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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感染的不仅是西方国家，苏联和共产国际也对吴佩孚寄予厚望。早在直皖战争时，苏俄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就发表政论文章称：“吴佩孚已在中国发生的事变中竖起他的大旗，显然在这一旗帜之下，中国新内阁一定采取有利于苏俄的方针。”《消息报》1920年10月9日，引自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东亚图书，1947年版。据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回忆，当时“在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而不是孙文。他们认为孙文是不管用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王淇等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共产党也想和吴佩孚合作。他们赞扬他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并认为他的政治主张“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而吴佩孚投桃报李，对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也予以宽容和支持，“如宣传成立劳工局呀，赞成劳动立法呀，颁发肖像奖章呀，延见工人代表并赠送川资呀，无往而不企图笼络工人”。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因此，当时京汉路的工人运动，发展甚为蓬勃。
这段蜜月，一直维持到1923年初，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才告中止。
【叁】吴佩孚把北洋官僚集团打得鸡飞狗走，四分五裂，却没有能力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他把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捣毁了，他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吴佩孚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民族主义者。但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往往是以牺牲民主为代价的。民族主义上升的国家，民主就处于低谷。这几乎是一条不变的法则。吴佩孚的思想体系和行为准则，是建立在儒家古老的经学正统之上，与现代的民主原则和伦理规范，相距霄壤。
吴佩孚的民族主义，是以“汉家不通无礼之国”为前提的自大狂。河南督军冯玉祥也是直系一员大将，他在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对吴极尽嘲笑怒骂之能事，说吴佩孚一向认为中国的文化世界第一，连基督教也是源出于中国。他说日本人都是中国移民，说话都是江苏口音，他自己也是吴太伯之后，往后中日间若有什么交涉，他发封电报给天皇，把这段历史告诉他，无事不可成。
冯玉祥与吴佩孚的恩怨，在近代史上，是一笔纠缠不清的烂账，但这笔烂账，却实实在在断送了吴佩孚的一生。冯玉祥对吴佩孚的讽刺、挖苦、丑化，未免过于刻薄，不可尽信，然吴佩孚脑筋陈旧，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关羽、岳飞、戚继光时代的幻觉之中，与20世纪格格不入，却也是事实。他心目中的道德楷模，是以忠孝闻名的岳武穆。为了实现梦想，他愿意从道德上进行自我修养。
吴玉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起华盛顿的肖像，给人以亲西方的印象，其实他只希望能像华盛顿联合十三州那样统一中国。他所真正热衷的是塑造一个儒将形象，他最推崇孔孟的道德学问；潜心研究《周易》，著有弘扬传统道德的《循分新书》、《明德讲义》和《正一道铨》等书。他认为民国成立以来，内乱频仍，主要原因在于废弃了礼教。他的责任就是要恢复经学正统和推广教化。
