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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邓桢、梁稷、傅于亮等。他们出身平民，熟习经史，粗通武略，投身袁崇焕麾下为幕客。其中，邓桢，袁崇焕做辽东巡抚时即为幕客，后再次追随袁崇焕到辽东，曾受袁托返粤募修罗浮名胜。梁稷；后出塞为袁崇焕幕客，袁死后参与复社活动，与黄宗羲结为至交。傅于亮，也做过袁崇焕幕客。
第五类释通炯（光孝寺主持）、释通岸、释超逸，均为广州光孝寺高僧。他们虽身为禅师，却积极参与世俗事务，主动结交广州宦绅，使光孝寺成为晚明广东士子名流吟唱和议论国事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广东士人抗清失败后，避世入佛的重要寺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是自己的镜子。在光孝寺为袁崇焕饯行的都是他的同乡、朋友，都受到他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的感染。他们与袁崇焕有许多的共同点：都有热血报国的激情，也都有知识分子的自豪与轻狂。从他们身上折射出袁崇焕的影子。
《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上的题诗，其主旨是：
第一，望他建功立业。以陈子壮“此去中兴麟阁待，燕然新勒更何辞”、释通炯“勋业岂归萧相后，壮图应占祖生先”为代表。
第二，咏他豪爽性格。陈子壮说他“高谈”、傅于亮说他“笑谈”、邝瑞露说他“谈锋”，都道出袁崇焕的豪爽性格。
第三，劝他知进知退。诗中有6人11次提到黄石公、赤松子、素书等，如邝瑞露的“行矣莫忘黄石语，麒麟回首即江湖”的隐诫。这个典故是说张良功成隐退，才避免被刘邦所杀。他们预见朝政昏暗、党争激烈，而对袁督师劝以良言。
在这次饯行宴会上，袁崇焕慷慨赋诗：“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祇树隔红尘。如今著足空王地，多悔从前学杀人。”
袁崇焕辞别饯送的文友、法师等，乘舟登车，急奔北京。二、平台奏对
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十四日，崇祯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对朝廷大臣和蓟辽督师袁崇焕。
紫禁城一侧；这里是明代的平台有的书或电视剧说：平台是一座依宫而建半边向阳的阁台，凭栏处日可观花看景，夜可邀风赏月云云。这都是艺术家们的想象。我们在前面曾经讲到过，皇宫建极殿（今保和殿）以北居中为云台门，其两侧为云台左右门，又名平台。这里没有一泓池水，也没有可赏之花。明朝皇帝“召对”群臣制度，从万历中期怠政便中断。泰昌、天启两朝，没有进行“平台召对”。崇祯帝继位以后，崇祯元年（1628年）从正月到八月，崇祯帝在平台频繁召对群臣，商讨国事。因在平台召对廷臣，所以叫“平台召对”。而袁崇焕是在平台召见时，“奏对”崇祯帝，所以我称作“平台奏对”。
七月十四日，崇祯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对大学士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和蓟辽督师袁崇焕。崇祯帝这时登极还不到一年，就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可见他对辽东战局和袁崇焕本人的重视。
袁崇焕的“平台奏对”展现了他的豪情和悲慨。《崇祯长编》记载：“召廷臣及督师袁崇焕于平台。帝慰劳崇焕甚至。崇焕锐然以五年复辽成功自许，慷慨请兵械、转饷，凡吏部用人、兵部指挥、户部措饷、言路持论，俱与边臣相呼应，始可成功。帝是之。命即出关，纾辽民之望。”（《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七月癸酉十四日）《明史·袁崇焕传》也记载，袁崇焕向崇祯皇帝表态说：“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而且具体阐述了复辽的策略：“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崇祯帝谕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崇祯帝同袁崇焕对答完之后，稍事休息。
崇祯刻本《经世挈要》之“钦授兵部恭谋”
休息之后，崇祯帝又回到平台，继续议事。袁督师即再奏言：“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就是说，辽东的事情很难，实现五年复辽的目标，需要户部、工部、吏部、兵部给予支持和配合。崇祯帝当即“饬（chì）四部臣，如其言”。就是当即指示户、工、吏、兵四部，在粮饷、器械、用人、兵将方面，都要事事给予支持。
袁崇焕又提出：“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就是担心有人进谗言，从中掣肘。
崇祯帝倾听袁崇焕的讲话。然后，谕袁崇焕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崇祯帝优诏慰答袁崇焕。
这次崇祯帝平台召见袁督师，主要内容是：
第一，崇祯帝对袁崇焕示慰劳，赐尚方剑，以示重用。
第二，袁崇焕向崇祯帝表示：五年时间，恢复辽东。
第三，袁崇焕为五年复辽，提出五项具体请求——户部粮饷、工部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言官舆论，特别是兵械与粮饷方面，要给予支持、配合。崇祯帝答应了袁督师的上述请求。
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受命后带着尚方宝剑，乘骑出关。其《再出关》诗云：“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
从袁崇焕的平台奏对可以看出，他有舍身报国、恢复辽东的豪情，也有忧谗畏讥的顾虑，豪迈中带着悲慨。而对袁崇焕提出的“五年复辽”的规划，历来存在争议，下面作简要分析。三、五年复辽
