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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整体历史条件的变化，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发展历程也必然显现不同的时代特点。以外国在华航运势力的扩张为主题的本辑第一编而论，甲午战争以前在江海航线上居于明显优势地位的英国轮运势力，甲午以后很快就受到迅速扩张的日、德航运势力的威胁，而且出现外国轮运势力向各地内河航线深入扩张这种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其影响无疑是极为深远的。因此，第一编编者共设置五章，前四章辑录的是外国轮运势力不同阶段扩张的形势。第五章则是外国轮运业资本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控制及其收益。
第二编则是轮船招商局。就轮船招商局发展而言，同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在盛宣怀主持阶段，由袁、盛的争权到扰攘不断的内部派系之争，在体制上虽有商办、商办隶部的酝酿，实际上终难摆脱官督商办窠臼，业务经营上也终难摆脱封建势力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以轮运业务为主的轮船招商局对轮船投资未见扩大，房地产投资却见明显增长，因此运力不强，难以与外轮竞争，只能凭借中外少数大公司的运价联盟来维持。然而进入二十世纪，这家经营惨淡而资产庞大的中国最大的轮运企业竟成了外商伺机购并的目标，政府屡欲将之抵押求借巨额外债。当事者应对乏策，虽然未为日邮资本所乘，最终导致一分为二，分立招商局及积余产业公司两个单位。迨盛宣怀死后，招商局仍然处于官商矛盾纷扰中，终无起色。本编设置四章，其中三章为招商局不同阶段的发展进程及业务经营，别置一章为“招商局的垄断地位”，用以进一步探讨这家轮运企业的独特性质。在封建、半封建的社会中，像招商局这样一家自始就依靠“官为维持”的大型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个以家族系统为经络的官权势力网。它既是业务垄断的基础，又是经营腐败的温床。研究招商局发展中的这个特点，对当前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或许具有参考价值。
在本辑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内，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民族资本轮运业的发生与发展了。在列强环伺的大环境里，收回利权的时代潮流显然成为驱动民族资本轮运业发展的动力之一。拥资几十万两（元）的大中型轮运企业陆续出现在江海主航道上，特别是甲午战后，各地内河资本一般只在几万两（元）以下或是几千两（元）的小轮公司大量涌现。限于资料，做出完全的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不难看到，凡是凭借特权创办轮运的内河航线上莫不有华商小轮的踪迹，在一些外商小轮尚未及涉足的偏远的内地航线上，也曾出现华商置轮的活动。大中型华商轮船公司如政记、宁绍、大达、芝罘、北海等也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但是，始自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近代小轮业，十数年蓬勃发展的势头并未能继续顺利发展下去。外轮势力的竞争及封建社会的苛捐杂税，以及军阀战争的骚扰，使中国民族资本轮运业的发展历程备极艰辛。第三编共设置六章。前四章均以不同阶段民族资本轮运业的发展历程为主题，第五、章则集中展示民族资本难以发展的症结，第六章反映民族资本轮运业发展过程中与木船及铁路的关系。
作者在资料的收集与取舍上殊费心血，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反复消化资料，提出问题，然后按问题组织篇章节目。因此均以说明问题为度、为资料收集与取舍的标准。由于资料范围广泛庞杂，既有中文报刊、档案、笔记、函牍、奏章、条例之类，又有外交文件、专书等等，所以大多难以保留全文，只辑录有关段落或有关文句。读者可以查阅本辑附录“征引文献目录”。
本辑引用外文资料，其资料来源均注原文名称。本辑以文字资料为主，间亦选录或编制若干统计资料，以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彼此补充。资料之中，特别是档案，或某些抄件，多有字迹不清、标点讹误甚或辞意矛盾之处。在编辑过程中，编者已竭力作了若干校对与勘误。
关于本辑的出版，还有一些话想告诉读者。早在1984年第一辑《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出版以前，编者已经着手第二辑资料的收集了。但编者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一项“跨世纪工程”，一拖就近二十年。聂宝璋先生在本辑“编后记”中感慨地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据编者介绍：在这期间，国内外的学者朋友，不断询问工作的进度，希望尽快出版。这种期待对编者固然是一种鼓励与鞭策，但也令编者负疚。如此迁延拖沓，自然非编者所愿。对资料书的要求，大致不外精、全二字。而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却常常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拿外国轮船公司来说，1895年以前的美商琼记、旗昌，英商怡和、太古等轮船公司，都有依据各该公司档案撰写的专著出版。因之资料现成，利用方便。1895年以后，日本轮运势力崛起，德国轮运势力亦扩张迅速，使原来英国轮运势力的垄断一变而为多国轮运势力竞争的局面。这个首先需要资料论证的重要问题，资料却严重匮乏。日本的日邮、大阪与日清几家主要轮船公司都有各自创办与发展的专书出版，其他英、德、法等国轮船公司完整而系统的资料则苦于在国内无从寻觅，最后只能依靠零星报刊杂书填补。最感棘手的是，在本辑涉及的时期内，华商创办的，像三北、宁绍、政记、川江、肇兴等规模较大的轮运企业较为详尽系统的经营、发展历程，不仅未见专书出版，国内报刊也只有零星披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编者曾追访过天津三北分公司经营人李姓家族成员，探询当年三北业务经营资料时，或许出于对当时日益严酷的“阶级斗争运动”的畏惧，其人讳莫如深，连连推托，访者只好知难而退。编者也曾探访过怡和洋行天津买办梁氏家族成员，结果就更可想而知了。后来经历“文化大革命”，这些私人收藏的资料即使有，恐也难逃厄运。到了第二辑编辑工作正式上马以后，编者曾先后奔赴汉口、重庆、上海、哈尔滨、旅大、烟台等口岸城市，访问各地航务局、文史馆等单位，承蒙热情接待，特别对地方性航运的发展、运价的变化以及地方性航政政策方面的资料是有收获的。但编者所期望的轮船公司经营资料，仍然所获甚微，不免令人遗憾。让编者收获较多的地方是档案馆与图书馆。国家第一档案馆馆藏清末外务档案，虽数量不多，但涉及航权交涉资料，确属罕见。南京第二档案馆珍藏的招商局档案，《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中即曾征引利用，而且相当顺利。但当第二辑编辑工作开展以后，正值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利用档案由无偿变为有偿，于是涉及经费问题。同时为避免档案原件频繁使用易于损坏，借阅与复制都有了限制规定。不过编者“三下南京”，在馆方协助下，最后还是收集到一部分，虽仍有欠缺，但足以充实招商局的有关章节了。在收集和编辑资料过程中的酸辛苦辣，非亲身经历，难以言表。经过近二十年的周折历程，使编者深深认识到，大型资料书的编辑实在是一项费钱耗时的工程，需要的是经济的支持与编者的毅力。财力的不足，曾使工作时断时续；如果财力充分，按说本书还应再做补充与精炼，不过时间还要拖延。
