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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皇太极把国号由“金”改为“清”，主要是由于当时形势发展，他本人已不仅是满洲的“大汗”，也不仅是满洲和蒙古的“大汗”，而是满、蒙、汉的“共主”，是天下的“共主”。因此，皇太极要建立一个新的皇朝，改换一个新的国号，以同明朝抗衡，并且取而代之。
从中国皇朝史来看，当朝的皇帝，改年号多见，改国号却仅见。只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才出现新皇朝的国号。所以，皇太极改国号、改年号，具有政治家之气魄与胆略，也具有改革家之更制与维新。
改天聪为崇德。在清代12位皇帝中，除皇太极有两个年号（天聪、崇德）外，其余十一帝都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这同明朝一样，在明代16位皇帝中，除朱祁镇有两个年号（正统、天顺）外，其余十五帝也都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
在这里，附带回答观众提出的一个问题：清朝到底有多少年？根据不同情况，清朝年代有三种算法：
第一种是296年，从天命元年（161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讲清史的时候，当然要从天命元年说起到宣统退位，这是296年。
第二种是276年，从崇德元年（163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因为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年号为清，这样来算就是276年。
第三种是268年，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这是通史的一种算法，因为前面那段时间明朝已经算过了，不能重复计算。三、清承明制
人们常说明清史不分家，明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不了解明史就不能很好地研究清史。努尔哈赤时期，清朝政权结构主要是借用蒙古的范式，也参照了一些汉族的经验。皇太极时期，特别是崇德以后，改革和完善国家组织的特点是，以满洲政权组织为基础，参酌蒙古历史经验，借鉴明朝模式，架构清的国家组织形式。在进行政权体制改革时，皇太极告谕廷臣“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天聪朝逐步形成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
设内三院。仿照明朝内阁，设内三院。
——内国史院记注皇帝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皇帝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及升殿宣读庆贺表文，纂修历代祖宗实录，撰拟圹志文，编纂一切机密文移，及各官章奏，掌记官员升降文册，撰拟功臣母妻诰命、印文，追赠诸贝勒册文，凡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择记载。一应邻国远方往来书札，俱编为史册。
——内秘书院撰拟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及辩冤词状，皇帝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各官文。
——内弘文院注释历代行事善恶，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亲王，颁行制度。
内三院的官员参预国家机密，成为皇太极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内三院设大学士、学士，分别由满、汉官员担任。这是清代设大学士之始。清承明制，不设宰相，大学士参与议商军国之大政。内三院是“参汉酌金”，即参酌明朝翰林院和内阁的体制，并加以变通而建立的。
设立六部。仿照明朝，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部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六部的官员，每部以贝勒一人掌管部事，下设承政（相当于明朝的尚书）、参政（相当于明朝的侍郎）、启心郎（承担部分明廷六科给事中的职能）等，分司其职。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初八日，天聪汗任命六部官员：除吏部设满、蒙、汉承政各一人外，其余各部皆设满承政二人，蒙、汉承政各一人，是为其六部机构的一个明显的民族特征，也是清入关后政权组织的满、蒙、汉三元重职的经始。清入关之后，六部的尚书是二元制，一满一汉。
皇太极设立的六部，既是“参汉酌金”，也是“清承明制”。但在“参汉”与“承明”时，清朝对明朝的典章制度，既要“使去因循之习”，又要“渐就中国之制”。最终制定出一部《会典》，那是清朝定鼎燕京后的事情。虽然清初六部同八旗制度并存，但已逐步取代先前八旗制所行使的国家权力。
设都察院。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在三院六部之外，仿照明制，设置监察机关——都察院。其职掌是参加议奏、会审案件、稽察衙门、监察考试等，“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慢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所参奏涉虚，亦不坐罪”（《光绪会典》卷九九八）。崇德帝规定都察院的职能是：其一，督察皇帝，如有过错，直谏无隐。其二，督察诸王贝勒大臣，如有荒怠政务、贪酒淫乐等九项过错者，据实察奏。其三，督察六部，如刑部或断案不公，或拖延过久等，稽查奏报。其四，自身防检。鉴于明朝吏治，贪污行贿，都察院也不能免，指令其官，互相检查。皇太极特别指出：都察院官员为言官，“所言非，亦不加罪”（《清太宗实录》卷二九），即说错了也不犯罪，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是“言者无罪”，这是给言官的一个特殊待遇。但实际上也不是这样，言官要真说错了，触怒了皇帝，照样免官。
创理藩院。这是清朝为管理蒙古事务而建立的机构。明朝对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由礼部主客清吏司分掌朝贡、嗣封、敕印、接待、赏赉、通译等事宜，还设立四夷馆训练通事和翻译文书。清朝则不同。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十三日，皇太极命都察院承政尼堪为蒙古衙门承政，负责管理蒙古诸部事务。这是《清太宗实录》中首见蒙古衙门的记载。官制只分承政、参政二等，每等各有三、四员。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二十九日，“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清太宗实录》卷四二），蒙古衙门成为清朝八大衙门之一。
