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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匆匆到监狱把关了几天的罗文干接出来，以平息玉帅怒气。但这次事件本不是一个罗文干的问题，而是直系内部的斗争。罗文干刚出狱，直系将领（除吴佩孚的嫡系之外）便以集体辞职为武器，向吴佩孚公开挑战。他们的要求包括：一、吴佩孚干政，应由大总统去电斥责，并饬吴佩孚声明从此不再置喙；二、内阁总辞职；三、罗文干还押。
黎元洪手忙脚乱，当天发表了一份措词严厉的通电，奉劝吴佩孚不要“遥断朝政，轻乱国彝，仇者快心，亲者痛首”。次日把刚刚出狱一天的罗文干又送回牢里。
众议院通过查办王宠惠、顾维钧案。在这次交锋中，洛阳方面显然落于下风，王宠惠不得不宣布辞职，黎元洪接受辞呈，这个受吴佩孚支持的内阁被津、保派挤垮了。而罗文干究竟有无犯罪，却一直不了了之。难怪罗文干在狱中哀叹：“中华民国人民，至于今日受身体不自由之痛苦极矣，有非法侵害之苦，有依法侵害之苦。其侵害一也，其告诉无门一也，何日吾国乃有人权宣言也。”罗文干《狱中人语》。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版。
来自津保派的排挤和围攻，并不足以动摇吴玉帅的声望，相反，政客们在他身上泼的污水愈多，他在民间的声誉就愈高。吴佩孚50岁生日时，文圣人康有为送了一副极尽谄媚的寿联给他：“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不过吴佩孚不是张勋那种武圣人，他是什么马屁高帽都照单全收，但原则立场却是雷打不动，所谓一条鞭主义，决不通融。真正令他的名声一落千丈的，是“二·七罢工”事件。段祺瑞打不倒他，张作霖打不倒他，直系的政客也打不倒他，但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由于吴佩孚的默许态度，两三年间，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发展，蓬蓬勃勃，各路段工人陆续成立“工人俱乐部”，1922年春，全路准备就绪，于4月 9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决定组织总工会，并把总工会地点设在全路中心——郑州。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遍邀各工团各界到郑参加典礼。
当时谣传总工会一旦成立，即发动全国铁路工人联合大罢工，各地路政、军政当局异常紧张，函电交驰，向吴佩孚告急，请制止总工会成立大会。吴遂下令不得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会坚持如期开会，并派代表赴洛阳，向吴佩孚作当面说明。
吴佩孚在洛阳接见工人代表时，工人向他保证，成立总工会只是为了统一沿线各段的工会组织，并无其他不良企图，亦与路政无碍，所谓总罢工，不过是谣传而已。吴佩孚则表示，工人的事，他没有不赞成的。但空穴来风，其来有自，他既已下令不准在郑州开会，就不能收回成命，工人如果同意改时间改地点开，则无不可。
代表返回郑州后商议，国民党籍的工运领袖认为，吴佩孚对工人开会，并无不准，只是误信谣言，命令既发，不能变更，亦属可谅，故主张接受吴的劝告，从长计议，改日易地开会。但共产党的工运领袖，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持寸步不让。头可断，血可流，在郑州开会的计划不可变。
工人们群情激愤，纷起附和，气氛有如火药，遇火即爆。2月1日清晨，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前来开会的工人和警察发生冲突，2月4日，哄传中的京汉铁路全路总同盟罢工，终于见诸现实。
京汉铁路是直系的生命线。吴佩孚决不允许京汉铁路瘫痪，他命令萧耀南立即解决工潮，不惜采取武力。2月7日，全面镇压开始了。江岸工会遭到军队围攻，工人赤手空拳，与手执长枪大刀的士兵搏斗，死伤无数，血流满地。一名工人领袖手持罢工指挥旗，带头向士兵的队伍冲去，被子弹击中头部，倒在血泊之中，口中仍高呼“杀呀”。被捕的工会领袖，在街市当众“枭首”。武汉实行大戒严，各工会被封，工联会遭劫；军警密布街市，捕拿工人领袖。
邓中夏
