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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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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是华北平原和秦岭山脉接壤的地方,黄河由西向东,贯穿全省。这里是西北人问鼎中原的必经之路,亦是草寇的天下。当地有一句谚语, “男子不当刀客(强盗)不算好汉”。一位在河南当过县长的人慨叹:“士绅富户,无不通匪,否则无以保其身家。其桀骜者更为土匪作掩护,坐地分赃。于是匪风益炽,绑票的案子,几乎天天发生。”当人们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时,当土匪便成了还有一线生机的出路。
  1912年,豫西农民白朗(又称白狼)揭竿暴动,先后攻占禹县、新野、邓县及湖北随县各地,然后又回师占领河南唐县、方城、卢氏等县,1914年横越京汉铁路,取商城、固始、光山及安徽的六安、霍山等地,再杀入陇南,连克十三州县。
  白朗起义震动中原,乃至在国际上也引人注目,南方的共和派革命党与白朗联络,北方的帝制派宗社党也与白朗联络,大家都想借刀杀人,打击袁世凯。俄、美、英、法国先后派军事人员到信阳等地观战。段祺瑞调动了20万大军,对白朗军进行围剿。大军所过之处,只见白骨高于太行雪,血飞迸作汾流紫。
  1914年8月,白朗起义失败,但乡间的骚乱,却此起彼伏。1914年至1915年,环县农民暴动,杀死县知事,分了乡间豪绅的财物。先后响应有几万人,震动了陕甘宁边界上十几个县。1923年至1924年间,河南庐县十几万红枪会、硬肚会、守望社、保卫团的人马,三次围攻县城,把陕西军队赶走。1926年渭南有几万农民因征税太重,发起“交农”运动。就是把农具统统交到县衙门,实行罢耕。同年绥德、清涧一带农民,组织了六七百个“神兵” (红枪会)反对苛捐杂税,占领了一二百里地方。
  在三山五岳的各路英雄中,牌子最响,势力最大的,要算红枪会。
  红枪会发源于山东,逐渐向西流传,它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白莲教。1914年传到豫西,一下子蔓延了十几个县。因为每个入会的人都要拿一杆红缨梭标为武器,故称红枪会。它既不是土匪,也不属黑社会,而是农民为抵抗土匪而组成的自卫组织,但后来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有的则被土豪军阀利用,成为他们互争雄长的工具;有的江湖盗匪也自称红枪会,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除了红枪会,在江湖上横行的,还有黄枪会、蓝枪会、白枪会、黑枪会、绿枪会,还有大刀会、小刀会、扇子会、提篮会、天门会、清道会等二三十种名目的组织。他们有的信奉孔子,有的信奉关帝、观音,有的信奉土地爷爷,有的信奉太上老君,还有的信奉猪八戒、孙悟空,巫医符咒、乩台沙语、阴阳卜筮、八卦五行,可谓无所不有。
  红枪会信仰祖师,由传教师传授“神术”。其会员大多是愚笨的乡人。所谓神术,就是先在祖师神牌前烧上香,然后掐诀,念咒,把上身衣服脱光,右手拿砖头打左肋三下,再用左手拿砖头打右肋三下,然后双手拿砖打左右腿、膝盖各三下,接着打脊背三下,最后打头三下。每打一下,口里发出哈声。如此练一个月。然后增加“喝火”、“排刀”。喝火是用一个饭碗装上油,点起三寸高的火头,对着火头由上往下吸,要把火头吸灭。排刀是用一把刀背,用右手拿住,砍左肋三下;左手拿住,砍右肋三下,再用右手向腹上砍三下,砍时照样发出哈声。每晚如此,两个月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
  还有一种“铁扇子”法术,据说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练之后,就可以靠念咒语,用扇子把敌人的子弹打落。
  从这些神术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江湖文化,与北方的义和团是一脉相承的,都属于画符念咒一派,与东南方城市型的黑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东南方的黑社会,不乏金融家、实业家、知识分子,在赈灾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市政建设部门、治安部门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海外也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信仰、行为准则、做事方式,和西北有天壤之别。
