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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垮了，就直接向总统索饷。黎元洪是直系捧出来的总统，而冯玉祥是直系的所谓四大金刚之一。但他倒起总统的戈来，理直气壮，绝没有半点愧疚。
军警们的情绪被刺激起来了，他们又喊又叫，欢腾雀跃。下午，这些比别人多了几支破枪的丘八，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总统府，指名道姓要黎元洪出来相见。
黎元洪无可奈何地出来了，他问军警们：“是不是要我也步内阁的后尘辞职？”军警们回答：“不是要总统辞职，而是要总统发钱。”
“发饷是内阁的事，不是总统的事。”
“管你是谁的事，反正不发饷我们就找总统！”
“你们究竟想我怎么样？”
“发还欠饷，万事好商量。没钱我们就全死在总统面前了！”
黎元洪只好保证，一两天内就会有新内阁诞生。6月16日一定可以发饷。这种对话，通常只在描写梁山英雄的武侠小说里才会读到，但它确实是中华民国总统与一群高级将领的真实对话。
在军人横行的北京，没人敢出头组阁。黎元洪派人到天津和张绍曾秘商，请他复出。但这次会晤让冯玉祥发现了。6月8日，北京的天安门外忽然搭起了讲台，召开所谓的万人“国民大会”。其实到会只有100多人，大部分是换了便装的军警士兵。他们轮流上台演讲，大骂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依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应该叫他卷铺盖滚蛋。
6月9日，北京警察宣布罢岗。冯玉祥、王怀庆分函国会和外交使团，声明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新华门和总统官邸外面的卫戍部队统统撤走。黎元洪家的水电也被切断。门外挤满“乞丐团”、“公民团”、“市民请愿团”一类流氓地痞，手执“改造时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狂呼乱喊。
6月10日，在冯玉祥、王怀庆的唆使下，又有三四百军警官佐包围了黎元洪的寓所，口口声声要总统发钱。
黎菩萨走投无路，当天给曹锟和吴佩孚打电报，伤心质问：“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函示。”
曹、吴毫无反应。
12日，黎菩萨再次给曹、吴拍电报：“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虽然低声下气，但仍得不到任何回音。黎元洪不禁有“旦夕如坐针毡，似此为人，不如早亡”之叹，怆然而泪下。
这次倒阁运动，实在是为曹锟登极铺路。黎元洪是吴佩孚捧出来的，虽然吴一百个不赞成曹锟当总统，也不赞成冯玉祥的胡作非为，但出于对曹三爷的一片忠心，他也不会横加反对。黎元洪大失所望了。
冯玉祥、王怀庆继续向总统施加压力，以辞职要挟，声言对治安不负责任。黎菩萨还想扮演一回铁金刚，他在私寓连签七道命令，其中包括裁撤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但印铸局拒绝将命令付印。
6月13日上午，冯玉祥派人通知总统，如果在12小时之内还不能发还300万欠饷，驻京军队就要自由行动了。黎元洪终于完全绝望。午后1时20分，他带着几名幕僚匆匆乘火车前去天津。
总统刚离开北京，高凌蔚的电话就打到直隶省长王承斌那儿，请他截住总统专车。黎元洪的专车一到北仓，就被王承斌扣住了。
王承斌全副武装登车，勒令黎元洪交出总统印信。如果不肯交，就只能把总统带回北京。当天下午，火车驶到天津新站，摘去车头。王承斌派了上千军警把总统的火车严密包围起来，不准黎元洪下车。
被困在闷热不堪的火车厢里，黎元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熬到第二天，便熬不下去了，被迫通知在北京的眷属，把总统印信全部交出。但他的夫人把印信送到国会时，适值参议院正副议长改选，新任议长尚未选出，所以拒绝接收印信。
王承斌直接打电话给总统夫人，要求她把印信交给首都警察总监。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但为了救丈夫，黎夫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大总统印信终于落入了逼宫者的手里。王承斌又代黎拟了三道命令：一、向国会辞职；二、大总统职权交国务院摄行；三、声明临行前所发命令无效。
