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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共和政体，自己做起皇帝来。推翻共和国后由革命党去讨他，这个意义是永远存在的，同张勋复辟丝毫不相干！”
梁质问：“你就看着张勋复辟不问他吗？”
周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人去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
然而，以驱逐黎元洪为目的的段祺瑞，如果要重返政治舞台，就必须向张勋宣战。他并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是受现实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不得不走到共和一边，他要取得某些他所欲求的东西，就必须屈从于另一些他并不想要的东西，比如共和；同时要剥夺一些他所欲求的东西，比如帝制。
当初附和复辟的督军们，现在全都变了卦。讨逆军从天津杀向北京，曹锟的直军云集芦沟桥。近畿战云密布。第三天，双方接上火了。只几天功夫，张勋的辫子军就垮了下来。张勋躲进了荷兰使馆，复辟的衮衮诸公，顿作鸟兽散。7月8日，段祺瑞的使者在北京和各国公使接洽，请他们向张勋转达四项停战条件：一、取消帝制；二、解除定武军的武装；三、保全张勋性命；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只有两人必须下台，一是张勋，因为他捅了漏子；二是黎元洪，因为他引狼入室。
这就是阴谋的目的所在。
在一份以“北洋军界全体”名义发表的公启里，把复辟说成只是张勋一人妄自尊大，以为天下皆莫己若，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仅与此毫无关系，而且还竭力反对复辟，“迨至世续叩头流血，瑾妃痛哭阻止，”是张勋悍然不顾，把清心寡欲的逊帝挟上龙床，“与曹孟德欺人寡妇孤儿，何以异乎。”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讨逆军一再强调，复辟“纯系（张勋）一人之私，罪有攸归，法无滥及”，说穿了，就是不能滥及那个“孑身冲龄”的逊帝溥仪。溥仪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为什么这样为紫禁城开脱呢？……我得到的唯一结论是：这些人并非真正反对复辟，问题不过是由谁来带头罢了。”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
在整个事件当中，始终贯穿着外国势力的影响和北洋官僚集团内部的种种阴谋活动。粉碎张勋复辟，与其说是得力于民主势力，毋宁说是体现了中国官僚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
从形式上看，除了两次短命的流产复辟之外，北洋政府一直是实行代议政制的。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代议制确实是一个美丽的理想。在政权转移之际，不再需要流血，不再需要暴力，不再需要宫廷政变。
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国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一身兼具立法、民意、制宪三大功能，享有弹劾权和同意权。在法律上，国会是不被解散的。
在中华民国第一部《临时约法》总纲中，参议院排列在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和法院之前，便是对国会地位的肯定。然而，从民国成立至张勋复辟，国会已先后两次被强行解散。按照《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任期为三年，参议院议员为六年，但第一届国会两度解散，两度复会，中间又夹杂了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广州非常会议、北京临时参议院、安福国会之类的插曲，纷纷扰扰，一拖就拖到1924年底，实在拖无可拖了，才宣告结业，长达12年之久。因此，这个“老而不”的立法机关，自身的合法性，也是十分可疑的。
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个人，这不仅是袁世凯的问题，也不仅是段祺瑞或张勋的问题，这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的问题。
如果就个人修为而言，不可否认，民初的议员，不乏学养博厚、才智过人之辈。根据西方学者库柏所作的统计，在民国初年的参议员里，有31％是前清的官僚，有35。5％是民国的官僚，另外有24。3％是清代各级议会的议员。在众议院里，官僚的比例为33。2％，帝制时代的议员占了38。1％，他们大部分是科举正途出身的饱学之士。实业家和商人在参议院里只占1。3％。
从学历上看，也足可以证明这点。在参众两院议员里，具有传统功名的（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和生员）占21。3％，在国内接受现代教育者占 40。6％，既有传统功名又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占21。5％。所谓新式教育，是指留学外国。在议员里，留学日本的占41。5％，比例相当可观。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当时留学日本的热潮，远高于留学欧美。
然日本也是一个军人国家和警察国家，中国人能够学到什么？无非就是钳制思想和军人至上那一套东西，并无民主政治可学。因此，政客们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旧式的，喝帝制的奶长大的人，即使他们愿意迎合世界的民主潮流，但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中国有两千年的帝制历史，难道一夜之间弄几个国会、内阁、总统出来，就可以一步登入民主殿堂？岂非三块豆腐就想升仙哉！
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看，议员们和官僚们几乎同出一辙，虽然南方籍的议员给国会引进了一些新思想，但也往往是不成熟的和自相矛盾的。即使这样，也给北方造成了不能承受的冲击，成为国会屡屡遭到北方官僚摧残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国会受到专制力量的压迫时，议员们也会奋起反抗，但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与监察权之上。国会的制衡作用，其实微乎其微。国会两度遭政府解散，亦莫可如何。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黎元洪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在张勋的压力下解散了国会。他引咎辞职以后，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如前所述，冯即使不赞成帝制，但对帝制也怀有一份内疚之情，在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中，他强调自己：“国璋在前清时代，并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复辟时，冯的秘书长（一位前清翰林）直接参与了阴谋活动，是最活跃的复辟派分子之一。