  在西北,军队、土匪、红枪会,形成互相对抗,又互相依存的三角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百姓与土匪之间,并没有很明显的界线。关于红枪会的“神术”,愈传愈神。连正规军队都惧怕三分,在碰上红枪会时,往往不战自溃。红枪会因此获得了大批装备,声势愈加浩大。
  官府没办法平息匪患,就采取收编招抚的办法。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兵匪不分。在军队里有许多官兵都是土匪出身,有些军队为了扩充实力,甚至把一些已经收编的下级军官又放出去拉杆子,等拉起了人马,再收抚回来,连长变营长,营长变团长。有些白天是兵,晚上是匪;打胜仗是兵,打败仗是匪;也有些上半年是兵,下半年是匪。在西北军队中,黑白两碗饭一齐吃的人,比比皆是。最为著名的有刘镇华和樊钟秀二人。
  刘镇华本人并不是土匪,他出生在嵩山北麓的巩县,父亲是读书人,他自己是清末秀才,后来又在保定入北洋法政学堂,当过河南中州公学庶务。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刘镇华是当地一位活跃的革命分子。辛亥革命,陕西的义军从潼关打入河南,在刘镇华的奔走活动下,豫西大部分和民党有联系的绿林豪杰都投奔到革命军中。后来,以这些盗匪为骨干,成立了“镇嵩军”,刘镇华担任协统。
  开始,这支军队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粮饷无着,处境险恶。1912年,镇嵩军奉命开回豫西,任务是剿匪。刘镇华剿匪的策略有两点:一是放人出去拉杆子,把盗匪收编回来;二是把一些不服收编的悍匪杀掉。在这次大剿匪中,镇嵩军杀了3000多人。伊川、洛宁、嵩县、伊阳、卢氏、宜阳一带的盗匪,闻风而逃。镇嵩军因而得到中央的承认。
  1917年,刘镇华出任陕西省长,镇嵩军进驻周至、户县。这里是著名的鸦片产区,陕西的烟价每两一元,运到洛阳就可以卖七元。镇嵩军一方面自己向河南运土,另一方面又征收烟税,从而发了大财。从镇嵩军的成长,可见西北地方军阀势力形成的诀窍。
  樊钟秀是河南宝丰县人,父亲也是个教书先生。樊家拥有105亩田地,自己耕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1913年,因为受到土匪骚扰,全家逃往陕西宜川县。但次年又受到当地土匪骚扰。樊钟秀一气之下,索性自己拉杆子落草为寇。在陕西的河南同乡,怕受牵连,也都纷纷揭竿相从,他的队伍一下子扩充到 200多人。
  1915年,樊钟秀接受陕北镇守使的收编,由盗匪变成官兵。1918年,胡景翼等人竖起靖国军旗号,要驱逐陕西督军。樊钟秀率部在西安城外和靖国军激战了一个星期,然后把队伍拉走,声称要开回河南老家,实际是投靠靖国军。
  当北洋政府派奉军进入陕西,向靖国军进攻时,樊钟秀又投靠了奉军。后来又把队伍拉回河南,投靠河南督军。冯玉祥把河南督军赶走后,樊钟秀又投靠了吴佩孚。1923年甚至不远千里,跑到广州投靠孙文。
  这些绿林出身的大小军阀,大多没有政治信仰,也没有相对稳定的政治背景,今天投靠这个,明天投靠那个,忽左忽右,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然而,最后改变中国命运的,往往是这些桀骜不驯的土皇帝。
  【贰】阎锡山之成为“山西王”,并非偶然。他是西北文化的化身,这就是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以其昏昏,使其昭昭。
  在北洋官僚集团里,西北有两位显赫人物,一位是冯玉祥,一位是阎锡山。冯玉祥出身于北洋正统,从袁世凯的新军卫队一名正兵做起,慢慢地由副目、正目、哨长、营管带,成为权倾一时的佩剑将军。而阎锡山则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毫无关系,他就读的山西武备学堂,也不属于由段祺瑞督办的北洋陆军学堂系统。
  然而,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使这两个人在西北相遇,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1883年,阎锡山出生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永和堡一个地主兼开钱铺的家庭,六岁丧母,九岁启蒙,在私塾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16岁成亲,在五台县城的积庆昌商号当相公,从“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笤帚、掸子、毛巾、抹布)做起,学习怎么记账、怎么算利息,怎么出外讨债、打探行情和做投机生意。
  明清是晋商的黄金年代,雄踞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但山西为什么不能像江、浙那样,进化为一个繁荣的现代商业社会呢?看看晋商经商的路线就清楚了,几百年来,他们主要是和俄罗斯、蒙古、新疆、东北等地的游牧民族做生意。这种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的生意,再做一百年,也做不出一个以海洋文明为背景的现代商业社会来。
