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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象袁世凯这样权倾中外的大臣，也不敢说“太后非在这里下车不可”。
月台是新建的，地下有黄沙，顶上有灯彩辉煌的芦篷，这样子自然是非常的华贵了！我们老远就从车窗外探头出去张望，大家都觉得十二分的悦目，不禁争着要观看；其时我们的列车却已渐渐地在准备地停下来了。其时我们的司机夫正用着全副的精神在从事，因为他已得了庆善的命令，必须要使太后的那辆车恰好靠在月台的中央，那末待太后一下车去，便可践在那一张杏黄色的毛毯上了。
这一日，天津以及天津附近各处的重要官员，不论文武，全是很早就到这里来候驾了，每个人都依着自己的品级，尽其所有的用心装扎起来；因此，待我们到时，他们已列就了很长很长的一行了。满眼只见红红绿绿的颜色，耀得人眸子也几乎睁不开了。他们一见驾到，就鸦雀无声地在月台的向外的边线上端然跪着了。比这些人跪得前一些，独自孤零零地俯伏着的，便是袁世凯他自己！
列车很慢很慢的在他们面前滚过，终于是完全停止了。我往常是极爱瞧热闹的，但看了这些泥雕木塑一般的官员，心上便不免有些不自在起来。尤其是他们各人的神气，好说是没有一个不可厌的：头低过了前胸，眼睛注视着地上，似乎连气也不敢喘的样子，教人一见，就不会相信这是一种出乎真诚的行为。不过他们的服装总不失为是很美丽的一堆。其中有大部分人的围帽上，都装着孔雀毛所做的翎子；孔雀毛原是很好看的，它的本身就有一种光彩，再加其时的阳光正盛，从芦篷外面透射过来，照得所有的孔雀毛，齐像变了金叶子一样，几乎要使我怀疑：这些人物，也许便是中国古代各种旧小说中，和其他各处张挂着的故事画上所画的人物，重复回生过来，特地来向我们的太后殷勤致敬。
虽然这样踵事增华的布置，已在太后的面前，很齐整地展露开来了，可是太后的心上是否已经认为满意，却还在不可知之数咧！伊对于这些官吏此次前来接驾的真意，我想必然是十二分明了的。因为伊也知道天津这一带的官吏，决不会比别处的特别好；他们一般也是花了钱，或利用了其他的关系，——如亲属关系，裙带关系等等而弄到这引起美缺的。他们既无学问，又无才干，于国于民，真是两无所利。但他们倒有一副极善逢迎的脑子，所以他们也把给太后接驾的这一件事，看做是一种保全饭碗，巩固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有些更怀着要借这一个机会，取到几许意外的利益的奢望。总之，在他们一群中间，简直没有一个是诚心为着要向太后请安而来的！他们都抱着很浓的自私心，隐隐有所企图，便是袁世凯本人，也不能例外！
我一见了袁世凯，便禁不住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使我自己的脑神经，立刻停顿在一片沉思默索的状态中，尽自呆怔怔地看着他。——这个脚色，就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在那时候，他一般也是恭而敬之的跪在天津月台上，迎接太后；谁想到他将来会有这么一番的作为？老实说，他自己也绝对没有梦见咧！——我一面象端详一头久已闻名，而从未见面的怪物一样地注视着他；一面在回想过去的种种事件，就是怎样能使他成名的种种事件。
如其严格彻查起来，甲午年的那一次中日战争，就是使中国大吃败仗，以致把整个的高丽，拱手让给日本的那一次奇耻大辱，袁世凯的确也可以直接的被列为罪魁之一。事实是这样的：他原是一个性格极暴躁的脚色，尤其是欢喜卖弄他的权威，他恨不能在一挥手之间，就把许多不满意的人，一齐处斩。不幸的很，朝廷偏不曾了解他这种性格，当高丽国内发生紧急的变故的时候，中日双方，各显露着剑拔弩张的状态，但朝廷方面，还想努务消弭战争；因此，就派袁世凯上高丽去斡旋，意思是要希望他做一个圆活的外交家，运用一些灵巧的手腕，和日本人交涉，把各种困难问题，暂谋妥协。这中间，当然也包括着中国暂时无意作战的暗示。不料袁世凯到了高丽之后，一味意私心杂念用事，反把日本方面大大得罪了一番；恰值其时的日本人，正和一头才出山的乳虎无异，极想找一个机会，试试他们自己的武力，这样便立即发出了最后通牒，正式向中国开战，于是中国的国耻史，也在同时候起，揭露开来了！更可笑的是这个事变的结果，虽是如此恶劣，但袁世凯本人，却颠倒成了名。