复辟敉平之后，冯国璋一直呆在南京，静观局势变化。各方面的政客纷纷赴宁，多如过江之鲫，请求冯支持恢复旧国会。冯国璋却不置可否，搪塞敷衍了事。其实，冯国璋根本无意恢复国会。在他代理总统期间，这个问题一直悬而不决。在超过一年时间里，因为没有国会，国家体制是残缺不全的。
冯国璋
人们在谈论国会和政府的冲突时，往往对国会持同情态度，这是由于人们误把中国的国会当成是民主政治的象征。
被政府非法解散的国会，延至1918年8月才告重新成立。在这个时候重组国会，显然是为了筹备总统大选。
各路英雄都在为总统大选紧张活动。围绕在段祺瑞周围，一个以“安福俱乐部”命名的政客团体粉墨登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旧国会议员。在徐世昌背后则有以梁士诒、周自齐为首的“交通系”作为支柱。交通系在旧国会里是一个与研究系、政学系三分天下的政客团体。
冯国璋在北京没有政客的支持，但要参加大选，没有政客不行。旧国会里政学系的议员大部分已南下广州，参加护法；交通系是拥徐的；这就只剩下研究系可供驱使。
冯国璋找到中国银行的后台老板、前财政总长王克敏为牵线人，和研究系的政客建立关系。王克敏慨然应诺，只要总统肯出200万元，不要银行垫款，竞选绝无问题。在经过一番开天索价，落地还钱之后，冯国璋答应出40万元，作为收买研究系之用。
这一类暗盘交易，在其它党派之间，也相当严重。当国会选举议员时，安福、研究两系战云弥漫，仅江苏一地，票价已经暴涨至300元一张，最后竟发生捣毁票柜的闹剧。在中央学会互选的选举中，一位议员以8000元收购了20张选票，但后来被安福系以两万元抢了过去，该议员愤恨至极，竟向京师高等审判厅提出起诉。
国会议员个人的恶劣表演，引起公众讥评。在民间流传着一句笑话：“君主专制，贾卖御史；富豪专制，典卖议员。”
在新国会，安福系夺去了大部分议席。前清进士出身的安福党魁王揖唐，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据记者们揭露，安福系为争夺议席，在6月至8月间花去 900多万元。另据透露，议员的选票是以每票5000元收买的，由安福系办的华通银行付款，大选经费是从日本借款中提用的。
安福系虽然大获全胜，但却招来一片物议。为了表示清高，段祺瑞宣布退出竞选，冯国璋也不得不作出相应姿态。这样一来，徐世昌冷手执个热煎堆，成了唯一的总统候选人。
9月4日，徐世昌当选为第二任正式大总统。他的当选，令许多人相信，复辟势力将卷土重来。徐氏在就职以后即对紫禁城的三位内务府大臣说：“咱们这次出来，不过是为幼主摄政而已。”他又表示，不能进驻中南海，在正式总统府建成之前，他在自己家里办公。他一上任就提倡读经尊孔，举行郊天典礼。在他的安排下，皇室王公有的当上了议员，有的授予将军称号。他无论对谁都把清朝称作“本朝”，把宣统称作“上边”。
张作霖
章太炎对徐世昌恨之入骨，他断言自袁世凯以降，帝制、复辟、僭立，都是徐世昌一人为主，“首乱中国者，徐世昌也。二年以来，乱遍禹域，则世昌为始祸，冯国璋其次也，段祺瑞又其次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事实上，北方从袁世凯时代以来，各种有关复辟的阴谋活动，一直甚嚣尘上，卷进这类阴谋中的，不仅包括徐世昌、冯国璋这些和皇室关系密切的人，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甚至包括张作霖这种鬍匪出身，在前清不过是个巡防队统领的军人武弁。
1918年初，北洋政府下令，除张勋外，复辟各犯一律赦免。8月，张作霖呈请恢复张勋的自由，奉军一旅开到北京，一时盛传将有第二次复辟的发生。徐世昌出任大总统后，立即下令赦免张勋，张作霖进而推荐这位“民国罪人”担任长江巡阅使或陕甘巡阅使。北京的复辟空气，顿时为云为雨。
第六章道德调和的失败
【壹】1920年代的幻觉：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诞生。他的愿望是当一位尊孔读经的华盛顿。直皖战争是武装改造北方政治的一次尝试。
由于贫穷和落后，中国成了贪官污吏、权门弄臣和军人政客繁衍生息的温床。他们的存在，又使中国更加贫穷的落后。同样，殖民化使民族主义抬头，而民族主义又使这个民族更加自卑，和世界的距离更加拉大。
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是我族中心，所谓“自古圣贤，不臣异俗”。因此，当旧日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优越感一旦被打破，民族主义必定抬头，作为对外力入侵的反应。这是维持民族心理平衡的自然反应。
其结果，民族主义有可能导致国家以自强自立的姿态参加国际事务，也有可能导致国家走向封闭自守、与现代世界潮流为敌。这一切取决于国民的道义性和伦理水准。1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就是一次民族主义大爆发，草莽英雄与官僚集团的大联合，几乎把中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由此看来，民族主义将会是一面拜关帝信弥勒的江湖好汉、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者和保守的官僚士绅集团共同接受的旗帜。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一批道义高尚的先知先觉之辈，把传统道德和现代文明巧妙地融汇在一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而且在一些西方的国家——诸如英、美等国——当中，也都普遍地相信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1897年，北京城来了一位蓬发垢衣、鸠形鹄面的汉子，他在城南的小胡同里踽踽独行，虽然一身落魄潦倒的样子，但两眼放光，神采奕奕。后来，他摆了一个写春联的摊子，生意十分清淡。当无人光顾的时候，他就捧着六壬八卦、奇门遁甲一类的书苦苦攻读。
这个人的名字叫吴佩孚。
这一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初见成效，朝廷任命他为直隶按察使。在他身边已形成了以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为中坚力量的官僚军人集团。
1898年，就在袁世凯向西太后出卖维新派，把“六君子”送上断头台的同时，吴佩孚的春联摊子因生意不佳而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