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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万字的薄薄一册《金翼》是林耀华教授的成名作，是一本海外研究中国学者必读的参考书。有意思的是该书意外地采用了小说形式，仅仅在最后一章做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分析。《金翼》最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曾以英文版在纽约和伦敦面世。中文版有两种，最早的译本是1977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的宋和译本；另外是庄孔韶、林宗成译本，北京、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1991年分别推出。
1940年林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准备回国，因未婚妻饶毓苏女士患肺病不得不留美就医，林教授也因此羁留哈佛，做些统计与助教工作。在这段闲暇时间里，林把在家乡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萌生了写作《金翼》的念头。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林就写成了小说体的《金翼》，翌年全书修正脱稿，并于1944年和1947年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出版。《金翼》写的是林教授家族内的事，有一种信笔而就的味道，文中的“小哥”就是林自己。从事后的情况来看，《金翼》的学术影响远远超过林耀华教授辛苦做出的博士论文《贵州的苗蛮》，也包括成名期的《凉山彝家》，这也是一种有心栽花和无心插柳的幽默吧。《金翼》讲述了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福建闽江下游黄村发生的故事。由于地处商旅要道，商业经济的发展给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与家族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书中细致描述了黄东林和张芬洲两个互为姻亲的家庭在青年时代都遭受了贫穷和居无定所，直到他们偶然相遇并经营了店铺才通向成功。然而当他们有了钱后，芬洲独占了被风水先生称为“龙吐珠”的一块风水宝地，东林只好另择屋基建房。这以后两边的家庭都遇到了很多困难，然丽东林却总能转危为安，芬洲一家却越来越衰敝下去。最后当黄东林在福州大摆寿宴的同时，张芬洲唯一剩下的儿子茂衡却孤独地死去了。这时，风水先生又换了不同的解释，这块“龙吐珠”的宝地已被横穿龙头山的西路给毁了。西路像一把剑，斩断了龙脊，龙因此死掉了，这块地也成了不祥之地。而对黄家的兴起，一位受过教育的香凯发现黄家屋后的山状似山鸡，一只金色翅膀伸向黄家房屋，于是他用羽翼荫护来解释兴旺起来的“金冀之家”，《金翼》的书名就是用了这个典故。到最后，张家已完全从生活画面中消失，只有黄家仍然奋斗下去。虽然屡次遭到挫折，有时甚至是官司、绑票，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东林学会了如何去适应命运的潮流，并且卷入闽省船运，与地方政治发生了关系。但是，日本侵华这场巨大的民族危机使黄家又完全缩回了乡土，最后，东林一语成谶，“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
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思（Raymind Firth）评价《金翼》“如竹叶一般，尽管形式简朴，却隐藏着高度的艺术”。确实，《金翼》笔调平铺直叙，娓娓道来，情节隐藏不露，直到最后高潮迭起，波澜壮阔，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历史跃然纸上。《金翼》内容涉及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划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等栩栩如生的场景；薄薄一册书里，《金翼》描述了同姓村落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纷争，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网络中栩栩如生的五十余个人物形象。
四十年过去了，社会沧桑，人事迁移，《金翼》故事里的人们、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无疑是读者们关心的。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第一位博士，《银翅》作者庄孔韶借着阅读和翻译《金翼》的机会于1986年开始重访黄村乡镇，博士期间完成初稿《金翼重观》。1990年庄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在原稿基础上撰写《银翅》，十年磨剑，1996年《银翅》先期由台湾桂冠书局出版，吝啬的台湾书评界誉为“近三十年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大型著作之一”，一时海内外好评如潮。
《银翅》作者庄孔韶博士一直认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庄博士初涉该领域时的大量田野随笔、人类学诗里不仅凸现了异域的浪漫，而且讲述了文化的误读与协调。1995年6月北京大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庄博正式倡导他提出的“不浪费”的人类学，这实际上也是人类学文化表现的新方法实践。庄继续解释说：“不浪费”‘的人类学是指人类学家在同一个调查点上将其学习、调研和理解的知识、经验、体悟以及情感用多种手段表现出来。著书立说以外，尚借助多种文学形式，如小说、随笔、散文、诗、现代影视、影像作品，以从该地族群文化获得某种综观。作为人类学者，我们对文化和衬在文化底色上的人性之发掘充满热忱，似乎有点不满足本学科单纯撰写论文的单项收获，好比农田上功能欠缺的收割机过后，还需要男女老幼打捆、脱粒、扬场，乃至用各种农什跟在后面拣麦穗一样，尽使颗粒归仓。”1989年夏天，庄博士和他的一个摄制组在福建闽江边拍摄了《端午节》，该片获1992年玛格瑞特，米德电影节入围，并于同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先行出版。那是当地库区移民前的最后一个端午节，随着一切沉入水中，最后的文化影像弥足珍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三联书店出版的《银翅》附上了《端午节》光盘，同一田野点学术文本和影像的配合出版，这本身也是庄孔韶博士长期努力的一个结晶。据悉，这种为学术书配光盘在大陆尚属首次，这也是《银翅》的一个独特之处。
《银翅》一书采纳多种写法杂然前陈的构架，有的章节使用中国文人随笔和民族志形式，有的章节以叙述为主，穿插即时的人物对话，也有学术界流行的“标准”论文，有时同一章不同小节也容纳了完全不同的写法。《银翅》内容广博，涉及土地制度、基层社会结构、土改、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农村生计流通、亲属制度、民间信仰、宗教信仰、地方政治结构、学术研究方法论等等内容，不愧为副标题“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银翅》作者在很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军人参与地方政权的“汉堡包”结构，“后张鲁社会”和“蚌状结构”，中国式准—组合家族，儒家的乡村媒介人物“先生”等等。在最末一章，庄孔韶博士提出两个重要的方法论：中国古今文化关联性观察法—反观法和中国文化的直觉主义。可以说，《银翅》的出版本身也是“不浪费”人类学的重要实践。
