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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难的关头，曹锟又记起了他的常胜将军吴玉帅。他一日数电地催吴氏入京商议局势问题。吴氏对北京一向没有好感，不肯贸然北上。曹锟急了，索性把慈禧用过的一辆花车开到洛阳，作为玉帅北上的专车，以示隆重。吴氏只好动身北上。
9月18日，吴佩孚在北京“四照堂”召开直系军事会议，策划守战，号令四方。国务总理、陆军、海军两部总长、师旅长以上人员60多人出席。吴佩孚宣布出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冯玉祥出任第三路的总司令。
会后，冯玉祥向吴佩孚提出，在打败奉系之后，由他出任东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一听就烦，他是职业军人，最讨厌这种讨价还价的政客所为，他对冯玉祥当面敷衍，背后则向曹锟建议撤了冯玉祥第三路总司令的职，但曹锟不同意，他保证冯玉祥这人不会生变。
10月7日，打着“讨伐贿选”旗号的奉军，开始全线进攻。
山海关方面战况异常惨烈。奉军攻占了石门寨。吴佩孚把总司令部搬到秦皇岛督战。9月19日，冯玉祥接奉总部命令，让他率领第三军迅速增赴前线。冯玉祥临行前，向曹锟建议把孙岳的部队调入北京拱卫。曹锟言听计从，当即委派孙岳为北京警备副司令。这回是请神请到鬼了。
驻通州、南苑的西北军陆续开拔，驻扎在旃檀寺的第十一师二十二旅还没有动身，这是冯玉祥的嫡系部队，旅长鹿钟麟是冯玉祥的心腹大将。
9月21日，冯玉祥率部出发，行动缓慢，如同蜗牛。9月24日离京，28日到密云，10月1日到古北口，又藉口筹措给养，裹足不前。吴佩孚已有所察觉，但他竟命令胡景翼和王承斌监视冯玉祥。王承斌和冯玉祥早有密约，虽然王不直接参加政变，但也决不阻挠，并保证不向吴佩孚告密。
军事要塞古北口
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密使先后到古北口，和冯玉祥接头。段写了一封亲笔函给冯，表示不赞成内战，希望冯对贿选有以自处。冯玉祥在和段的密使见面时，提出请段祺瑞、张绍曾复出，维持大局；和奉张密使见
面时，则提出请孙文北上主持大局。
冯、孙、胡三角结盟时，提议请孙文北上主持大局的是冯玉祥，现在提出请段祺瑞复出的也是冯玉祥；张绍曾是冯玉祥的老上司，后来被他逼出北京，当初既挥之即去，现在又想召之即来。
一个星期以后，10月19日，一个星月无光的夜晚，冯玉祥在古北口向部下宣布回师北京的计划。
二十二旅旋即掉转枪口，星夜兼程赶回帝都。10月22日，先头部队已到达北苑，奉命晚11时开始行动，11时30分包围总统府，12时断绝通信。孙岳将城门大开，里应外合。当曹锟从梦中醒来时，总统府延庆楼内外已经布满了政变的士兵，他们的右臂一律绑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
曹锟成了冯军的阶下囚，他的弟弟吓得服鸦片自杀。曹三悲愤交集，大骂冯玉祥对不起他。其实，当初布贩曹三把黎元洪捧上台，又让冯玉祥把他赶下台，搞得北京乌烟瘴气，又对得起谁呢？现在不过是一报还一报而已。
九门口陷在一片火海之中。10月24日，直军向这个要塞发起猛烈的进攻。奉军守住阵地，誓死不退。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奉军扼守着一条战壕的一头，另一头则是直军占着，只有经过最残酷血腥的肉搏才能决定这一段战壕为谁所有。那些丢失了阵地后还活着的士兵，立即被派去反攻，即使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这个人仍然要回去战斗。
吴佩孚一直在最前沿指挥战斗。这时，冯玉祥倒戈的消息传来了。开始吴佩孚还半信半疑，觉得曹锟待冯不薄，冯不至于反水。但参谋人员把分别来自日本公使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和北京日本守备队的三份电报交给吴佩孚，只有一个内容：冯玉祥回师北京，囚禁了大总统。
由于局势发生如此急剧的转变，直军必须立即撤出战场，以保全实力。10月25日下午6时，一场空前的10万大军总撤退开始了。吴佩孚的三千武装卫队迅速登上火车，直驶天津，为总司令打前站。入夜8时，吴佩孚的专车以最高时速，风驰电掣，驶往秦皇岛，冲过了奉军防区，一夜疾行七百里，直抵天津。玉帅这时还气冲斗牛，不相信自己“走麦城”，他要亲自主持讨伐冯玉祥的军事。
