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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页上：虞山画派中著名的画家有王晕、王原祁、吴历、杨晋（子鹤）、黄鼎（尊古）、马元驭（扶曦）等。
虞山画派指的是以王晕为代表以及他的弟子、后人所形成的画派。王原祁是太仓人，不是虞山画派中人，吴历也不屑虞山画派，前者为清初画坛“四王”之一，后者加上“四王”〃和恽南田又称为“清六家”。
第5页上：明清之交，则有邵辚（鄂庭）父子五人……名于吴中，有“五凤齐飞”之誉。
所谓“五凤齐飞”，明代监察御史章硅五个儿子仪、表、格、律、楷，其中章仪字来凤，章表字翔风，章格宇韶风，章律字鸣凤，加上章珪从子章度字虞凤，因都做过官，时人称为“五凤”。至于邵家的“五凤齐飞”，应指邵齐烈、邵齐焘、邵齐熊、邵齐然和邵齐鳌，且时代不在明清之交而是在清中叶的乾隆时期。
第6页上：继后则有钱尊王（钱谦益后人）的“述古堂”……钱曾的“也是园”……
这里所说的钱尊王与钱曾是同一人而不是两个人。钱曾，字遵王，他是钱谦益的后辈族侄孙而不是直系后人（在401页上第16条注释“钱遵王”，仍说他是钱谦益后人，所幸的是，这里“钱遵王”没有错写成“钱尊王”）。这一段涉及人物很多，也显得很乱，所写的人物、藏书楼差错比比皆是。其实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是很容易找到的。
第25页上：冯氏，字巳苍，号默庵，工诗，与弟冯班齐名。冯氏曾因营救瞿式耜而被捕下狱，后又被县令瞿士达所忌，典死狱中，其墓在虞山言；子墓前旁。
这里的“瞿士达”其实应叫“瞿四达”，“典死狱中”应是“曲死狱中”。前者姑且看作是笔误，后者很有可能是打印出错而来校出，但冯舒并未葬在虞山富子墓前旁却是事实。葬在虞山盲子墓前旁的是冯舒的弟弟冯班。这件事在常熟并不是历史秘闻，作者不知怎么会张冠李戴，把弟弟的葬身之地当成了哥哥的坟墓所在。
72页上的许建诰、邵渊跃应是许廷诰、邵渊耀，这一差错又在75页上重复了一遍，实际上在常熟的县志中都有载，只要一查就明。而73页将常熟极有名的明代赵用贤、琦美父子的藏书楼脉望馆写成了博望馆，这在《常熟市志》中也记得明明白白。
156页上：杨希铨，宇研芬，进士出身，时官广东惠州知府。其子杨泗孙，宇濒石，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杨沂孙，宇豪叟，举人，官至安徽铜陵知县、凤阳知府，为晚清著名书法家。
不去说他在排列上先写弟再写兄的不合理，单说这个杨沂孙，到了187页上，就变成“字能春，晚号濠叟，道光举人，历任安徽青阳知县、凤阳知府。”同一个人，上称宇“豪叟”，后称号“濠叟”，究竟孰是？其实只要查一查县志即可知。《重修常昭合志·人物志》载：“杨沂孙，字咏春，希钰子。道光癸卯顺天举人，选知安徽铜陵县，调署黟县……擢知风阳府，旋以父忧归……以官凤阳，遂号濠观，晚更号濠叟……杨泗孙，宇钟鲁，号滨石，沂孙弟……”志书中写得很清楚，杨沂孙、杨泗孙是杨希钰的儿子，不是杨希铨的儿子而是其侄子。不仅辈分搞错了，而且兄弟俩的字、号，也都给弄错了。
第188页上：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铄还与常昭地区的书法家发生交往。钱泳之外，他还常常出入“赵园”，与赵烈文论文弄墨。
这里是作者随意臆测。钱泳生于1759年，卒于1844年，不是常熟人而是金匮（无锡）人，后来才寓居常熟翁家庄。所以，《重修常昭合志》的人物志将他列入“游寓”中。翁心存主讲游文书院是1846年（见本书456页附表），其时，赵烈文还没有到常熟来，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买下吴氏的“水园”并将其改为“赵园”，翁同稣怎么可能“常常出入‘赵园’，与赵烈文论文弄墨”呢？而此时的钱泳早巳死了两年了，翁同稣如何会与他交往？这不是笑话吗？
对地方历史不了解而匆促成书也造成了书中的差错。
第334页上：翁同铄“为了找到明初张洪所修常熟县志《桑志》、《榆志｝，曾托汪鸣銮向苏州有关私人藏书家查找借抄。”