让我们回首两本书的名字也很有意思。《金翼》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时的“金翼之家”笼罩了整个社区。半个世纪后，金翼之家衰落了，庄博士将目光放到了整个社区。这时，“银翅”出现了，“入冬的一天夜晚，月明星稀，我从黄村山冈农家作客出来，站在高高的泥土路上，吸一口清凉的空气。眼望橄榄状的山谷，看到黄村农家门前、道边晾着白木耳的竹席还未收起，上面密布的白木耳层和月光相交映照，狭长的一片又一片，像无数舒展的银色翅膀。的确，黄村内外农人试验成功并推广的食用菌技术改变了地方农人的生计活动。……昔日的金翼消失了，幸运的银翅又降落在这同一土地上。”“银翅”这一书名一方面是“金翼”的接续，另外也带来了自己独特的意象。作者这样的安排既考虑到书名的接续，又暗示了《金翼》和《银翅》的不同点。前者是小说体，而后者是学术著作，关注的范围如果仅仅限于“金翼之家”是远远不够的。经过革命片面均平富以及不断政治运动，人民公社向以家为单位的生产责任制转换，政治向文化妥协，承认了文化的连续性和个人的努力，重新整合之后的乡村欣欣向荣，无数舒展的银翅是不是应该比金翼独秀好呢？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林耀华著，三联书店出版杜2000年4月版；《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庄孔韶著，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0年4月版，32．00元）
语境转换中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 周志雄
新历史主义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张清华先生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早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就曾专设“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论”一章。这是中国学者结合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探讨中国文学思潮的一次成功尝试，而新近出版的《境外文谈——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以下简称《境外谈文》）则是作者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讲授“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结晶。这意味着对于新历史主义问题的跨语境解读：跑到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故乡”，去谈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历史主义文本。
跨语境解读首先要解决话语沟通问题。作者选择的沟通途径是彼此都能认同的叙事学理论和方法。西方叙事学对叙事本体的研究给了我们诸多的启发，西方的叙事学致力于分析文本叙事背后的深层的模式、结构、原则，如同罗钢先生所言：“正如语言学家们从复杂多变的语句中总结出了一套语法规律，叙事家们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故事中抽象出一套故事的规则，从而把变化多端的故事简化为容易把握的基本结构。”源于西方的叙事学研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兴盛，叙事学试图将文学研究引向科学研究的道路，走向纯技术的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的思路对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重印象、主观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之外，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境外谈文》是一部通过叙事视角展开文化研究的有文学史价值的力作。它不是一部纯粹的叙事学分析著作，而是将“对历史的叙事”从当代文学文本之中剥离出来，分析叙事所呈现的文化之根与美学内涵，定位其文学史价值。为了凸现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文化内涵，《境外谈文》以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为参照，认为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是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是一种更接近“历史的深处与经验的神髓”的“历史的诗学”。
总体上，将中国文学的历史叙事大体概括为古典小说的“民间历史主义”、当代革命小说的“红色历史主义”、寻根文学的“启蒙历史主义”、先锋作家的“新历史主义”，在此思路之下，文学与历史的纠结具体化为不同文化范型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内在缠绕，这不是进行简单的归类组合，而是以回望的姿态来描叙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文化逻辑，揭示历史叙事自身的复杂性和传承的特征。
张清华认为，在中国历史叙事传统参照之下，中国当代政治化的红色叙事实际上偏离了传统历史叙事的美学精神，在“人民”的概念中抽空了个体的生命感和生命经验。经过深入的分析，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一种革命叙事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很暴力地改造了传统叙事，但又自觉和不自觉地承接了来自传统叙事、西方文学叙事、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叙事的诸多因素，是一个各种叙事因素还没有来得及融合的‘夹生’的混合体……”这就打破了一般所认为的革命叙事就是政治化叙事的简单看法，而比较客观的认识到革命叙事的复杂性。作者对《红旗谱》的解释也让我们耳目一新：“梁斌的一生其实也就只是写了这一个题材，是对同一记忆的不断加工和美化，产生了这部被称为‘史诗’的作品。……小说中的江涛，无疑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小说对这一人物的‘美化’，当然有着明确的潜意识动机。另一条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线索，则同样有‘把家族矛盾斗争装饰为阶级斗争’的嫌疑。”这个彻底地剥开梁斌写作“底牌”的看法，似乎只有追问存活于个人记忆申的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叙事文本的研究者才会得出来。张清华对叙事文本的分析所追问的问题是；叙述者为什么这么叙述，叙述所呈现的失误与成功要素是什么，而这种追问是在文本效果、创作发生学、文化追踪三者的合力点之间展开的，这样叙事的视角与文化学分析的方法得到了统一，也就是形式和内容得到了统一，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令人信服的。
张清华对寻根小说的看法是：“寻根小说叙事中，已经包含了许多接近于‘新历史主义思想’的因素，诸如对正统历史模型的瓦解，对文化的边缘化、民间化与反主流的解释，还有结构主义的历史认知方法，由民俗学的认识视角所导致的类似于‘文化系统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