共产党工运领袖邓中夏记述，在“持枪带炮的军队”血腥镇压中，工人当时死者40余人，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 1000余人。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而国民党工运领袖马超俊则痛心疾首称，惨案发生之后，“工人如丧考妣，重入深受压迫无可告诉之境……‘工会’二字，工人再不敢提及，实为全路工运之彻底摧毁时期。”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引自《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卷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在此之前，广东的陈炯明与洛阳的吴佩孚，恒被社会舆论并称为“南北两秀才”，一度被视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然而，陈炯明因与孙文分裂，立即从“革命的马前卒”，变为“千古罪人”；而吴佩孚因镇压“二·七罢工”，也从一个“爱国进步军人”，立变成“帝国主义忠实走狗”。世事沧桑变化无定，荣衰俄顷，亦莫过于此矣。
平心而论，把独裁专制的鹰犬、反革命、军阀这些罪名送给吴佩孚，均无不可，但说他帝国主义的走狗，则有欠公允。“二·七罢工”的悲惨结局证明了，吴佩孚的办公室白挂了华盛顿的画像，这种军阀，是不可能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先驱的。血腥镇压发生一个月后，胡适公开宣称：“国人对吴佩孚早已非常失望了。”胡适《武力统一之梦》。《努力周报》1923年3月18日。
从此，知识界与吴佩孚之间，语言道断。
中国的官僚集团无法放弃几百年来，作为四夷宾服的天朝帝都的自豪感和文化优越感。不仅在政治上，他们已经习惯于以天潢贵胄自居，习惯于对一切化外之民施恩加礼，用示怀柔，而且在文化上，也自以为经承正统，不得不保持着维护伦常名教的责任。
中国自由民主的追求、民富国强的希望，在这沉重的历史负荷下，显得苍白无力，奄奄一息。吴佩孚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内圣外王”的梦想，至此亦难乎为继了。
第三部西北，固守着千年土围子
第七章土皇帝们
【壹】大西北，是贫苦农民的地狱，是刀客和盗匪的乐园。和南方会党不同，西北的刀客并非革命的同盟者，他们只是一群由破产农民啸聚而成的破坏者和掠夺者。
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干燥的热风时而贴着山岗的脊背呼啸而过，时而又卷起巨大的尘柱，向混浊的天空升腾而起。狭窄而干涸的河床在赤色的土地上蜿蜒伸展，河岸两侧是一片荒凉，几株营养不良、枝叶稀疏的乔木，在风中瑟瑟颤抖。
落日红红的，黯黯的，使每棵树和向西的山坡都染上黄黄的颜色，愈往高处看，黄色就愈显著，色调优美、浑厚，透着无限的苍凉。
在高旷的天空飘着几缕淡淡的白云，凝然不动，那几乎没有热力的太阳在深邃的天空中发着光。
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这就是大西北。是中华民族最初诞生的地方。
如果说中国北方确实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那么，它的发源地是在这片遥远而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跨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河南等省区。
从历史上看，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六千年前，太昊伏羲上观天象，下观地法，中观万物，画出八卦图像，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神髓；轩辕黄帝发明创制了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冕旒、衣裳、釜甑等等，以显赫的文治武功，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黄帝相传都是西北人。
中国的古都多在西北。尧都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均在山西汾河下游一带。周朝的首都设在陕西；而秦朝也是从西北东征中原，最终统一中国。从周开始，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西北定都。
中国的官僚体制，就是在西北萌芽发育的。所谓以北京为核心的北方官僚文化，和植根于黄土高原的西北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血统相承，一脉互通。
在漫长的岁月里，黄土高原备受雨水侵蚀，沟壑交错，塬峁起伏，举步维艰，满目荒凉。“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西北文化也像它的地理一样，凝固、封闭，和土地紧密相连。