清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合称“三院六部二衙门”，是在后金原有体制机构的基础上，参酌明制而建立的比较完整的国家中央机构。这是清初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它一方面表明，满洲定都沈阳，建立起能够管理满洲、蒙古、汉民的中央行政机构；另一方面则显示，沈阳政权是清的基地，“日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至于手忙脚乱”，就是为取得全国政权做了体制上的准备。从这一点来讲，皇太极比李自成高明。李自成当时忙于作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政权的架构形式，后来到了北京，以至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这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
总之，皇太极改国号“金”为“清”，标志着原先以女真—满洲为主体的女真国（金国），已经发展为以满洲为主体，包含汉族、蒙古族、东北和漠南等地域其他民族在内，民族多元、国家一统的大清帝国，并为清军入关后移鼎燕京、入主中原做了政治准备。皇太极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继续同明朝争夺天下，一场重要的战争即将发生，这就是松锦大战。第四十讲松锦大战｜
第四十讲 松锦大战
前面讲到祖大寿降清，他是明朝在战场上向清投降的第一位总兵官。这一讲要说由此引发的松锦大战。此战，从明崇祯十三年即崇德五年（1640年）四月十一日清军进围锦州开始，到崇祯十五年即崇德七年（1642年）四月二十二日杏山失陷为止，共两年的时间，在锦州到松山地带进行。这场大战非同小可，它直接影响到明清争雄的全局。我们先从锦州被围说起。皇太极的盔甲一、锦州被围
皇太极为什么要围锦州呢？
祖大寿是锦州总兵，在大凌河之战投降皇太极，并答应回锦州作内应，里应外合，夺取锦州。但是，祖大寿没有履行诺言，献出锦州，而是坚守锦州。皇太极当然很生气，他的贝勒们也一致要攻下锦州，活捉祖大寿，再取宁远城，进逼山海关。此时的皇太极，在东边两征朝鲜，先结“兄弟之盟”又结“君臣之盟”；在西面征服蒙古察哈尔部，漠南蒙古臣服；在北面已经统一黑龙江流域；可以专注于南面——向明朝关宁锦防线的前茅锦州发动进攻。
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清内秘书院副理事官张文衡向皇太极奏报说：
彼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
在辽东，孙承宗告老还乡，又失去了袁崇焕、赵率教、满桂、何可纲等一批重臣武将，关宁锦防线的防御能力大为削弱。
皇太极趁着这种形势，确认：必先破关宁锦防线，占领辽西走廊，夺取山海关。他选择的突破口，就是锦州。
崇祯十三年即崇德五年（1640年）四月，洪承畴奉调辽东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松（山）锦（州）之战就打响了。
皇太极从以前的失败中明白：关宁锦防线不可强攻，而要智取——围城、设伏、打援、攻坚。为此，皇太极做了三点部署：
第一步，屯兵义州。义州离锦州90里，皇太极派军队屯田种粮，解决后勤供给。
第二步，围困锦州。仍用当年围大凌河城的办法，四面包围，内外隔绝。
在锦州东南面18里是松山城，松山城偏西南30里是杏山城，而杏山城西南约20里便是塔山城。这三城护卫着锦州城。在其背后西南120里是宁远城，为锦州城之后盾。锦州被围，粮薪奇缺，外援断绝，羽书告急。
第三步，围城打援。锦州城被围，突围又不能成功，明朝肯定会派军队来救援。辽西走廊是平地，八旗骑兵有优势，可以乘机歼灭明军。崇祯帝派洪承畴前去增援，恰中皇太极围城打援之计。
祖大寿派人突围，向明廷求援。崇祯帝得报，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杨国柱、密云总兵唐通、蓟镇总兵白广恩、东协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八总兵及副将以下官员200余名，步骑13万，马4万匹，克期出关，火速驰援，击退敌军，解围锦州。七月二十八日，明军到达松山。明朝以倾国精锐，汇聚于辽西一隅，以解锦州之围，保关锦防线，护山海关，卫北京城。洪承畴统率的援军，同皇太极的清军，在松山遭遇，于是爆发松山激战。
清崇德时期，明朝与清朝在辽西的争局，最精彩、最重要的一幕，就是松锦大战。这场争战的两位统帅——一位是明朝兵部尚书兼总督蓟辽军务的洪承畴；另一位是清崇德帝皇太极。
皇太极（1592～1643年），自20岁走上战场，已经近30年，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特别是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显示出其高明的政治谋略与玄机手段。
洪承畴（1593～1665年），福建南安人，万历进士。他比皇太极小一岁。崇祯十二年即崇德四年（1639年）正月，当西线农民军一时受挫而转入低潮时，明廷便把同农民军作战有功的三边总督洪承畴，调到关外，总督蓟辽军务，兼筹粮饷，以加强关外军事力量。
明朝末年，主要战场有两个：一个在西北，主要是农民军；一个在东北，主要是后金—清军。崇祯帝在西北战场刚按下葫芦，在东北战场又浮起了瓢。这个时候的东北战场：在北方，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流域诸部及其活动的广大地域，扩大了兵源、财富和版图，并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沿海，皇太极攻取旅顺等辽南城镇，冲破了明军的海上防线，从海上对京、津、登、莱形成威胁；在东翼，皇太极两次发兵征朝鲜，终使朝鲜臣服，从而切断了明朝的右臂；在西翼，皇太极进兵蒙古，击败察哈尔部，统一了漠南蒙古，并使之成为藩属，从而切断了明朝的左臂；在中原，皇太极连续破塞突入长城，甚至于攻陷济南，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在关外，前面讲过，皇太极毁大凌河城，初步逼降祖大寿。后祖大寿从大凌河城逃到锦州城。原来明对后金—清朝的弧形包围，倒转过来，而变成为后金—清朝对明朝的弧形包围。皇太极的兵锋所向，直指明朝辽西关宁锦防线的前茅——锦州城，将锦州城紧紧包围。
洪承畴中进士的万历四十四年（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