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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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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共和政体,自己做起皇帝来。推翻共和国后由革命党去讨他,这个意义是永远存在的,同张勋复辟丝毫不相干!”
  梁质问:“你就看着张勋复辟不问他吗?”
  周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人去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
  然而,以驱逐黎元洪为目的的段祺瑞,如果要重返政治舞台,就必须向张勋宣战。他并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是受现实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不得不走到共和一边,他要取得某些他所欲求的东西,就必须屈从于另一些他并不想要的东西,比如共和;同时要剥夺一些他所欲求的东西,比如帝制。
  当初附和复辟的督军们,现在全都变了卦。讨逆军从天津杀向北京,曹锟的直军云集芦沟桥。近畿战云密布。第三天,双方接上火了。只几天功夫,张勋的辫子军就垮了下来。张勋躲进了荷兰使馆,复辟的衮衮诸公,顿作鸟兽散。7月8日,段祺瑞的使者在北京和各国公使接洽,请他们向张勋转达四项停战条件:一、取消帝制;二、解除定武军的武装;三、保全张勋性命;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只有两人必须下台,一是张勋,因为他捅了漏子;二是黎元洪,因为他引狼入室。
  这就是阴谋的目的所在。
  在一份以“北洋军界全体”名义发表的公启里,把复辟说成只是张勋一人妄自尊大,以为天下皆莫己若,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仅与此毫无关系,而且还竭力反对复辟,“迨至世续叩头流血,瑾妃痛哭阻止,”是张勋悍然不顾,把清心寡欲的逊帝挟上龙床,“与曹孟德欺人寡妇孤儿,何以异乎。”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讨逆军一再强调,复辟“纯系(张勋)一人之私,罪有攸归,法无滥及”,说穿了,就是不能滥及那个“孑身冲龄”的逊帝溥仪。溥仪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为什么这样为紫禁城开脱呢?……我得到的唯一结论是:这些人并非真正反对复辟,问题不过是由谁来带头罢了。”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
  在整个事件当中,始终贯穿着外国势力的影响和北洋官僚集团内部的种种阴谋活动。粉碎张勋复辟,与其说是得力于民主势力,毋宁说是体现了中国官僚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
  从形式上看,除了两次短命的流产复辟之外,北洋政府一直是实行代议政制的。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代议制确实是一个美丽的理想。在政权转移之际,不再需要流血,不再需要暴力,不再需要宫廷政变。
  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国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一身兼具立法、民意、制宪三大功能,享有弹劾权和同意权。在法律上,国会是不被解散的。
  在中华民国第一部《临时约法》总纲中,参议院排列在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和法院之前,便是对国会地位的肯定。然而,从民国成立至张勋复辟,国会已先后两次被强行解散。按照《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任期为三年,参议院议员为六年,但第一届国会两度解散,两度复会,中间又夹杂了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广州非常会议、北京临时参议院、安福国会之类的插曲,纷纷扰扰,一拖就拖到1924年底,实在拖无可拖了,才宣告结业,长达12年之久。因此,这个“老而不”的立法机关,自身的合法性,也是十分可疑的。
  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个人,这不仅是袁世凯的问题,也不仅是段祺瑞或张勋的问题,这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的问题。
  如果就个人修为而言,不可否认,民初的议员,不乏学养博厚、才智过人之辈。根据西方学者库柏所作的统计,在民国初年的参议员里,有31%是前清的官僚,有35。5%是民国的官僚,另外有24。3%是清代各级议会的议员。在众议院里,官僚的比例为33。2%,帝制时代的议员占了38。1%,他们大部分是科举正途出身的饱学之士。实业家和商人在参议院里只占1。3%。
  从学历上看,也足可以证明这点。在参众两院议员里,具有传统功名的(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和生员)占21。3%,在国内接受现代教育者占 40。6%,既有传统功名又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占21。5%。所谓新式教育,是指留学外国。在议员里,留学日本的占41。5%,比例相当可观。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当时留学日本的热潮,远高于留学欧美。
  然日本也是一个军人国家和警察国家,中国人能够学到什么?无非就是钳制思想和军人至上那一套东西,并无民主政治可学。因此,政客们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旧式的,喝帝制的奶长大的人,即使他们愿意迎合世界的民主潮流,但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中国有两千年的帝制历史,难道一夜之间弄几个国会、内阁、总统出来,就可以一步登入民主殿堂?岂非三块豆腐就想升仙哉!
