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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过程一无所知，事变完全是张杨的单独行动。事变的发生给中共中央引起了强烈震动。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变”同样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密切的关注，大家强烈希望和平解决，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紧要关头自相残杀、自毁长城，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和平解决的舆论压力。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立即邀请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南京政府当局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妻弟宋子文亲赴西安商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压力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抗战才是必由之路，终于表示同意谈判条件，“以人格担保”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终于准备转向抗战。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一代少帅永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下才得以稳定了局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南京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波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
蒋介石的前面总是困难重重，虽然他已经确立了全国军事领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据各省的对手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图，而蒋介石在抗击日本侵略上明显的勉强和拖拉，则正是这些对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图东山再起的理由。
蒋夫人更加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很明显，现在有可能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了。
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了解少帅，他飞往西安为蒋夫人的到来做一些安排。这个安排是很明智的。委员长夫人长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练圆滑，又有外交手腕。她这时的角色是调解人，很出色。在她本人的叙述中，对少帅的描述是“很疲倦，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惭愧”，杨虎城则“明显的很紧张”。她友好地会见两个人，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１９３６年圣诞节，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飞往洛阳，然后飞向南京，带着一种牺牲精神，少帅一路相伴，作为他们人身安全的保证。张学良本人也确实没料到要受监禁，他把他自愿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当作是对委员长继续效忠的表示。
至于杨虎城，他也被关押起来，有意报复的蒋介石乘１９４９年共产党行将占领重庆之际杀害了他。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扣押蒋介石是杨虎城的主意，他劝说张学良袖手旁观。在西安事变中负责的决不止一方。蒋介石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声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从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给他的八项要求。当然，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内容。他停止了其“镇压”或“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不再称之为“共匪”。在西安事变这台令人惊奇的各种力量的三角戏中，只有少帅和他的迫随者失去了一切。
溽暑匡庐盛会开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尽管这一番演说义正词严，人们对比此前老蒋的嘴脸，还是作了讥讽。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就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
听闻此言，文人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
四句反问，信手拈来，类比生动，饶有风趣。据说后来《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政治生活全系权谋
抗战胜利日，蒋介石留在中国历史上的记录是：全身军装，配有特级上将军衔和勋章的蒋兴致勃勃地开车在重庆市中心一番巡游，其间享受着街道两旁“蒋委员长万岁”的欢呼声。这时的蒋介石风光无限，踌躇满志。这一天，共产党也并没有提出“十一条意见”扫他的兴。
不过蒋介石的踌躇满志并不仅仅是抗战胜利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对即将实现的“抗战建国”伟大愿望的憧憬。虽然当时正在进行重庆谈判，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虽然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但国民党的文章依然照做：美国提供的数千架飞机正在帮国民党把士兵运送到各个接收地区，已被蒋笼络的日本将军冈村宁次也在指挥日军抵抗八路军的就地接收。只等时机一到，国民党军队就可以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这似乎已是胜券在握。
蒋介石不忘“剿匪”是其逆潮流而动的表现，而历史惩罚了他的行为，追究了他的责任。不过就抗战表现而言，蒋介石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事实上，蒋在全面抗战打响前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准备，诸多的战前准备使蒋介石声望日隆。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主张不对蒋进行人身危害，是因为没有人可顶替他的位置。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尽管在战略乃至战术运用上均有纰漏，但一再损兵折将显然也有武器落后、后勤不力、指挥低能等客观因素。但从大历史处看，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蒋曾发表过“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讲，认为抵御外侮和复兴民族真的执行起来，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阶段。复兴民族需要全盘改造，必须大规模去旧从新；抵御外侮则是危机中的救亡图存运动，只能在团结对外的号召下接受现实。总而言之，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架构体系，一般人民心智未开，所谓的高级人士则只会嘴上议论，并没有实际贡献。军人受到地域观念的束缚和将领人身关系的影响，离心力比向心力强，蒋只有通过哲学和道德等规劝其心理。太平洋战事展开之前，国民党军队已经在正面战场苦苦支撑了四年零五个月，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蒋介石并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开国之君”。拿“帝王基业”对他的诱惑与之相比，民族利益在他手里只是一张牌。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求稳固权位，一再容忍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如果日本军阀不过于狂妄自大，他几乎已经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牺牲了东北权益和苏联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然当国共内战失利以后，蒋介石竟然主动提出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但遭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拒绝。更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蒋介石这位自诩“民族救星”的中国最高统帅居然以放弃抗战来要挟美国给予支援，无赖的本性遭到罗斯福羞辱，也让中国人脸上无光。
蒋介石最终与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名号擦肩而过，根本原因在于他没能体察并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最让国人唾弃他的理由是，蒋介石为了反共，竟然与日本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合作，并判决这个最大的刽子手无罪。由此可以充分印证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