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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强：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讲“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如何来反思“已经发生的事情”呢？
陈明：人性。每个人在别人的事情上都是主持公道的。这是超越的希望所在。
高小强：如果建立在完全功利的基础上，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还有什么规则呢？如果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现实的规则，那么，我可以拿来持守它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你所举的例子，把文化当作杯子一样的东西，可以吗？如果可以，那当然好了。但是文化本身是很复杂的，这个也是你自己承认的，可以用杯子来代表吗？
陈明：我不否认有人在持守什么，不否认其所持守的意义。但是，我不愿做同样的事。对于儒学振兴来说，好比要建一个房子。别人做别人认为重要的，而我只做我认为重要的。
高小强：你自已说立场很重要。那么，你的立场的基础在哪里？在你所说的文化传统中，你的立场又处于什么地位？你所批评的学者和你的立场相比，他们处在什么地位？如果他们的立场并非是主流，又是从何而来的？你一直在用事实反驳一个道理，你在强调事实的时候，理已经被悬搁了。
陈明：我正是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回应当今社会对儒家的期待。
丁元军：你说的第三条道路是否也会用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来表达呢？而你是否也会因此而没有悲剧感呢？
陈明：我只是反对在半路上把目标遗失。就像过江一样，对岸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能留恋江心的风景，而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不仅要求知，还要求用。
高小强：你真正的立场不是实用主义。“不实用，毋宁死”才是你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你就不可能走到道。
陈明：重要的不是道，而是对道的寻找。道在周公那里是礼乐，孔子那里是仁，孟子那里是仁义，荀子那里是礼法，董仲舒那里是天，朱子那里是理，阳明那里是良知。如果你的思想不能对当下所需的文化功能有所承担，谁又会相信你所说的道呢？
丁元军：按照你的思路来说的话，孔子的时代也是霸道的时代，为何不变鲁为齐？而是要变齐为鲁呢？“天理和良知”难道就只是一种生存策略吗？
陈明：变鲁为齐？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出这种逻辑的。嫌“生存策略”不好，那就叫生存智慧吧。
高小强：你用实用主义来反省，用的是人的局限性，理性。在事实那里，是以实用为标准的，是否理想主义比实用主义更有局限性？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陈明：孔子是为万世立法。我只是我，做我能做和愿做的事而已。圣人不会太多，也不必太多。就像猴子变人一样，圣人是特定时代才能成就的。今天，我一看别人扮圣贤，就忍不住要发笑。
黄玉顺：我来简单说两句。可能诸位对陈明的思想不够了解。我用他自己的说法来介绍一下吧。他这个“实用主义”不是一个好的表达。他最近的一个重要的新提法，他刚才也提到的，是：“即用建体，即用证体。”“体用”这一对范畴是我们一直在共同使用的。现在首先要来清晰一下这对范畴。这是中国传统上一对很基本的范畴。自思孟以来，基本上就被表达为“明体达用”的思路。简单说，有一个先行的东西，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本体建构，是一切的开始。但是陈明恰恰不承认这样一个先验的设定。他不会承认的是：有一个现成地摆在那里的、或者是自己首先去设定的东西，然后认为这就是“本”或者说“体”。他认为，“体”的设定必须从生存层面的“用”出发。
熊林：你一直说你办《原道》是一种“玩”，但是十年办《原道》也是玩吗？这十年的艰难你也和我们表达过，难道就真的是你说的那样吗？要我来看的话，这确实是你的自谦之辞吧。
陈明：不是自谦，是自嘲。如果我真的如同别人说的那样把自己设想得很崇高，那么这个社会是不是也太黑暗了：做一件崇高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难？除了自嘲还能做什么？
熊林：你的自嘲，是一种张力的产物。同别人的狂热是一致的。用和体之间有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
陈明：这些事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黄玉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如何才认为自己是儒学？
陈明：“圣人之所以为法”是最重要的。儒学的真谛在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是。
高小强：黄老师所说的“体用”，是在中国哲学意义上才有的范畴。什么是先验的原则？是否为一物的起点？所谓“即用建体，即用证体”，今天复兴一个文化传统，过去的一切圣人在心中有地位，体在过去的一切圣人心中都有地位，他们的体一定是要进入到今天的生活的，要是没有去证体，则体是没有的。
陈明：我不预设道或体的绝对性和普遍有效性，尽管我愿意承认自己愿意它是有效的。但你们的说法是不是过于乐观了呢？
丁元军：如果没有一种体用论先行成立的话，你的“即用建体，即用证体”怎么可能？按照你的思路，是“以用灭体”。
黄玉顺：很多时候的发生争论其实只是表面的，实质是背后的许多感悟性的东西不同，它们在支撑着我们的争论；但我们都没有谈出来。就陈明而言，他有一种和钱穆的勾联。就是一种关怀，一种焦虑，一种民族文化生命。不过是表达过于直白而已。所以陈明的“体”可以类似于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可以表达为需要。
陈明：这里的体不是实体，而是原则。我的原则是最有效、实用就可以了。比如说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东西，非常美妙动听，但如果它意味着要我同意台湾独立或美国军队进来，那再美再妙也不能信了。像葵花宝典那样的东西，说是能成为天下第一，你能照着去练吗？
晚上，四川大学逸夫会议中心
黄玉顺教授叫我来讲讲关于《原道》的一些事情。就我个人来看，确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学界和媒体说我们《原道》做了什么，其实并没有。不过是“文化”话题太热门了，稍有响动，就会被放大。大家都知道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思想上三个大的路向，就是马克思主义，西化派，还有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虽然被称为是三足鼎立的格局，事实上，文化保守主义这一足是跛的，至少在大陆没有得到很好发育。不过，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文化保守主义会成为其他二足立足的平台。