袁崇焕的“五年复辽”四个字，是否大话、空话？是否失言、谀言？从当时，到现在，有不同声音、不同评说，下面作简要分析。
有人认为袁崇焕“五年复辽”是“漫对”，是“自失”，是袁崇焕“聊以是相慰”崇祯皇帝的“焦虑圣心”。这段话出自《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wǔ）然自失。”怎样看待这段记载与论断？有加以考据与分析的必要。
第一，仔细一查，事有出入。《崇祯长编》、《今史》都没有记载这件事；《明史·袁崇焕传》说事情发生在“召对”休息时间；《崇祯实录》又说此事是在“召对”后袁崇焕出了午门发生的对话。因此，这段记载是实是虚，值得再考证。
第二，事属推论，证据不足。有人认为：“事已到此，还有话说”云云。袁崇焕以前任熊廷弼、孙承宗都遭到朝廷小人、奸人、阉人、庸人的嫉妒，遭人排斥与陷害，而不得竟其志，甚至于被杀害。于是，袁崇焕再上言：“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长编》将此事记于平台召对后的两天，即十六日，而不是奏对的当日。
第三，时差两天，移花接木。有人认为袁崇焕奏对时又沉重地说：“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这条也是七月十六日的上疏，而不是平台召对的话。《明史·袁崇焕传》却将这件事记载于平台奏对。这或有“移花接木”之嫌，需要进一步考证。
《经世挈要》之“御览筹兵药言序”
第四，早有准备，态度认真。其实，袁崇焕的平台奏对，态度应当是认真的，酝酿应当是很久的，设想应当是慎重的，计划应当是可行的。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他受命为兵部尚书兼督师蓟辽，到七月十四日平台奏对，中间98天；三个多月的时间。特别是在来北京的路上，他想得最多的是“复辽”的问题。袁崇焕受召后，扶病兼程，疏陈方略。初七日，行至阜城，看到邸报中崇祯帝对自己奏疏的批示。我认为，“五年复辽”不是“漫对”；也不是“失言”，更不是满足崇祯皇帝的“焦虑圣心”，而是基于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与判断。
第五，五年复辽，为其追求。正如后来袁崇焕在杀毛文龙奏疏中所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至于后来“五年复辽”的事实成为泡影，于是就有“事后诸葛亮”者以“失败”来推论“当初”。
应当指出：当时明朝人对于辽东形势有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分析。悲观派如王在晋，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再修一座城护卫关城；乐观派如袁崇焕主张“五年复辽”。袁崇焕是乐观派，他对“彼”与“己”的分析是：
对“己”——
（1）皇帝英睿（对他超乎寻常信任）；
（2）内阁新东林内阁；
（3）七卿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主要是东林党人；
（4）统帅自任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
（5）户部供应粮饷；
（6）工部供应器械；
（7）吏部遴选官员；
（8）兵部作战协调；
（9）言官不乱弹劾；
（10）兵略有宁远、宁锦两次大捷的经验。
对“彼”——
（1）老汗努尔哈赤败死在自己手下；
（2）后金汗位交替，内部不稳；
（3）皇太极在宁锦也曾败在自己手下；
（4）辽民对后金普遍不满与反抗。
对“友”——
（1）蒙古林丹汗有盟约支持明朝；
（2）朝鲜李朝国王李倧（zōnɡ）也对后金不满。
以上16条因素，如果最佳组合，“五年复辽”是可能的。认为袁崇焕“五年复辽”是“斗胆在君前‘戏言’”的论断，缺乏史据，值得商榷。然而，袁崇焕的悲剧在于，他对“己”、“彼”、“友”关系的变数考虑不周，对明朝痼疾认识不够，对后金新政估计不足，对政治与军事全局判断失误，从而留下隙缺——皇太极的“天聪新政”出了一个奇招，就是“出其不意，攻其心脏”——突然袭击，攻打北京。于是，整个一盘棋全被搅局了，酿成了袁崇焕“五年复辽”化作泡影的悲剧。
第二十七讲 天聪新政
在明朝与后金对弈的棋盘上，明朝政局发生了巨变，主要是崇祯帝采取重大措施，强化皇权；后金政局也发生了巨变，主要是天聪汗皇太极调整治国政策，固本鼎新——这些对袁崇焕督师蓟辽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因为袁崇焕的主要对手是皇太极，而皇太极又是袁崇焕的克星，所以要进一步了解袁崇焕必须了解皇太极，而了解皇太极要从其人其政入手。一、天聪其人
天聪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努尔哈赤共有16个儿子，其中杰出的有：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十四子多尔衮；还有两个侄子（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和济尔哈朗也较出色。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努尔哈赤的死和天启皇帝的死，只差一年；同样，崇祯帝继位和天聪汗继位，也只差一年。
天聪汗皇太极像
努尔哈赤死后的汗位继承，实行的是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的制度。在努尔哈赤的子侄中，褚英已死，多尔衮太小，以四大贝勒权势最大，最有希望继承汗位。他们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但阿敏的父亲舒尔哈齐因罪被圈禁至死，他本身也犯过大错，实际已经没有资格争夺汗位。三贝勒莽古尔泰的生母富察氏，因夫君战死而改嫁给努尔哈赤。富察氏有过错，莽古尔泰便亲手杀死他的生身母亲。这件事虽博得他父亲的信任，但使他在兄弟、大臣中威望下降。所以，莽古尔泰在汗位争夺中也没有什么竞争力。
最有希望继承汗位的大贝勒代善，在汗位争夺中，也败给了皇太极。《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五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