除掉了这件事情之外，袁世凯还有一桩生平得意杰作，同样可算是他的成名作。这件事情对于整个的中国，实无多大的关系但和满清政府所发生的关系，却委实不小。若是有人把它搬上舞台去的话；必不失为一出可歌，可泣，可叹，可恨的悲剧。要叙述这件事故，秘先详论袁世凯的为人。他平时的举动，总是极倨傲的，高视阔步，旁若无人。因陋就简这样，往往会使人家误认他是一个很鲠直的大臣；可怜的光绪就为了不能真正的认识他的缘故，竟在戊戌政变的那一次上，吃了他的大亏，以致于被陷为一个政治犯式的虚名皇帝。袁世凯本人，对于这件事情，也并不隐讳，大有津津乐道之概，所以外边的人，不久便知道了个中的真相。原来在皇太后把政权归还给光绪，退居颐和园之后，光绪便痛下决心，打算用全力来推行他的新政。因为外急于要达到这个目的起见，便特地把袁世凯从别的职务上调回来，教他率领一支军马，用护驾的名义，去屯扎在颐和园的四周，意思是要他禁阻太后出园，使伊不致再无中生有的前来阻挠亲政的推行，而这只是暂时性质，依光绪的打算，只要待新政推行得见了相当的功效，便立即把军马撤回来。岂知袁世凯这个富于阴谋的脚色，竟立刻就变了心，他本人对于光绪或皇太后，原没有什么好恶；光绪如果另外派人去监视太后，甚至去杀害太后，他也断不肯行什么阻谏，或发生什么怜悯的感觉。他只是为自己打算。所以在光绪把这个密谕知照他的时候，他的脑神经已在为自己的利害而活动了。他觉得如果他真的照着光绪的话去做，自己虽然也无不相当的好处，但这种好处，必然是很有很限的；于是他就反过来想，要如他不听光绪的话，反把这个密谕去报告皇太后，那就有不同的结果发生了！他既把自己的利害作为中心，当然他就实行了第二个策略，竟借着光绪教他围园的命令之便，悄悄地走去谒见太后。他假装着极忠诚的态度，说自己是奉了光绪的密谕，要来行刺太后，但抚心自问，实觉不忍，所以不惜违背了光绪的旨意，反来告密。他的话虽然是那样的空洞，而且是一些没有实据，但太后竟完全信任了他。于是在当天的晚上，便由他率领了带来的军队，簇拥着太后，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直入光绪的寝宫。太后这时正在盛怒之处，也不顾什么体统，竟教人把光绪从床上拖了起来，连话都不问一句，立即强迫他签就了让还政权给太后的诏书。这一次生死关头的斗争的结果，皇太后便依旧大权在握，恢复了往日的威风；而光绪可就大大的倒霉了！从此，太后发誓也不肯饶恕他，无论他说什么话，一概置之不理；当然，光绪对于袁世凯这一次的倒戈相向，自必衔之刺骨，饮恨无穷，可惜他终于不曾报得这个仇！当他随着太后给这列黄色列车载着上天津去的时候，袁世凯所赏赐给他的政治犯的生活，已经过了六七个年头了。——其实，后来一直到他死，也不曾恢复自由。
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囚犯式的光绪皇帝，已走过了他的仇人的面前了！他虽然中有一辆车乘坐，但到了车站，既有那么许多的臣下前来接驾，他怎能一个人躲着不出来呢？他必须郑重地侍立在太后的后面，接受这些人的参拜。记得往日每逢太后看不见的时候，我和光绪随便说话时，往往也听见他说起他自己对于戊戌政变的感想：每次，他总是切齿痛骂这个捏造谎话，构陷他的袁世凯。所以我早就怀着一颗极兴奋的心，打算看看他和袁世凯劈面相逢后的神情。