北京城已是容貌俱非。10月24日，内阁在冯军的大刀下，匆匆通过了四道命令，其中包括解除吴佩孚的一切职务。吴佩孚在命令上大批“伪令”二字。
然而，由于后院起火，曹锟已宣布辞职，直军无心恋战，奉军乘势占领滦州，抄了直军后路，而山东又宣布中立，切断津浦铁路，拒绝吴佩孚假道。连从不出雁门关的阎锡山，这时也趁火打劫，派了两个混成旅到石家庄，打起拥护段祺瑞的旗号，准备参加瓜分直系遗产的盛筵。
山海关、秦皇岛的直军不战而溃，纷纷坐船浮海南逃，局面已一发不可收拾。吴佩孚半生英名，尽被大西北的秦汉遗风吹得无影无踪。
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号称“首都革命”，其实殊无革命意义可言。冯玉祥在自传中写道：“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扫除军阀势力，打倒贿选政府”，但实际上，冯玉祥占领北京后，却并不急于推翻曹锟的贿选政府。他向新闻界表示，他的要求只有三条：一、颁停战令；二、惩办主战人物及附和者；三、召集全国各派代表会议，共决时局问题。其中并不包括要曹锟下台。可见冯玉祥还是承认这个总统的。
冯玉祥捧了一个内阁出来，但阁员们十之八九都不敢赴任，北京的一班军政要人、闲散食客，早已鸡飞狗跳，躲进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去了。陆军次长王坦大骂冯玉祥、王承斌等人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畜生”。他冒险到沈阳和张作霖见面，建议让曹锟先恢复自由，赚回被囚的脸面，过渡几天，然后平安下台。
张作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绿林出身，最恨卖主求荣、扒灰反水的人，在江湖中，“私卖梁山”是死罪，要千刀万剐、断子绝孙的。因此，他根本看不起像冯玉祥这种倒戈之人，也不把他当盟友。张作霖对王坦说：“冯玉祥替咱打仗，那是官银号120万小洋钱买的他，他不能主张国事。”
可怜的冯玉祥，在驱逐黎元洪，为曹锟贿选铺路的政变中，被曹锟当成一只上窜下跳的马前卒；在倒戈直系，软禁曹锟的政变中，又被张作霖当成一只上窜下跳的马前卒。
但冯玉祥一直蒙在鼓里，以为扳倒了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常胜将军吴佩孚，他的身价地位已经暴涨百倍，可以和段祺瑞、张作霖这些老牌军阀平起平坐了。
当年他率十六混成旅入陕时，段祺瑞、张作霖都是成名的人物，打个喷嚏也会把长江以北震得抖三抖，他们手下有几个混成旅？冯玉祥人微位卑，难入他们的法眼。但世事往往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冯玉祥竟有机会和他们坐而论道，共商废立大计，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个表现身份的机会呢？他邀请段、张到北京开会，“共商国是”，摆出一副请君入瓮的架势。
冯玉祥又把参加政变的军队改编成“国民军”，宣称这是一支革命军队，冯玉祥任国民一军总司令，胡景翼任国民二军总司令，孙岳任国民三军总司令。但这支军队在革命后干得最卖力的一件事，就是争夺地盘。为一个河南督军，胡景翼也争，孙岳也争，几乎反目为仇。
首都革命唯一值得称道的革命之举，就是把前清逊帝逐出故宫。虽然冯玉祥有谋取政治资本的动机，但扫除一个封建小朝廷，毕竟是件好事。时人谑称：“冯氏反戈至京，既驱曹氏之假皇帝，后驱宣统之真皇帝，数日之内连演逼宫，京中人之眼福颇为不浅。”
只可惜这样一件好事，不按正轨去做，好事也成了坏事。优待清室，乃中华民国政府对清室的一个庄严承诺，如果要修改或废除，亦应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冯玉祥凭着手中的一杆枪，生杀予夺，任意妄为。溥仪出宫后，反而有机会与日本人勾结起来，后来在东北搞起满洲国。
冯玉祥原以为控制了北京，手中有个被囚的总统，有个俯首听命的内阁，就等于口含天宪，控制了北方的政局，但段祺瑞、张作霖却不肯入彀，试想这两人都是千锤百炼的官场巨擘，玩弄权术的千年老道，这种小法术怎么降服得了他们？11月9日，段祺瑞派人到北京，请冯玉祥到天津开分赃会议，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冯玉祥挟曹自重不成，又想等孙文北上后再赴津，挟孙自重。但孙文迟迟不行，冯玉祥无可奈何，只好单刀赴会。不料驿星一动，败兆尽显。