在每道命令上都签了名以后，这位被困车上12小时38分的大总统，才得以狼狈脱身。当他的专车重新挂上车头，驶向天津老站时，漫漫长夜已经过去，而黎元洪的政治生涯，也在这淡淡的晨曦中结束了。
与此同时，高凌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冯玉祥、王怀庆都有出席。他们宣布了军警在总统出走后的四点措施：一、维持治安；二、约束部下；三、拥护国会；四、保护外侨。他们再也不提辞职一事了。
冯玉祥在北京的种种非法活动，不仅使中国的法治完全破产，而且为曹锟日后贿选总统扫清了障碍。当官僚们发现这个乡下人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危害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冯玉祥以“基督将军”自诩，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真正热衷的是通过不断的倒戈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谋取政治资本。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内阁和总统相继垮台。现在，曹锟要登上总统宝座的道路已经铺平了。论功行赏，冯玉祥应是头号功臣。
1923年7月3日，曹锟在保定接见国会代表，他踌躇满志地，语气坚决地保证，他愿意做国会的后盾。
议员们都知道，这是曹锟迈向权力之巅的开始。这位布贩子出身的军阀，抵挡不住“总统”这个职位的诱惑，终于和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一样，自己往这个火坑里跳了。议员们热烈鼓掌，以示欢迎。
曹锟又加上一句，他愿意拨出巨款资助国会，名为出席费，其实是收买议员。仅此一项，便达20万元。
根据院法，议员每年的薪金不过5000元，每月领取不能超过400元。由于财政困难，近年都是减成发给。所以这笔出席费确实颇有吸引力。闻风而来者，不在少数。
在曹锟和国会之间充当联络官的，是他的副参谋长王坦。虽然所有保定系和天津系的直系干将都动员起来了，但他们并不都明白曹锟的心理，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民国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总统是可以善终的。
对曹锟究竟该不该当总统，王坦有一段精辟之论：“若是为国，责任艰巨，当不得；若是为自己，要快快下台，就当得。赚了一辈子的钱无用处，老子不愿意干了，买个总统当，当上两天，回家养老，以终余年，当得。为下台而当总统，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要早走，要快下，有这决心，可以当。没有这决心，不可以当。钱多了，后人守不住。普通人有个二三十万尚且无好后人；能当总统的，儿子会好得了吗？人的一生，就怕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尚且不好，何况当总统呢？” 王坦《曹锟贿选总统始末》。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尽管吴佩孚反对，尽管浙江反对，尽管东三省反对，尽管广东反对、国民党反对，但无论如何，正如当年的洪宪帝制一样，贿选一经发动，就没有办法中止了。
9月7日，众议院开常会，讨论延长议员任期案。这是为了确保现任议员饭碗，为贿选之先决条件。该案即日付诸表决，在场308人，261人起立赞成。即日开三读会，咨达参议院。9月26日，参议院也召开常会，临时变更议程，先讨论众议院移付延长任期案，在场多数赞成。当即由主席指定审查员，立即审查，然后报告审查结果。在十几分钟之内，以开快车速度连开三读会，不加讨论，原案可决。
这项修正案，经两院议决后，马上咨达摄政内阁。内阁于10月4日公布出来。作为报答内阁对修正案开绿灯，国会也于同一日匆匆通过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并通告于10月5日举行大选。
一连串政治游戏，令人目不暇接。幕前幕后，不知有多少暗盘交易。反对直系的议员纷纷离京赴沪，杯葛贿选。冯玉祥一直假装养晦，不与闻世事，其实他安插在内阁的心腹，司法总长程克，却异常活跃，且肩负疏通反对派之责，直接卷入了贿选活动。