这里大错。张洪是明初常熟人，确曾修过一部县志名《常熟新志》，但此志在明代即早佚，未见传世。至于《桑志》、《榆志》，只听说过在明中叶有桑瑜修过县志，世称《桑志》，而从未听见过有什么《榆志》。不知作者为何任意乱写，杜撰出不存在的旧志。这几部志书，在《常熟市志》附录中写得很明白，作者应该看到的。
第372页上：会馆敦睦堂内悬挂着翁心存的大学士匾颧、翁同铄与他“状元及第”的匾额。他的这块“状元及第”匾额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常熟翁氏故居彩衣堂内。
这块匾的照片就印在本书的插页中，但一看，不对呀，那上面明明是“状元第”三
新乡土中国研究随笔（之四）
■ 仝志辉
用水协会的尴尬
贺雪峰打电话说，刚刚结束的调查提到现在农地灌溉不再由村集体组织，而是由村民用水协会去向泵站买水。我正在关注农村民间组织的作用，村民用水协会不正是吗？但是，贺雪峰说，用水协会没用。
他讲了一个例子：一个村民小组，只要每户村民交10元，就可以全用上水。但如果有几户村民不愿交钱，其他的农户就也不交，因为水一旦放过来，没交钱的就会白白受益。虽然即使有一半村民不交钱，其他人也只需多交10元，但还是没一户交钱。代价是；每户村民承担减产的损失一百多元。
这一行为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的非理性，原因在于村民们独特的公正观。他们认为让别人白白占便宜是不行的，即使自己因此获益，甚至和吃亏相抵后仍然获益也不行。决定村民行为的是他与村庄里其他村民之间的比较。
这一公正观，既有在物质匮乏状态下形成的“不患寡而换不均”的传统观念，也融合了市场经济下的盈亏计算。在主要依靠农业为生地方，如果没有获取收入的渠道或外部的资源输入，农户的经济社会地位就是社区内的相对地位。在资源总量既定或单个农户收入上限既定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比较就是自己和身边的人谁多谁少的比较。这种比较不会考虑将来的变化，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这种比较也不会考虑村庄之外的评价，因为他们整天打交道的还是村里人。他们知道，在一个村子里，一旦在一件事上示弱，别人可能就会在其他事情上拿捏自己。人人都想做不能轻易被人算计的聪明人。所以，谁愿意做替别人交钱买水的傻瓜呢？
市场经济的理性算计也表现在农民的用水难题里。自己交钱让别人白白获益，没有合理的制度对交了钱的人进行鼓励或补偿，不交钱便也是一种理性的反映。但问题是，为什么不选择积极的方式去改变现状呢？不是不想，但现在农村组织的状况，使农民没有制度创新的资源。
今天的农村已经没有可以有效地组织农民的权威。农民之间合作的文化基础也被瓦解殆尽。面对这样没有合作基础的村庄，市场关系的渗入在进一步离间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这时，农民的自利是一种狭隘的自利，他们首先保证别人不能侵害自己，但并不能寻求到别人对自己的支持。人人如此，农村也就成为一个相互只求自保，但无力积聚内部资源、获取外部资源的虚弱的共同体。或者说，是因居住相邻而形成的形式上的共同体，是无任何内部实质交换的虚假共同体。
这时，农民合作的问题似乎就不是开发农村内部资源就能解决的。因为有的农村内部已无有助于合作的资源——从必要的物质资源，到必要的文化资源，从负责任的精英，到追求合作的普通村民。外部资源或者可求，但是，面对如此尴尬的合作基础，资源输入后会带来合作的前景吗？
明星村的背后
《南方周末》刊出《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整整四版的篇幅，可见社会对此类经济强村现象的重视。除了大邱庄，华西村和南街村我在1993年和1994年分别去过，当时得到的印象仍是主流的一套，认为是集体致富的典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听了吴仁宝的讲话录音，与王宏斌短暂的面谈，也觉得这些村庄发展的背后有未曾道明的原因。这次看报道，一下子又触发了自己过去的思考，并且想到其他村子的事情。
