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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之间，倘非如此，则无法理解生活的本质，以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端坐的神秘莫测的现在。（参见《参考消息》2003／11／ 3）
但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时间和空间本是不可分割的块，在时空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存在，因其乃一种凝固的结构，不会发生变化，在这个结构中，没有所谓时间的流逝，也没有现在的位置。
不过近日英国科学家就对此表示异议，以为重新理解，可使时间流动起来，这就是因果系理论，因在广义相对论中，时空呈四维结构。然而，今日的科学家认为，一切物体都有一个最大的运动速度，此速度的限制，意味着我们可以不从四维结构而可从事情发生的顺序上思考时空。光速的不可超越性为时空提供了一个顺序，因此就点与点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言，几乎可以重组关于时空的一切。而确认时间的流动性乃是重大的审美进步和概念进步。
如此一来，根据时空不可分的原理，以及时间的流动性，可猜测李泊、王质所处地方（点），其空间结构有异于地球常规，即非四维，而是多维。
问题是时间往往与人生的社会性血肉相连，密切到不可须臾分离的地步。于是时间的感叹才如此沉重。巴金的弟弟回忆他们共同的三哥李尧林。说年轻时候在上海，生活孤寂清贫，就像《家》里面的觉慧。在那个腐朽的年代，读书苟活，为良心为民族，做一个隐士。但他没有可爱的琴表妹——那是小说里制造出来的。她代表那时候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点理想，一点幻觉。物质生活减到了零，身躯瘦弱不堪。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他卑微得很，在这样的境况中耗费了全部的生命之力，寂寞悄然的死去，墓碑上刻着，“永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永恒的家”。那是从他喜欢的俄罗斯小说中摘取的。谁知道在十年浩劫中，就连坟墓也给红卫兵弃骨扬灰，荡然无存。
在乱世里，是如此短暂苦恼的人生。李健吾对此大有感慨，他说“去了也好，对于清贫自守的君子，尘世真的是太重了些，太浊了些，太窒息了些。百无一用是书生。”
（三）
人生如梦耳。人生果如梦乎？抑或蒙叟之寓言乎，吾不能知。趋而质诸蜉蝣子，蜉蝣子不能决。趋而质诸灵椿子，灵椿子亦不能决……这是老残游记作者的感慨。
梦寐的人的醒着的痛苦。若翁同龢在碧云寺看花，听松声萧然，默坐良久，寺院东面玉兰树花事正盛，他不禁咏道“突兀看花发，苍凉奈老何”，想旧事前尘，观山河风景，一种人生蹉跎的感觉涌上心来。大梦谁先觉，这是心灵胶着的最为严重的状态。也只有从咨嗟到沉默了。他的朋友张雨生是海宁知州，他的性格坦荡冲和，翁同解说他“于俗百无适”。他的《触目》说是“升高试腰脚，已觉逐年非。”另一首病中口占，“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前者是时间的制约，后者是生老病死的威胁，但即令是赏心乐事，也同样生发困惑，一种梦寐中的梦寐的感觉，乐与忧的两极都向此认知靠拢。
脂砚斋是怎样认识《红楼梦》的？脂砚斋在“瞬息间则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皆空”四句旁写了一侧批“四句乃一部之总纲。”空与梦，所在无不是梦，一并风月鉴也从梦中所有，故谓红楼梦也。贾宝玉的心和社会俗世脱节了，所以他的孤独就只能弹奏出一曲人生如梦的哀歌。
人生如梦，早生华发，江山人物的推移，油然而生人生短暂与万事皆休的悲凉感慨。这种自嘲自解的旷达情绪，推已及人，恐怕也是人类对时间反映的一种普遍心理普世价值吧。或者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或者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或者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或者是黍离之悲的家国残破之痛。或者追慕前时间的即历史上的英雄美人，老之将至而壮志难酬的深沉苦闷，或者在乾坤（空间）相形之下在年岁（时间）的爬剔掌控之下的渺小与惭愧。或者生逢来世，命薄运厄，现实总让抱负成虚，用世也好，遁世也罢，不免自伤老大沉沦。“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李商隐《天涯》），伤春残日暮，伤感中带着时代黯淡没落的投影。这样的深沉感叹，不仅笼罩个人际遇和故事，而且笼罩古今多少事，笼罩千年历史。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而知我者；自然就要谓我心忧了！