  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看,议员们和官僚们几乎同出一辙,虽然南方籍的议员给国会引进了一些新思想,但也往往是不成熟的和自相矛盾的。即使这样,也给北方造成了不能承受的冲击,成为国会屡屡遭到北方官僚摧残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国会受到专制力量的压迫时,议员们也会奋起反抗,但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与监察权之上。国会的制衡作用,其实微乎其微。国会两度遭政府解散,亦莫可如何。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黎元洪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在张勋的压力下解散了国会。他引咎辞职以后,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如前所述,冯即使不赞成帝制,但对帝制也怀有一份内疚之情,在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中,他强调自己:“国璋在前清时代,并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复辟时,冯的秘书长(一位前清翰林)直接参与了阴谋活动,是最活跃的复辟派分子之一。
  复辟敉平之后,冯国璋一直呆在南京,静观局势变化。各方面的政客纷纷赴宁,多如过江之鲫,请求冯支持恢复旧国会。冯国璋却不置可否,搪塞敷衍了事。其实,冯国璋根本无意恢复国会。在他代理总统期间,这个问题一直悬而不决。在超过一年时间里,因为没有国会,国家体制是残缺不全的。
  冯国璋
  人们在谈论国会和政府的冲突时,往往对国会持同情态度,这是由于人们误把中国的国会当成是民主政治的象征。
  被政府非法解散的国会,延至1918年8月才告重新成立。在这个时候重组国会,显然是为了筹备总统大选。
  各路英雄都在为总统大选紧张活动。围绕在段祺瑞周围,一个以“安福俱乐部”命名的政客团体粉墨登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旧国会议员。在徐世昌背后则有以梁士诒、周自齐为首的“交通系”作为支柱。交通系在旧国会里是一个与研究系、政学系三分天下的政客团体。
  冯国璋在北京没有政客的支持,但要参加大选,没有政客不行。旧国会里政学系的议员大部分已南下广州,参加护法;交通系是拥徐的;这就只剩下研究系可供驱使。
  冯国璋找到中国银行的后台老板、前财政总长王克敏为牵线人,和研究系的政客建立关系。王克敏慨然应诺,只要总统肯出200万元,不要银行垫款,竞选绝无问题。在经过一番开天索价,落地还钱之后,冯国璋答应出40万元,作为收买研究系之用。
  这一类暗盘交易,在其它党派之间,也相当严重。当国会选举议员时,安福、研究两系战云弥漫,仅江苏一地,票价已经暴涨至300元一张,最后竟发生捣毁票柜的闹剧。在中央学会互选的选举中,一位议员以8000元收购了20张选票,但后来被安福系以两万元抢了过去,该议员愤恨至极,竟向京师高等审判厅提出起诉。
  国会议员个人的恶劣表演,引起公众讥评。在民间流传着一句笑话:“君主专制,贾卖御史;富豪专制,典卖议员。”
  在新国会,安福系夺去了大部分议席。前清进士出身的安福党魁王揖唐,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据记者们揭露,安福系为争夺议席,在6月至8月间花去 900多万元。另据透露,议员的选票是以每票5000元收买的,由安福系办的华通银行付款,大选经费是从日本借款中提用的。
  安福系虽然大获全胜,但却招来一片物议。为了表示清高,段祺瑞宣布退出竞选,冯国璋也不得不作出相应姿态。这样一来,徐世昌冷手执个热煎堆,成了唯一的总统候选人。
  9月4日,徐世昌当选为第二任正式大总统。他的当选,令许多人相信,复辟势力将卷土重来。徐氏在就职以后即对紫禁城的三位内务府大臣说:“咱们这次出来,不过是为幼主摄政而已。”他又表示,不能进驻中南海,在正式总统府建成之前,他在自己家里办公。他一上任就提倡读经尊孔,举行郊天典礼。在他的安排下,皇室王公有的当上了议员,有的授予将军称号。他无论对谁都把清朝称作“本朝”,把宣统称作“上边”。
  张作霖
  章太炎对徐世昌恨之入骨,他断言自袁世凯以降,帝制、复辟、僭立,都是徐世昌一人为主,“首乱中国者,徐世昌也。二年以来,乱遍禹域,则世昌为始祸,冯国璋其次也,段祺瑞又其次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事实上,北方从袁世凯时代以来,各种有关复辟的阴谋活动,一直甚嚣尘上,卷进这类阴谋中的,不仅包括徐世昌、冯国璋这些和皇室关系密切的人,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甚至包括张作霖这种鬍匪出身,在前清不过是个巡防队统领的军人武弁。
  1918年初,北洋政府下令,除张勋外,复辟各犯一律赦免。8月,张作霖呈请恢复张勋的自由,奉军一旅开到北京,一时盛传将有第二次复辟的发生。徐世昌出任大总统后,立即下令赦免张勋,张作霖进而推荐这位“民国罪人”担任长江巡阅使或陕甘巡阅使。北京的复辟空气,顿时为云为雨。
  第六章道德调和的失败
  【壹】1920年代的幻觉: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诞生。他的愿望是当一位尊孔读经的华盛顿。直皖战争是武装改造北方政治的一次尝试。
  由于贫穷和落后,中国成了贪官污吏、权门弄臣和军人政客繁衍生息的温床。他们的存在,又使中国更加贫穷的落后。同样,殖民化使民族主义抬头,而民族主义又使这个民族更加自卑,和世界的距离更加拉大。
  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是我族中心,所谓“自古圣贤,不臣异俗”。因此,当旧日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优越感一旦被打破,民族主义必定抬头,作为对外力入侵的反应。这是维持民族心理平衡的自然反应。
  其结果,民族主义有可能导致国家以自强自立的姿态参加国际事务,也有可能导致国家走向封闭自守、与现代世界潮流为敌。这一切取决于国民的道义性和伦理水准。1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就是一次民族主义大爆发,草莽英雄与官僚集团的大联合,几乎把中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由此看来,民族主义将会是一面拜关帝信弥勒的江湖好汉、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者和保守的官僚士绅集团共同接受的旗帜。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一批道义高尚的先知先觉之辈,把传统道德和现代文明巧妙地融汇在一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而且在一些西方的国家——诸如英、美等国——当中,也都普遍地相信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1897年,北京城来了一位蓬发垢衣、鸠形鹄面的汉子,他在城南的小胡同里踽踽独行,虽然一身落魄潦倒的样子,但两眼放光,神采奕奕。后来,他摆了一个写春联的摊子,生意十分清淡。当无人光顾的时候,他就捧着六壬八卦、奇门遁甲一类的书苦苦攻读。
  这个人的名字叫吴佩孚。
  这一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初见成效,朝廷任命他为直隶按察使。在他身边已形成了以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为中坚力量的官僚军人集团。
  1898年,就在袁世凯向西太后出卖维新派,把“六君子”送上断头台的同时,吴佩孚的春联摊子因生意不佳而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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