曹锟
10月5日，北京城里到处飘扬着五色国旗，一派热闹气氛。这场还未启幕，就已经恶声远播的闹剧，终于鸣锣开场。所谓竞选者，既无“竞”也无“选”，不过由一班领了黑钱的猪仔议员走走形式而已。
下午4时，公布点票结果，曹锟以48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时离冯玉祥把黎元洪赶出北京，还不到四个月时间。
吴佩孚在洛阳听到“选举”结果，不禁长叹一声，喃喃地说：“宵小不但误国，而且误曹。”宵小者，冯玉祥、王承斌之流也。吴佩孚打仗一流，搞政治却是九流，怎么也玩不过保定系、天津系的政客，何况还有一个西北老农给他们打头阵。
10月10日，曹锟从保定乘坐花车抵京。冯玉祥派了一营士兵在车站欢迎。车站各门断绝交通，警戒森严。上午7时5分，高凌蔚、顾维钧、程克、冯玉祥等人到车站迎接新总统。7时35分，军警吹响了预备号，报告花车已经到了西便门。7时45分，汽笛一声长鸣，总统花车缓缓驶进车站。曹锟身穿蓝色军服，斜系红色大绶，胸前挂满勋章，踌躇满志地走下站台。冯玉祥心潮激荡，他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
【贰】冯玉祥为曹锟贿选总统铺平了道路，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奖赏，刚刚倒完总统戈的冯玉祥，现在又要倒直系的戈了。
曹锟贿选，对北洋官僚集团的全面崩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张作霖在东北首先声言反对。奉张的态度令直系大为不安，他们担心由于张作霖对中央政治的介入，迟早会演变成第二次直奉战争。
次年，奉军果然大张旗鼓地开入关内，昨日远虑，今日近忧。尽管吴佩孚和曹锟的关系，在贿选之后已经日形恶化，吴佩孚对中央政治采取完全不闻不问，随他胡闹去吧的态度，但现在受到挑战的不是一个曹锟，也不是一个保定系或天津系，而是整个直系。吴佩孚不能置之不理了。
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卧榻之侧，就在北京城里，冯玉祥也在秘密活动，准备利用即将爆发的战争大展拳脚。由于曹锟的贿选，冯玉祥功不可没，但在事后的分赃活动中，他却一无所得。
曹锟上任后，发布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王承斌为副使；而两湖巡阅使、苏皖赣巡阅使的任命也陆续发布。甚至连王坦这样的角色，都捞了个陆军次长，而冯玉祥却仍然当着他的“穷陆军检阅使”。既然曹锟没有把他当自己人，他内心的愤怒和仇恨，便像火山爆发一样不可收拾。
他开始策划一次新的倒戈，倒直系的戈。他和奉系的秘密谈判已经进行了很久，在反复的讨价还价之后，张作霖以120万元来买他的倒戈。冯玉祥对这个价码还算满意，于是双方拍板成交了。
当直奉双方战云密布之际，冯玉祥的向背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除了张作霖之外，南方的孙文和在天津蛰居的段祺瑞，都频频派代表和冯玉祥接触。
1924年9月，冯玉祥和第十五混成旅兼大名镇守使孙岳在南苑的昭忠祠见面。孙岳是河北高阳人，明朝辽沈督部孙承宗的后裔，清兵入关后，把孙承宗拴在马后，活活拖死了。所以孙家后人在清朝是不应试的。孙岳是老同盟会员，但现在已变成一名意志消沉、整天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的瘾君子。
冯、孙二人对曹、吴都有一肚子怨毒，正待发泄，于是决定对直系倒戈，并准备把胡景翼也拉进来一块干。
冯玉祥付了20万元订金给胡景翼，半个月后，胡景翼派了一名代表来，转达他的意思：请焕章（冯玉祥字）兄只管给我命令，我们愿意蹈汤赴火。三方商定方针如下：一、拒绝接受吴佩孚的命令；二、推翻曹、吴后，请孙中山到北方主持一切；三、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帮助民众。
这时，张作霖已经和段祺瑞、孙文结成反直三角同盟。直系四面受敌，内部又充满了密谋叛乱分子。吴佩孚的失败，不待诸葛神卦，也可想而知了。
在危难的关头，曹锟又记起了他的常胜将军吴玉帅。他一日数电地催吴氏入京商议局势问题。吴氏对北京一向没有好感，不肯贸然北上。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