  五台县的经商风气,虽然也是盛极一时,但阎锡山却无心经商,1902年,他凭着一篇《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文章,考取了山西武备学堂。两年后,由巡抚衙门指定派往日本留学。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日本接触到了孙文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为之心醉神迷。不久他便加入了同盟会,又参加了“铁血丈夫团”——其名取自《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阎锡山
  1907年,阎锡山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为第六期生。日本教官向他们讲授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打败列强的历史,讲授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军国主义、征兵练武、发展工商业,从而称雄世界的历史。阎锡山对这些课程兴趣盎然。毕业回国后,他便加入了山西军界。
  这时候,他的思想和南方的革命党十分接近,经他一手安排,同盟会在山西新军里异常活跃。
  1911年辛亥革命席卷全国。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举为军政府大都督。在军政府门前飘扬的既不是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一面源自河图洛书的“八卦太极图”旗。后来有人说阎锡山参加辛亥革命,本身动机就不纯,是伪装革命,“投机取巧”、“窃取革命成果”。
  其实,阎锡山把八卦太极旗定为军政府的旗号,已经可以看出,这场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不过是一场紫气东来、真人出世的“汤武革命”。这正是他内心的理想所在,何伪装之有?中国的民主,就在八卦太极图下,开始了一幕幕痴人说梦的闹剧。
  1912年,阎锡山兼任山西民政长,1914年,改任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嗣又晋任为同武上将军督理山西军务。1916年改任为山西督军,1917年兼任山西省长。阎锡山抱定宗旨,不参加中原逐鹿,以保境安民为目的,因此对外声明,晋军不出山西一步,但有来侵者,必惟力是视。阎锡山宣称,终北洋时代,晋军唯一一次杀出雁门,是张勋复辟时,段祺瑞在津门宣布讨逆,约山西派军参战,阎锡山派出了一个旅前往北京参加作战,战毕即撤回山西。《阎锡山先生答客问的自述》。台湾,《传记文学》第186号。
  阎锡山采取门罗主义,关起门来一心一意经营山西。他痛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现状,于是按照自己土财主的理想,制定了一整套以古人训诫来治理山西的宏图大计。
  他的农村改造计划,从训练村一级的行政人员开始,以“民德、民智、民财”为施政大纲,从清丈土地、调查户口入手,以村为单位,村有村长,设村公所,村下面有闾,闾下面有邻。经过数年努力,他在山西建立起一支由50万个邻长、闾长、村副、村长组成的基层干部队伍,管理着全省四万多个村庄。
  他把“村村无讼,家家有余”、“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作为宗旨,以期“裕民生、正民行、敦民风”,进而实现古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贤、友信、邻睦的理想。他还成立了好人团,大力宣传种地的人好,当兵的人好,推行育兵育农的政策。
  1918年,阎锡山大力实施“六政”、“三事”。所谓“六政”,即禁止留辫、禁止缠足、禁止吸毒和兴水利、种树木、养蚕桑。所谓“三事”,即造林、植棉和畜牧。他把信、实、进取、爱群,作为社会道德的标准,推而广之。同时整顿村制,开村民会议,整理村范,订立村约,立息讼会,设保卫团,为“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的到来奠定基础。阎锡山甚至设想,以村自治作为起点,有朝一日,可以废除代议政制和政党政治,使中国人民行使直接民权。  
  1920年6月,在阎锡山的主持下,召开了著名的“进山会议”。与会者多是当地的名流耆宿。会议在公署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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