天津会议期间，奉军开到天津，迫使冯的好朋友王承斌让出省长一位。同时，苏、浙、鄂、陕、闽、赣、皖、豫八个省和海军以十省大同盟名义，宣布不承认由冯玉祥扶植的摄政内阁。段祺瑞、张作霖根本看不起冯玉祥，视他为“雇工”。
恶人自有恶人磨。冯玉祥忙乎了半天，换来一肚子窝囊气，真是可笑可叹之至！
本来段祺瑞对冯玉祥就没有什么好感，直奉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希望说服吴佩孚背弃曹锟，转投他的麾下，但碰了钉子，只好退而求其次和冯玉祥合作。而奉系对冯玉祥的印象更坏，虽然冯玉祥的倒戈帮了他们的大忙，但奉系对他仍处处防范，特别不能让他得到任何通海的海口。在张作霖的算盘里，冯玉祥可以向西北方或京汉线方面发展，但津浦线这边是寸土不让的。
冯玉祥在北京翻云覆雨之际，吴佩孚的25万大军被困在秦皇岛到天津一线，走投无路。吴佩孚在天津指挥撤退，总司令部就设在专车的车厢里。回想当年，从湖南撤防北归，到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情，但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可胜叹哉！
11月2日下午，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登车与吴佩孚见面，为段祺瑞做说客。他提醒吴佩孚，局势已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而调停直奉战事，只有请段祺瑞出山。
不料，身为败军之将的吴佩孚，不仅严词拒绝，且板起面孔，责以春秋大义：“如果我听从贵总领事的意见，为一时权宜之计，结段而背曹，那么，大义名分，我何以自圆其说？而气节因此败坏，我还有膺任国家重寄的资格吗？世人每每以中华民国既立，君臣之义已不存在，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倘能保全八德，必可有正彝伦，君臣之义何妨代之以长幼之序？段芝老品行高洁，思想正大，出入儒佛之学，且能体悟八德，倘如他一旦接受张、冯的推戴，投入当前的政治漩涡，便不是忠于国家之举。因为中国政治的隆替，系于大道之消长。我面临国家兴亡关键，独欲遵循正道，义无反顾。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考虑之列。这便是我断不能擅自背曹而结段的主要原因所在。今日之事，我吴某人早已下了决心，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章君谷《吴佩孚传》（下册）。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吴玉帅虽败，但气势却一点也没败，照样是空棺材出殡——木（目）中无人，八面威风。吉田茂唯唯而退，事后派人向吴氏转达，如果吴氏认为必要，可以暂时退入日租界。吴佩孚表示了谢意，但转身却对自己的部下说：“谁要我进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11月21日，眼见得大局已定，国民军再也翻不出什么花样了，段祺瑞这才施施然入京；张作霖接踵而至。25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主持国务会议。冯玉祥在一旁干瞪眼，对时局完全丧失发言权，不得不迁往天台山“闭门读经”。
然而，国民军仍然盘踞着北京，顺天王府（张作霖在北京的下榻处）和天台山俨然形成对峙的局面。国民二、三军已经答应让出直隶的地盘给奉系，他们向西北发展。因为孙岳认为河南、河北两省自古是四战之地，奉、直必争的焦点，国民三军实力有限，不足以抗衡，而甘肃以西还没有一支新式军队，比较有发展的空间。
第三军一位长官声称，当时他们“幻想在甘（肃）新（疆）一带搞一长时期的军事割据，来实现自己一大套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经济主张。”何遂《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真是吹牛不用打税，这些西北军阀，搞搞军事割据还行，要搞资产阶级改良，则还没有这知识与本事。
当国民二军进入陕西时，冯玉祥突然以强烈的态度表示反对。他虽然到了北京好几年，但一直认为西北是他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