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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经济范式看我国新兴宗教的发展趋势。从新兴宗教的起源看，新兴宗教既有从传统宗教中分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宗教教派，也有新创立的宗教信仰体系，还有外来宗教。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文明的碰撞、交融将在所难免。传统主流宗教内部也会分化出许多不同于其母体的具有新的宗教教义和组织形式的派别。建制化的传统宗教不能满足人们多样的信仰需求，新兴宗教自然有其发展空间。因此，新兴宗教作为社会的亚文化现象将长期存在，其影响还会随着社会多元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
受中国宗教传统和民众个人宗教资本的影响，能够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新兴宗教仍将主要是从中国传统的气功理论和佛教教义中衍生。中国的宗教传统是宗法性宗教。（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64页）这种宗教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和生活依靠主要在宗族与家庭层面，人对自然的敬畏表现在“敬天畏命”上。“宗法性”特征使宗教突出了人世性、世俗性和伦理性。另一方面，道教和佛教也使因果报应思想深入人心，为民间文化打上了神秘主义的烙印。宗法观念和家庭意识使民众对神灵的信仰具有高度的功利性，求安祈福是大多数人崇拜神灵的唯一动机。尽管经过了一个半世纪欧风美雨的涤荡，儒道释仍然是今天大多数中国民众所拥有的宗教资本。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新兴宗教所赖以产生和生存的社会参数。
我国宗教传统的实用性特点决定了今后新兴宗教仍将主要以祛病健身、治病救人为招牌，而不是西方宗教传统的个人“救赎”，中国的新兴宗教主要仍将以“人体科学”、“另类治疗”为内容，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新兴宗教仍将主要通过融合气功、禅修、佛道等传统宗教资源而衍生，传播途径也以亲友相传为主，家族在新兴宗教的传播中将发挥重要的媒介作用。
各类新兴宗教组织在与主流社会、传统宗教的交流和互动中，不可避免会发生分化。由于“小教派经常不能提供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或独特的产品”，“多数小教派……都是死路一条。”（第255页）新兴宗教组织求得生存的唯一出路是融入社会，逐渐适应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国外新兴宗教组织的发展脉络看，一部分新兴宗教将努力适应社会，与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逐渐包容和融合，并成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集体层面上，著名的小教派到大教会的转型主要就是个最低化宗教代价的过程。”（第125页）另一方面，一部分新兴宗教组织会加强对其成员的精神控制，甚至成为与社会对抗的极端势力。新兴宗教组织的不同发展路径既取决于于其自身的调适能力，也同全社会的宽容氛围和正确的宗教政策有关。国外一些知名的新兴宗教组织，如天理教、摩门教、巴哈伊教、创价学会等，都经历了由膜拜团体到教派的发展过程。我国当前的新兴宗教尽管由于创建时间较短，发育还不成熟，有的新兴宗教组织也已经在宗教教义和行为方式方面开始适应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转型期农村新兴宗教活动现状及相关问题——以山西省临县真神教为事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网站网络版）这一趋势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新兴宗教问题关系到我国宗教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把新兴宗教问题放到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中来洞察，放到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中去透视，以理性、民主、文明、包容的心态，妥善处理新兴宗教问题。
从宗教的社会功能看新兴宗教的作用，“人们需要宗教是因为宗教是某些回报的唯一可信的来源，而人们对于这些回报有一个一般的无尽的需求。”（第103页）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原有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开始失落，有些人产生了信仰、信念、信任危机。一些人因对市场经济中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束手无策，对市场竞争的结果感到困惑和无奈，而产生挫折感、无依感。他们本能地将这一切都归结于命运的神秘力量，渴望得到超人间的力量的帮助和慰藉，让宗教填补自己的信仰真空。现代心理学证明，人们运用一些宗教修行中的身心调节方法，可以提高人体内镇痛物质内啡呔的数量和质量，对人调节心理平衡起极为良好的作用，并有益人体健康。（陈麟书、袁亚愚：《宗教社会学通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同传统宗教相比，新兴宗教更为关注个人的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
许多宗教组织在利益表达、族群整合、社会批判和道德重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发挥宗教组织的积极作用，减少宗教组织的消极影响，对今天的管理部门是一个挑战。
信仰是个人的内心生活及其自我体验，属个人私人生活范畴。宪法对公民的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滞后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政府缺乏对于新兴宗教组织进行管理的渠道和机制。现在亟需创新宗教事务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强调对话和互动，减少漠视和压力，强调规范和引导，避免压制和对抗，使新兴宗教组织尽快从社会的边缘文化状态中走出来，与主流社会产生良性的交流和互动，走上健康的轨道。
从国外经验看，发达国家政府部门在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依法结社权利的同时，对宗教极端势力成员依据其具体刑事犯罪行为进行惩处，在原宗教极端组织成员转化方面，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心灵关怀团体，定期与宗教极端组织的受害者交谈，帮助他们逐步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来。这些都是有益的启示。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努力消除宗教极端组织滋生的社会土壤。宗教极端组织的共同特色是以教主崇拜为基础，组成一个极权社会，对成员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实践证明，同极端宗教组织斗争最有效的工具是在全社会破处个人迷信，弘扬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不承认任何人垄断真理的权力。人类对真理的掌握，与权威、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每个人都有发现真理的权力，都有检验真理的权力，都有对一切说教证实或证伪的权力。应该承认，近年来，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在我国流传甚广，同我国传统文化中神秘主义流行，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缺乏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有关。科学精神是我们坚持真理，抵制伪科学的精神长城，是使社会大众精神肌体获得对伪科学毒瘤免疫力的抗体。在全社会弘扬民主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既是同宗教极端势力斗争的需要，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美〕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著，杨凤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32。00元）