南街的报道验证了我在南街调查时一个外地业务员的说法，南街的发展有赖于大量的银行贷款。经济强村之所以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争取和利用外部资源，这些资源中，很大一部分需要运用行政渠道的关系。而在这方面，明星村的领导人有超乎寻常的本领。
在我调查过的陕西毛村，村主任也是一位能人，他和历任乡党委书记的关系很好，善于从上面谋取资源，给村庄带来了很多福利，村里大部分旱地得到了灌溉，村民也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他无吴仁宝；王宏斌那样一心为集体的精神，为村民办事的同时也不忘捞取自家和亲戚朋友的利益。因此，争取上级资源的本领并没能给他带来足够的权威，反而成为一些在选举中谋求取代替他的人挑刺的把柄，被村民认为勾结乡干部、中饱私囊。村庄的经济发展没能走上如南街、华西那样节节上升的坦途，陷入了长期的派性斗争。
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获得自上而下的资源，而且，即使有一位能人可以为村庄争取到资源，对他如何利用资源的监督在村庄中也很难做到。三大明星村村庄领袖的胆识、能力、治村的本领和外交的手段，都非一般农民可比。明星村的辉煌和他们个人的努力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正因为这样“全能”的能人难觅，所以明星村才凤毛麟角。其成长不易，维持也难，均有赖于能人尽责。华西、南街至今长盛不衰，与村庄领袖的进取和自律有很大关系。而大邱庄神话的破产，也起因于村庄领袖的自我膨胀。
明星村一般还有占绝对优势的集体经济和近乎严厉的管理制度。而这对于大多数的村庄来说，也是几无可能的事情。在上下一致的行政化运作中，分田到户在一夜之间成为大多数村庄的现实。但明星村保留集体经济，并因和后来提出的“共同富裕”理念相一致，出人意料地成为其谋求上级资源和支持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被有远见的村庄领袖刻意营造、维护乃至放大，更使其含金量大增，其他村庄无法望其项背。明星村动辄斥资百万千万乃至上亿元兴建政治性建筑即是明证。而这种刻意渲染背后的洞见，使得村庄领袖成为居于村庄之中的政治家。村庄能人成为不了洞察上、下层政治互动机理的政治家，也就造就不出明星村。
但是，相对国家对农村总量有限的财政支持，相对县乡政权在维持运行和追求不正当利益之后对村的有限投入，要想使每个村都获得外力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市场的不完善和农民的弱势使得来自市场的资源对农村的正向流人也微乎其微。而且，“能人＋贤人＋政治家”的要求对农村精英来说，又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缔造明星村的英雄难以横空出世，明星村的道路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不具普遍意义。
上面所讲的毛村之类的村庄，是中国村庄的大多数，他们处于从贫困村到明星村序列中广阔的中间地带。由于资源的不足，能人缺乏，市场风险的冲击，村庄在致富的道路上步履维艰，甚至不断倒回到起点。
寄希望于加强国家对村庄的扶持，或者引进人才之类的措施在短期内不会成功。因为，国家扶持需要城乡统筹的发展之道和对农村基层行政体制的彻底改造，此种撼动既有利益格局的动作不能被轻易采用，即使被采用也不会马上见效。而人才战略牵涉的问题更为深广，农村人才的外流、村庄价值体系的紊乱、市场化进程中农民的狭隘自利观念等，都阻碍着一个理想的人才机制的建立。
经济落后的村庄其实根本无缘走上明星村良性发展的道路，因为明星村赖以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稀缺资源——经济区位优势、政策上的倾斜、适用技术的输入。如果说精英在农村难觅的话，不妨把他们也看作外部资源，毕竟，带领农民闯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