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家族，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名目繁多而又等级森严的亲缘关系。这种大家庭得以维持不堕，全凭一个“孝”字。古人恒以父母在不敢言老为训，孝是人的本性，可以使人常葆赤子之心。由孝亲而事君、立身，所以，忠和义都是从孝派生出来的。
吴佩孚和曹锟的关系，正好体现了这种宗法家族观念。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有许多迥异之处，许多人都感叹吴佩孚跟着布贩曹三，实在是明珠暗投，但作为自己的恩师与长官，吴对曹始终以赤子之心，奉若君父、事之如一。
也许，对于肉胎凡身的普通人来说，儒家的道德要求实在太高，可望而不可及。大多数人只把这些信条当作口头禅，实际早已放弃努力。吴佩孚的道德调和令人反感，他的某些改良措施被认为是对既存权力结构的威胁，而遭到咒骂和抵制。他或者向官僚集团屈服，或者身败名裂。二者必居其一，甚至——日后证明不幸言中——二者兼而有之。
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开始着手恢复法统。这是他如日中天的事业走下坡的转折点。
1920年代，联省自治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民国以后，天天说宪政，但制宪制了十几年，也制不出一个像样的本子来，反而军阀割据、混战，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人们已经不耐烦了，一个“国民制宪”运动，从民间蓬勃兴起。
赞成联治的各省，都在着手制定自己的省宪。学者胡适大声疾呼：“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努力周刊》第十九期。当时，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熊希龄、李剑农、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张继等学者名流，都是一呼百应的联治派支持者。
陈炯明驱逐桂系，打的是“粤人治粤”旗号；援桂战争打的是“桂人治桂”旗号；湖南人喊着“湘人治湘”口号驱逐张敬尧；而湖北人则以“鄂人治鄂”为由驱逐王占元。这几已成为一股风靡东南的潮流。吴佩孚为保湖北地盘而与湖南人开战，恒被视为摧残联省自治运动，而为时论所不满。吴佩孚主张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也有某种缓和物议的需要。
直奉和约签署，战争结束，接着便到了政治分赃的阶段。直皖战争后是直奉两家的分赃，而这次只是直系一家，曹锟以为可以关起门来瓜分天下了。当他向吴佩孚询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国家统一时，吴佩孚的回答只有八个字：“恢复法统，重开国会。”
有人认为，恢复旧约法，意味着否定孙文护法的合法性，其实，吴佩孚对南方并不太在意，他的主要矛头，还是针对徐世昌，他要否定徐世昌合法总统的地位，把这位老官僚逐出京门，把黎元洪请回来。
吴佩孚对肃清政治，信心异常坚定。他力排众议，以废督裁兵为先决条件，请黎元洪重任大总统，恢复旧国会，让著名的法学博士王宠惠组织内阁。
受吴佩孚的指示，各省督军纷纷发表通电，支持恢复法统，促进统一。1923年6月2日，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宣布辞职，当天下午便匆匆离京赴津。吴佩孚立即致电国务院，主张请黎元洪复职，恢复1917年被非法解散的旧国会。
从纯法律的角度看，黎元洪的复职，缺乏法律依据。黎元洪1917年7月7日下台后，所剩余的总统任期，已由合法的副总统冯国璋于1918年完全代满，属无职可复。
但支持吴玉帅的人则说，黎元洪的离职，是受武力压迫的结果，不是出于自动，所以不具法律的效力；因此，冯国璋的代职，也只是事实上的代职，而不是法律上的代职。
由于局势不明朗，南方因为孙文要当总统，所以对黎的复职反应冷淡，而北方的非直系省份也发出些营营扰扰的反对之声，令黎元洪迟疑不决。于是，保、洛两地前往劝驾的人便络绎不绝，仆仆于途。黎元洪提出，他复职的先决条件有四项：一、南北统一；二、恢复国会；三、废督裁兵；四、财政公开。
这只是吴氏政治主张的翻版。玉帅欣然命驾，前往天津与黎元洪见面。对统一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他声称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是由分散而逐渐走向集中，此乃千古颠扑不灭的自然法则。自古以来，从未见有已形团结的民族，而再化为个体独立的原始状态。所以任何分割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论调，不是迂阔，便是荒谬，而不论其为倡联省自治或南北分立之说者，凡此迂阔荒谬之徒，实在不可与谈中国的国民性。