“文革”起源的政治体制视角
■ 胡 伟
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种认识虽然不无道理，但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半，即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是在何种基础上得以如此充分的发挥，是何种条件使毛泽东具有如此之大的权威，在他感到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能够不顾绝大多数中央领导成员的反对，独排众议，毅然决然地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并将这场空前宏大的运动维持了十年之久呢？张明军同志所著的《误区的代价》一书，改变了我国理论界、学术界过去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理论出发来分析“文革”发生原因的思维惯式，转而以建国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文革”发生的关系为逻辑起点，较为全面、详尽地探讨、论证了“文革”发生的政治体制因素。书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关于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流体制与发动“文革”动机的形成问题，作者指出，过去理论界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随着党内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左”倾错误理论的发展和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误判，是促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动因。这种认识固然正确，但是它没有探究毛泽东为何会对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产生错误的判断。作者认为，由于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所存在的单一纵向性、层次控制性和自上而下性等问题，致使信息传输中产生了按上级的意图和偏好上报信息，信息失真现象十分严重的状况。为印证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下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论断的正确性，全国各地向中央报送了大量“阶级斗争”的事件，促使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更加严重，进一步强调了“阶级斗争”的紧迫感。下级在这种“紧迫感”之下，以上报更多的“阶级斗争”事例进一步证明毛主席判断的正确性，如此循环放大，使毛泽东在信息严重失真的情况下，产生了发动“文革”的动机。
其次，关于高度集权的决策体制与发动“文革”决策的“合法化”问题。作者较为客观、冷静地分析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政治决策体制的运行机制和基本特征。认为在“文革”发动前夕，中国共产党内人格化的权力结构、对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误解、党章某些条款的非具体化和明确化、滞后的决策更正机制等，铸就了毛泽东在党内可以个人决断的领导地位和特殊的政治权威。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权威，为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合法化”奠定了基础。作者进而分析了毛泽东个人专断问题形成的机制、原因。指出在原有政治体制之下，如果说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那么只能是有着正确理解的健全的党内民主集中制。但中国的问题在于：当有条件讨论和着手民主集中制建设时，往往是形势较好、成就很大的辉煌的时期，于是党内对民主的需求动力并不十分强劲。当因权力过分集中造成重大失误，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必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时，该项工作的建设已经事属不能，党内集权尤其是领袖集权制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阻碍党内民主建设的机制。这是党内民主发展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
再次，关于缺乏监督制约的权力结构与“文革”的爆发问题。作者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文革”前夕党内外监督制约体制为何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使得“文革”终于爆发的原因。认为，内部监督制约主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非独立性及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革”爆发的内部屏障；外部监督制约主体（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际权力地位与理论权力地位的相悖，失去了阻止“文革”爆发的外部屏障；而法律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则失去了阻止“文革”发动的最后屏障。作者进而指出，任何一个法律、政策只有当最高领导者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的情况下，才能得以贯彻和实施；任何一个新的合法国家组织，只有当最高领导者切实尊重并以身示范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自身应有的功能。在当时党的最高领导者来能对全国人大的崇高地位和神圣职权予以重视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全国民众的思想认识，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在实践中很难得以保障，其应有的功能更是难以发挥。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全社会的内乱，全国人大只有望洋兴叹之举，毫无阻止之力。
尽管“文革”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事了，但是从政治体制角度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是远远不够的，本书的公开出版令人兴奋。
（《误区的代价》，张明军著，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25．00元）
金银联翅
■ 萧亮中
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经验”系列里，《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和《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是两本很独特的书。《金翼》作者林耀华教授是《银翅》作者庄孔韶博士的导师；《银翅》是《金翼》田野点的重访，学术上两本书是接续的。
16万字的薄薄一册《金翼》是林耀华教授的成名作，是一本海外研究中国学者必读的参考书。有意思的是该书意外地采用了小说形式，仅仅在最后一章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