今年下半年将有一个会，主题是“宪政的传统资源”。这是自由主义者们和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一个良性对话。组织者是一些自由主义者。我一直在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是他们对传统的尊重究竟是出于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哈耶克的书主张尊重传统？如果是这样的话，假如有一天有一个其他什么“克”出来另说一套，是不是又会改弦更张重反传统呢？当然，现在的状况毕竟叫人鼓舞。只要他们开始走向传统，必定有一天会弄假成真又半信半疑变为全心全意的。我对他们的真诚有这个信心，对我们的传统更有这个信心。第二，是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利益。有些自由主义者因为认为美国是自由卫士，而把美国的利益就看作是全人类的利益，也就看作是中国的利益。由爱自由而乌托邦化美国，妖魔化传统。不过最近我听到这样一句令人高兴的话：也许有一天，美国人会发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才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
今天就只是随便谈谈一点关于《原道》的事情。现在一些人说，《原道》是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其实没有他们所说的那回事。我在谈论《原道》的时候，不会采用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在实际上，《原道》的个人色彩很浓厚。并没有大家所夸赞的旗帜一样的地位。
1989年以后，我的很多同学都下海经商。由于大家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所以就提议办一个刊物。1993年，恰好我博士毕业不久，就牵头做这个事情。一个朋友出资5000元，买了一个书号。他相当董事长吧，我就像是总经理这样一个角色。我向一些学者联系约稿，比如李泽厚、庞朴，还有我的导师余敦康等人。但是，文章收集回来以后，董事长觉得这些稿件的风格和他心里设想的不一样。他所期望的并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原道》这种性质的刊物，而是近似于“新湘评论”之类的东西。于是，就决定退出。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书号如果不用，就要作废。另一方面，那些老先生我怎么交差？就这样，我和刘乐贤等几个朋友就决定先把第一辑推出来再说。没有想到学界、媒体反响强烈，有人说我暴得大名。今年是《原道》十周年。这十年以来，我们《原道》的发展很困难，最好的描述就是不绝若线：没有资助，没有政策空间——出版社不愿出，个人受到打压。不过或许是天不忍丧斯文，好歹走到了今天。
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命名为《原道》，是出于我对当时学界一些状况的不满。当时北大有《原学》，主要的特色在于朴学方面；另外还有《学人》，主要的特色在于学术史方面。还有什么《中国书评》等等，都以所谓纯学术为标榜。再就是有些左派希望借所谓国学抵制和平演变。我认为，儒学不仅需要“原学”，也需要“原道”。八十年代的启蒙话语需要扬弃，但启蒙情怀则需要继承；我将其命名为《原道》，就是希望能够较乾嘉诸老更上—层。
今天，那些刊物或者曲终人散，或者鸡变凤凰。而《原道》还是老样子。它的工作目标就是传统文化的目标，传统的命运怎样，它的命运也就怎样。《原道》努力表述的，第一是对传统正面的理解和认识；其次是强调思想性强调经世致用，面对现实的。现在《原道》受到包括知识界、传媒等的某种关注，原因应该就在这里。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都义务参与到《原道》的工作中来了，网站、丛书都在很好的运作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讲，《原道》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个人色彩浓厚的作坊了。我们有一个希望，就是再花十年时间，发展培育出一个可以叫大陆新儒家的原道学派。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规定性。曾几何时我们是有着一套完整言说的。晚清以来，文化话语的权威性丧失了。一个方面是政府不能有效调动民众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另外一方面是西方用坚船利炮为自己的文明作证，此外还有意识形态对传统的覆盖和妖魔化，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用余英时的话来说，我们的民族魂不附体。将来会怎样，我个人比较悲观。因为这不仅取决于我们的努力，也取决于天数。
这一年来我到人大、南开演讲，谈的都是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想版图中的位置，它的左邻右舍，这样一个外部问题。这些我讲过好多次，也写成了文章，就不讲了……我认为，保守主义首先可以起到一个基础作用。像儒学，它在知识形态上是复合的，有结构的，跟火药一样。简单地作哲学、宗教或伦理学的解读，就像把它理解为硫磺、木炭一样，是一种不当化约。同时，儒学作为历史上主干的文化系统，它像一座完整的大桥，有一组桥墩，承担着政治建构、文化认同、社会组织、身心安顿等系统性功能。如果仅仅从某一个角度出发对儒学整体否定或肯定过度，往往会遮蔽问题的其他方面，妨碍整个系统的调整改进。如果这次演讲能把这一观念介绍给大家，我就非常满意了。
最近会有一次文化保守主义的聚会。康晓光提出，要将儒教立为国教，用“仁政”理论来为执政党提供新的合法性论证。这种意义上的儒学，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策论”。我觉得可以作为一种尝试，董仲舒、戴季陶都是我非常佩服的人物。但是，对其前景或后果我持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无论在可能性还是效果上，都不敢太乐观。蒋庆谈政治儒学，实际上就是公羊学。他提出：以中国解释中国。头一个中国是汉代公羊学内部的家法。用来应对眼下，这是不行的，至少是不够的。不过这一观点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当前学术界“汉话胡说”的现状，他的意思在于提出应该“汉话汉说”。不过，他这里的两个汉都是古代的汉。在我看来，“汉话汉说”，前面的那个“汉”是古代之汉，即古代思想文本，后面一个则应是现代之汉，是我们自己。它的意思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意志诉求、生存情景来解说古代的汉，就是要即用证体、即用建体。
这实际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问题。对儒学，继承和信仰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理性的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