西北人从来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的欲望。相反，交通的闭塞倒成了他们保存固有文化传统的有利条件。20世纪西方文明虽然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但在海拔1500米的黄土高原面前，也只能望“土”兴叹，徒呼奈何。
除了大西北，中国没有一个地方会如此完美地保存着五百年前的风貌，也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人感受到人和土地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西北的工商业依然停留在非常原始落后的阶段。西北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但由于交通不便，即使开采出来，也不易运出去。
人们靠土地生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恒古不变的循环之中，孳息不绝，进进不已。
西北是沉默的，但是，它对中原影响之巨大，也许再过几个世纪也无法磨灭。一曲“信天游”，就像周灭殷商，秦灭六国一样，它将改变中国的命运。
西北一向是秘密帮会、教门横行的地区，清代影响最大的收元教，主要就活跃于山西、陕西、河南一带。据清雍正年间的统计，山西有白莲教、混元教、混沌教、龙华会、皇天教等教门的流行；在豫西地区也有桥梁教、哈哈教、悟真教、大成教等五花八门的秘密教门，成为教案频发的地区。
哥老会是下层社会的真正主人。自从清末废科举之后，传统的入仕之途断绝了，乡村的士绅精英纷纷跑到城里，因为只有在城里，才有机会爬到社会的上层。而他们在乡下的空缺，就由土豪、恶霸、流氓、黑社会填补了。辛亥革命时，西北会党、刀客、盗匪串合纠结，群起啸聚，到处抢掠。陕西的军政府几乎全被哥老会控制，军政府张贴的布告，除了盖有兵马都督关防外，还要一律加盖“洪会公议”的戳记，方才生效。帮会的码头，直凌驾于地方行政之上，“但闻有洪会命令，几至不知其他”。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1949年版。哥老会根本不理会什么民主，什么共和，只知道革命就是会党打天下、抢码头，就是会党出头之日。
民国以来，因战乱困扰，地方长官频频易人，造成政治上混乱不堪。各小军阀分割防区，就地筹款，陕西省1926年已经预征了1929年的钱粮。苛捐杂税的名目数不胜数，牲畜税、斗佣、秤佣、血税、门牌捐，还有各县驻军直接勒索的维持费、修造费、粮秣费、犒赏费、购置军械费、棉袄单衣费、鞋袜费、年节费，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田租本身也是重得惊人。农民无路可走，只好以土地、窑洞作抵押，借高利贷。
据华洋义赈会在1923年10月至1924年3月间的调查，农村每一人口至少拥有四亩至五亩田地，才能生活；较沃的田地也要三亩。但 1922年，山西的农民平均每人才有1。46亩，甘肃只有0。8亩。河南、陕西的情况比较好，每人可有3。3至3。8亩。李大钊《土地与农民》。《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照统计数字看，河南、陕西两省完全有能力自给自足，但事实上这两省的情形比山西还糟。
究其原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由于连年战争，各省军队数目激增。1925年河南省有案可考的军队，就有15个师14个旅，全年军费近两千万元。而河南全省一年收入，仅够军费开支。军队就地勒索、竭泽而渔，把大量土地用来种鸦片。
冯玉祥当陕西督军时，宣布严厉禁烟，他说：“真的饿死也是可以的，鸦片却非禁种不可！你们若定要种，请先用手枪把我打死！”但实际上，冯玉祥自己的军队，就是靠强迫种植罂粟，征收鸦片税养活的。军阀们的所谓新政，大抵如此。
在西北地区，当兵似乎是无地农民唯一的合法出路，但军队生活十分艰苦，饷银常被克扣，人身也没有自由，并不是人人都捱得住的，于是便纷纷逃跑，据说民国初年军队开小差的比例，大约在15％~30％之间，［英］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许多逃兵都当土匪去了。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破产农民的不断激增，最后必会酿成大乱。这是古老的循环法则。
河南省是华北平原和秦岭山脉接壤的地方，黄河由西向东，贯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