，结果是穷病交加，饥寒并降，不困灾荒，便苦盗贼。”但他同时认为，古代中国是有“科学种子”的。而把“科学种子”视作“科学方法”的任鸿隽自然是不同意这种“古已有之”的结论。他先后写了两篇文章答复“闵仁”，其核心的观点，就是“现代的科学和古代的所谓科学，题目虽是一样，性质却大大的两样了”（《再答闵仁先生》）。把中西、古今截然分视，也是典型的西化派的思想。
然而，任鸿隽这类西化派与崇洋媚外、食洋不化者是大相径庭的。他们的坐标系虽然是西方的，目标却是十足的民族主义的。在《科学的种子在那里？》一文中，任鸿隽就明确说过“洋八股式的科学，是与真正的科学不相干的”，“仅仅明白欧美人的心理，不能算了解科学，科学是由实际上做出来的”。
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作为西化派一员的任鸿隽的内心倾向。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受国际智识合作委员会的委托来中国进行了几个月的教育方面的考察，随后发表了题为《中国教育的改造》的考察报告，报告中不仅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状况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也提出了若干发展中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建议。原来任鸿隽曾与朋友约定，各自写出书评，可是朋友们一直未见动静，于是任自己便先行写下了读报告后的意见，在《独立评论》三十九号（1933年2月26日）上发表。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任鸿隽首先对考察报告中依据的一些数据产生了疑问。报告说，平民教育会定县工作的经费“百分之六十”来自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补贴。而作为中基会的负责人，任鸿隽认定中基会只给平民教育会经费两万元，“若拿此数与平教会三十六万元经费作比例，不过百分之五而已”。颇有意味的是，面对报告中的两段话时，任的不满态度。报告称“因为各国退还庚款，才有许多高等教育机关的设立，而且许多经费充足的大学也是由此成立的。”“中国中等学校的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发起的。”任鸿隽评论说：“这两个说法恐怕凡稍知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人＇，都不能认为正确罢。” 最值得辨析的，可能还是任鸿隽评论文章里的这样一句话，“考察团诸君认＇为＇我们的学校教育过于外国化，我们的意思，却是觉得我们的暾育矽》国化的不够。”如所周知，现代中国的西化派，大多对中国较西方落后的现状持批评态度，而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富强，要走向现代化就非西化不可。因此，“外国化”也一直是他们倡导的发展方向。但此次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报告却未支持“外国化”，相反，他们还强调；一国的教育应该根据所在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经济情形创造一种新制度，不可盲从外国，特别是不应该摹仿文化经济和中国社会情形太远的美国教育模式。
抽象地看，国联教育考察团的这些说法相当理性，也所指有故。上世纪初，自从美国哲学家杜威教育理论介绍到中国后，从学制到教育方式上，美国实用主义教育观的影响都是明显的。当时国内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如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刘伯明、陈鹤琴、舒新城等都是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的鼓吹和实践者。而1919年杜威的来华，并先后所作的二百多次演讲，更是在宣传其哲学思想的同时，大大推动其教育思想的传播。有趣的是，杜威在教育理念上，也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外国化”。但以今之眼光看，外国学人和中国知识人所处的环境毕竟差异极大，着眼点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三十年代的中国，从任鸿隽这样的科学事业家的视角望出去，现代教育制度（指科举制度废除后）建立还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而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同步，又部分地消解了外国教育制度和教学方式在更广阔区域的进一步推广。任鸿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