大诗人李白，他的大量的诗都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之类的酒歌，很显然的，他的片刻的欢娱无非是悲观和失望的另一种形式。在他的酒歌中渗透着人生如梦的低沉悲凉的调子。虽然“公瑾当年”、“一时多少豪杰”，不免“逝者如斯”。或者“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苏轼说，孟德“固一世之雄也”，但“而今安在哉？”“人生如梦”。前人的思索以哲学反问方式出来谢幕。感时光蹉逝，岁月无情，叹转眼千秋已易。
生命如寄，良辰美景；稍纵即逝，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这是人类普遍的悲哀。
刘备三顾草庐时孔明午睡后的吟诵，“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梦是日常生活的反映。他的人生哲学思考是在梦中完成的，人生数十寒暑，和宇宙的存在对比，眨眼一瞬耳，人生如梦，梦似人生，声犹在耳，事实上又是另一个千年！
古人书与古人风
■ 马斗全
“古人之风”一语，如今多数时候成了人们称颂某人的客套话，意思是说该人有修养，忠厚、平和、沉稳、度量大、与世无争。而真正具有“古人之风”者，却并不多见。所以少数人的古人之风，即其心态与度量，便格外教人敬佩。
诗词界流行的《当代诗词点评》一书，有何香凝女士的《悼亡》诗，点评者为古典文学名家霍松林教授。古来所谓“悼亡”，并非悼念亡故者，而有其特定含义，即丈夫悼念妻子。具有较深传统文化修养的人，都清楚这一点。可惜后世许多人已不解其义而往往用错。何香凝女士悼念丈夫之诗，便题为《悼亡》，霍先生自然认为不妥，况他写点评时，适又看到臧克家先生谈毛泽东诗，也错将毛泽东悼念战友的诗称作“悼亡”，于是觉得有必要顺便讲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何香凝是位受人们尊敬的伟人，霍先生“不好说她错”，便以“别开生面”称之，所写评语为：“潘岳妻死，作悼亡诗三首，极深挚动人；此后因称丧妻日悼亡，以‘悼亡’为题者皆夫悼其妻之诗。此则一反旧例，妻悼其夫，其别开生面……”其忠厚之心，令人可感。
浙江有位周明道大夫，业医以外又好诗，治文史，多有著述，其《观沧楼续笔》中有《悼亡》一则，对霍先生以上说法予以否定，并举了明末祁某死后其妻商景兰所作之诗和清代女诗人吴绛雪思念丈夫之诗来作证明，最后说：“这些例子，枚不胜举，早已别开生面于前矣。何霍教授之少见如此也。”从周大夫所举二诗看，知他显然弄错了。这两首诗，诗中既无“悼亡”一词，又未引出“悼亡”之题，所以并不能用来否定霍先生“以‘悼亡’为题者皆夫悼其妻之诗”之说。也就是说，周大夫的批评是错的。
霍先生读到周大夫的批评后，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写文章去反驳甚至予以讥笑，而是给周大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了这点小事，我写文章驳您，不大好。”他耐心讲了自己的道理，并举了不少例子，以说明周大夫之误。“文革”中曾多方照顾落难老诗人洪传经并为之送终而受到人们敬重的周大夫，是一个能虚心接受批评的人，《观沧楼续笔》中便有《三公指错》一则，感谢周采泉等老先生指出自己书中的错讹。因他还拟出《观沧楼三笔》，所以霍先生信中说：您如认为您的《悼亡》一则也有错，不妨再写一则《霍公指错》，将来收入《三笔》。读完此信，真令人不胜钦佩，为霍先生的襟怀和风度叫好。古人所云于可竞之地、以不竞胜之，此之谓欤？霍先生让周大夫自己来纠正书中的错误，其用心何其仁厚。周大夫不愿意掠美，更不愿掩霍先生之大德，便将霍先生的来信予以公布，其认错的勇气和彰显前辈美德之美德，同样令人敬佩。笔者正是因此才读到霍先生这封信而更敬佩霍先生之为人。
霍先生对于周大夫的批评，真有古人之风。这使人想到南朝沈麟士。有人说沈所着之屐是他的，沈笑了笑，将屐脱给他。随后那人找见其屐，送还沈之屐，沈并不怪他，笑而收之。还有一位刘凝之，事与此相类，并且说自己已穿破了，另给了那人一双新屐。后那人送还时，却之不收。霍先生事与沈、刘事并不相类，但在处理一些事情时的度量，却与古人一样令人敬佩。
由霍松林先生身上的古人之风，使人联想到，他所以有如此修养和襟怀，应与一生多读古人书有关。多读前贤书，即所谓：“尚友”，自然就多接受传统道德，温柔敦厚，宽以待人。这还可以举也以诗词名世的王蛰堪先生为例。王先生的词，典雅凝重，功力极深，大得诗词界称赏，致使不少人以能拜他为师为幸。但有少数老同志对他的词甚表不满，曾数在全国性诗会和诗刊点名或不点名予以批评，认为他应写得通俗直白才好。这种批评没有道理。采用何种词风，乃是个人自由；大家风格一样，何来百花齐放？怎么可以因己之喜好而要求别人改变词风呢？再说，要诗人改变风格，显然是外行话。对此类批评和指责，王先生每每宽厚地一笑，从不与计较，只是用心填他的词，指导他的弟子。其宽宏风度，大有古人之风，甚令人爱。
观最新一期《书屋》杂志（2004年4期）达然评论一些文人之文，便深为王蒙、谢冕、余秋雨诸人对待批评的态度而叹惜。王蒙是位得到读者普遍尊敬的作家；受到王彬彬的批评时，便把自己说过的“宽容”等字眼忘得一干二净，难免有失风度。谢冕这位以研究新诗而出名的北大教授，被韩石山指出书中自相矛盾的可笑之处后，做出了不该有的反应，他的几个学生还对批评者使用了人身攻击的字眼，曾使许多读者皱眉。以散文而走红的余秋雨，更是公然骂批评者为“小人”，甚至不惜闹到法庭上去，已不仅仅是有失风度和使人皱眉了。借用前贤一句感慨的话，便是：“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