文末，我特别想再为历尽艰辛而成就这部大型资料书的编者慨言几句。
本辑出版后，我还有时去拜望年事已高的聂宝璋先生。今年春节我与经济所的一位朋友拜望聂公时，他指着家中狭小的空间和拥挤不堪的状况诉说道，由于居住条件较差，最近不得不处理了一批经济史研究的专业书籍和杂志，他还告诉我们，他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航运史，花费了几十年心血所做的上万张卡片，近日以每公斤八角钱的价格卖给收废品的人了。我们听后大为震惊，痛惜不已。埋怨聂公为何这么匆忙草率处理了这些珍贵的资料。聂公慨叹道：“还有谁愿意继承我的事业呢？我算是看透了！”
这令人扼腕叹息的“封笔”之举，长久地萦回在我的心头。若将它比喻为《红楼梦》中“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实为不妥，可个中的辛酸与悲凉，难道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听经济所的一位研究人员说，居然有人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的一个摊位上看到了聂公的一部分卡片！我们惋惜之余，不禁钦佩起那收废品者的“慧眼”来，还是他们看出了“废品”的价值，不至于使其在顷刻之间化为纸浆。这也算苍天有眼，不忍“暴殄天物”罢！
二十多年前，聂宝璋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一书，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在读者中很受欢迎；进入二十一世纪，适逢他八十寿辰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和《聂宝璋集》。聂公还有什么期盼吗？他曾对我说：盼着拆迁，改善一下现在拥挤的居住条件。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午10月版，118．00元）
吕叔湘先生和
共计1572页、四百多万字的《论衡索引》，终于在1994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力先生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为这部书作序，他在序里说这部书有四个特点，称它“是一部相当有用的工具书”。（程湘清、杨克定、冯春田、张鸿魁、张普、杨健霑、卢元孝《论衡索引》序第1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我作为编纂者之一，深知这部书的问世得力于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其中令我记忆犹新的就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指导和帮助。
《论衡索引》是全国语言学“六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汉语史专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1983年3月下旬，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语言组在山西太原召开“六五”语言学规划会议。我当时任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应邀参加这次盛会。会议在讨论汉语史研究项目时，吕叔湘先生和我的老师王力、周祖谟、朱德熙先生以及与会专家学者都指出，汉语史的研究，过去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是基础I作做得很不够；要在汉语史研究方面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必须对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著作从语言角度做比较详尽的研究，写出专书词典或专书语法。有的书需要先做逐字索引或语汇集成。对汉语史研究的这一基本估计和思路，我是完全赞成的。从1980年开始，我就同何乐士、王绍新、杨克定、冯春田、张鸿魁等同志有计划、有分工地进行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到这次会议召开，我们已先后出版了《先秦汉语研究》《两汉汉语研究》等断代专书研究著作。其中我分工写出五万五千多字的《先秦双音词研究》和五万三千多字的《复音词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张普分别代表山东社科院语言组和武汉大学语言自动处理组同规划小组主持人李荣、来德熙先生签署了作为汉语史专书研究第一阶段工作之一的编纂《论衡索引》项目书。按照协议，由山东社科院语言组承担《论衡》原文校勘和索引编写任务，由武汉大学方面负责计算机处理。
鉴于我们编写的索引是研究汉语词汇的工具书，划好复音词就成为一项特别重要、也特别棘手的工作。划词标准过严过宽都不妥。在太原会议上我曾提出过这个难题。吕叔湘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你不必过分考虑划词标准的问题。汉语词汇发展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演变过程中，有些原来是短语，后世是词；有些可能又像短语，又像词。作为辞典和索引这类工具书，划词标准可以考虑从宽。”王力先生也对我说过：“依中国习惯，词组也可以收入词典去的。”这些意见，对我们的编写工作起到重要指导作用。经过研究、辨析，我们除把联合式、偏正式、附加式等形式的大量复音词列为词条外，还把下列结构列为词条：一是同语素、异字序结构，如“遭逢”、“逢遭”，“战斗”、“斗战”，“燔烧”、“烧燔”，“触犯”、“犯触”，“变更”、“更变”，“言谈”、“谈言”，“名声”、“声名”，“壳皮”、“皮壳”，“祸殃”、“殃祸”，“根本”、“本根”，“平安”、“安平”，“强壮”、“壮强”等；二是动补结构，如“击折”、“枯死”、“流失”、“殴伤”、“割断”、“生起”、“证定”、“钓得”、“封为”、“走出”、“流入”等；三是成语结构，如“华而不实”、“后来者居上”、“睹微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