吴氏继而指出，中国立国五千年，虽然有盛衰隆替的时期，但至少名份上从未有损于统一的局面。以人事而论，英雄角逐，成王败寇，老百姓视之为天灾人祸，但从未破坏过中国人的自尊心。即使有外族入侵，而中国文化却并不曾因此毁堕。中国人严华夷之防，是怕“吾其披发而左衽矣”，可是用不了多久，异族征服者持这种论调居然比中国人更激烈。由此可见，“王此大邦”者，终会被大邦所同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地理条件之下，要想把泱泱中华分割为无数小邦，根本就是既不合理，也不可能。
吴佩孚终于对联省自治主张，作出公开否定。
事有凑巧，几天之后，广州便发生粤军驱逐孙文事件。孙文在前往上海途中，发表强烈的反对联省自治谈话。后来国民党众口一词，大骂陈炯明勾结吴佩孚，破坏孙文的革命政府，其实，吴、陈二人，都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反对联治，一个支持联治，他们都不会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投机取巧，放弃原则的。
6月11日，黎元洪，这位被张勋赶下台的湖北人，又在直系军阀和政客的簇拥下，回到了阔别四年11个月的总统府。
同一天，吴佩孚致电孙文、伍廷芳，请他们北上共商国是。吴佩孚的政治主张，盖有九点：第一，废除巡阅使和各省督军；第二，裁兵；第三，查抄奉系各要人家产；第四，组织超然内阁；第五，召集国会，制定宪法；第六，划分租税，国税概归中央；第七，各省设省长，直接对中央负责；第八，军队归于国家，军饷由中央发放；第九，各地治安由国军与省警分别担任。
但当时广东正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孙文宁愿和段祺瑞、张作霖这些败军之将合作，而不愿听吴佩孚居高临下的训话，除非吴佩孚肯信仰他的三民主义。
吴佩孚心高气傲，以为天下事可指麾而定，讵料他的激进措施，不仅未获孙文赞赏，反而导致直系内部分裂。几乎所有达官贵人，都把他视同怪物。曹锟身边食客三千，形成所谓保定系与天津系，和吴佩孚分庭抗礼。他们的目标是把曹锟捧上总统的宝座。
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倒阁。内阁总理王宠惠是吴佩孚扶上台的，内务总长和交通总长的人选也由吴佩孚指定他的心腹出任。背后由津、保两派撑腰的国会声言，当内阁名单提交国会讨论时，将杯葛内务、交通两部总长。
王宠惠因此拒绝把内阁名单提交国会。财政总长罗文干是王宠惠的亲密朋友和广东同乡，他甚至拒绝向国会支付法定的财政经费。
顾维钧
外交总长顾维钧预感，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他一再提醒王宠惠，解决目前危机只有三个办法，一是把内阁名单交给国会讨论，如果有的人在国会通不过，再作些必要的更动；二是如果不把名单交给国会，那就应提出辞职，这样做也是符合宪法的；三是如果内阁名单中有两位吴佩孚的人遭到国会否决，应该请吴佩孚另外挑选两人补入。
事实上，第一种办法因为国会的反对，是行不通的；第三种办法因为吴佩孚的反对，也行不通。就只有第二种办法可行——宣布辞职。但王宠惠不愿意走这条路。
1922年11月18日，内阁成员在海军俱乐部参加海军总长的私人宴会。散会后，财政总长罗文干在回到私寓时，突然被卫戍司令部的士兵带走。
据说罗文干曾经擅自和德奥商人签定合同，允许以中国未收回利益的无效债券作变相的补偿，没有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外商则从华义银行的预存巨款里支付支票三张，其中八万镑给了财政部，3。5万镑入了罗文干的私囊，构成重大的贪污嫌疑。
次日，外交总长顾维钧跑去找黎元洪，他说，目前内阁是向总统负责的，怎么能不和政府、总理，或司法部长打个招呼，就随便逮捕阁员？
黎元洪矢口否认下过逮捕罗文干的命令。卫戍司令也佯装不知。似乎谁也没有下过命令。顾维钧据理力争，黎元洪勉强同意释放罗文干，但逮捕令上却明明白白盖有他的大印。政客们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事件，迫使内阁辞职。曹锟发表通电，列举内阁的五宗罪。直隶、江苏、浙江等省也纷纷通电呼应。
吴佩孚怒不可遏，立即通电全国，表明拥护内阁的态度，并痛斥逮捕罗文干是非法行动。
直系的内讧，终于由暗而明，揭布于世了。
黎元洪匆匆到监狱把关了几天的罗文干接出来，以平息玉帅怒气。但这次事件本不是一个罗文干的问题，而是直系内部的斗争。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