车子完全停止了。太后那一辆车的车门，居然很适当地停在那一方黄色毛毯的前面；太后大概总是因为袁世凯的面子关系，竟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走下了车去，凛凛然不可犯的接受袁世凯和他所率领的那引官吏的参拜。我方才不是已经说过，袁世凯所跪的地位比别人特别出一些，因此，他差不多已在太后的脚下叩头了。他磕得很恭敬，而且依着习惯，一般也向光绪叩头，其实，光绪正站在太后的后面，身子挺得很直，另有一种往常所不易见到的威严；可是他脸上的血色，已一些看不见了，白得和死人的面庞一样，嘴唇更是由白而灰，由灰而黑，变得比什么都可怕。一双眸子里，布满了血丝一样的红筋，仿佛将有火喷出来的神气。我可说从不曾在任何人的脸上，见过这样激愤沉痛的表情，要是找一个医生来试验他的心脏的搏击数，必可有惊人的记录发现。我想假使其时的光绪，还有一丝半毫的实权的话，他必不惜任何牺牲，要把这个大名鼎鼎的政治家的脑袋砍下来了！而这一片才铺上去的黄沙上面，也将有几许可贵的鲜血渲染着了。除掉他的气愤填胸的表情而外，光绪并不曾说什么话，手足也不曾动过，他对于这个出卖他的自由的奸臣，显然是十二分的鄙夷：他的过度的冷落的神气，很明白地告诉人家，虽然他的唯一的仇人——袁世凯，已在他面前跪着，但他只当没有看见一样。
袁世凯也未尝不瞧见光绪脸上的表情，但他已明知这个可怜的脚色，决不能再有什么举动，因此绝对不加注意，态度依然极从容，他请过圣安之后，便和太后随便说了几句话；同时，用来作为接驾大典中的一幕的乐队，也开始演奏了，袁世凯所备的乐队却不是中国的古乐，乃是一队很纯粹的西乐队。大概有二十个人，所用的乐器和外国行伍中的铜乐队一样，据说：那一个乐队长乃是由袁世凯花了钱，资送他上德国去专习音乐和作曲的留学生。他的技术，的确很不错，尤其在那个时候，真可说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西洋音乐家了。他回国之后，便把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教授袁世凯自己所拣选出来的一班少年军官们怎样演奏西乐，想来也已经过去了不少的时候，所以我听他们奏得已很不差了！
袁世凯因为自己是军人出身的缘故，所以特地故意的把这一次接驾的种种仪式，使之尽量的军队化；除却这一队由二十个少年军官所合组成的乐队之外，他还调来了大队的军马，一律顶盔贯甲，端端整整地排列在距离月台约百码左右的所在，向太后遥拜。我真不知道袁世凯要他们来做什么？若说是给太后检阅，却不见正式开操；若说是来保护太后，那也无须如许之多，或者可以说他们的数量尽多，但他们有什么能耐，可以保护太后呢？若说是为着要向太后行礼致敬，那末他们又嫌站得太远了，无论他们磕多少头，太后永远也不会看见。
在这种盛大而庄严的集会上，关于乐队应奏保种乐曲的一个问题，当然必须先于事前排定的。照东西洋各国的习惯讲，逢到有这样类似的礼节，第一套歌曲，必然是该国的国歌。那末就请袁世凯的乐队奏一支中国的国歌吧！但是抱歉的很！那时候的中华帝国，实在从不曾有人理会过国歌是一件什么东西咧！因此，当我簇拥着太后从车上走下月台去的时候，那一班铜乐队竟奏起《马赛里斯歌》来。《马赛里斯歌》便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别的人虽然不知道，可是我和我的妹妹两个人，却早已听熟了，不禁暗暗好笑起来。不过当场却不能直截了当的向太后说明，伊知道了，也许就会教人把那二十一名西乐家（连那队长在内）拖去砍头的。直到后来隔了好几天工夫，我才从无意中提起这一件事来，并且向伊建议，凑早教那些闲得无事可为的大臣们制定一支中国国歌，以免再有这种类似的笑话闹出来。太后听了，很表赞同；但不久又忘怀了，所以一直到满清帝国覆亡也不曾有过一支国歌。
太后当时既不曾知道那一班乐队所弄的玄虚，——用法国的国歌，来欢迎本国的皇太后。——而且还是初次得聆西乐，心上竟觉得非常高兴。待他们把那支《马赛里斯歌》奏完之后，伊就特地教李莲英亲自了马，走去把那所有的乐器，一件一件的取过来，让伊自己去反复的验看着。同时还教李莲英辗转的去询问那乐队长，关于这些乐器的名称，来源，和用法等等的问题。伊虽然是一个纯粹的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