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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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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革命者的气概,我劝你还是不要带这些毒药。”
  在镇南关,胡汉民曾经追随孙文、黄兴星夜抢占一个炮台,准备向清军发动进攻。道路崎岖,行进艰难。胡汉民一介书生,从未受过行军之苦,刚爬到半山腰,就倒地昏迷不醒了。几位冒险家终于登上炮台。等到天明以后才发现,大炮的方向全是对着安南的,根本打不到中国境内。在他们中间唯一会打炮的,是一位雇来的有鸦片烟瘾的法国退役炮兵中尉,此刻正在一旁吞云吐雾。等他过足了瘾,象征性地打了几炮,然后匆匆撤离。
  行动之草率,令人难以置信。但孙文就喜欢冒险,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有时重象征甚于重实际。孙文反清20余年,这是头一回亲自向敌人开炮,其象征意义非常重大。谁也没有指望这些冒险能够成功,包括孙文在内。它们与其说是军事革命,不如说是一种宣传更为恰当。其作用不在于一举推翻政府,而在于造成声势,使朝廷疲于奔命。
  然而,由于不间断地发动起义——继镇南关之后,钦廉、河口等地相继发难,但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已耗掉了20万元,经济面临困境。那些能拿得出钱来的人,远离事件中心,对革命党募捐的用途,难免产生怀疑。筹款愈来愈困难了。而同盟会内部,因筹款问题,引致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江、浙人与孙文交恶,双方形同水火,黄兴居中百般调停,也没有效果,江、浙人在党内发动了一场气势汹汹的“倒孙运动”。
  汪精卫在东京每每谈起这些事情,都流露出悲观、愤懑的情绪。终于,在1909年,他绝望地表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效法荆轲刺秦王,不惜“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去暗杀朝廷大员。他的妻子陈璧君为了帮助丈夫行刺,也在努力学习击剑。
  当时胡汉民正在香港和赵声等人筹划一次新的起义,他深知汪精卫一介寒儒,根本不是干这种事情的料,从公从私,均须全力阻止。他立即去信规劝,建议汪氏在东京续办《民报》,以牵制他潜返内地的计划。但汪氏终于抛开一切,毅然回国,北上古都,密谋暗杀朝廷大员。临行前,他给胡汉民写了一封血书: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这时,他们在香港筹划的起义,又是胎死腹中,来日大难,后顾茫茫。黄兴、赵声和胡汉民离开香港,飘洋过海,到南洋为下一次举事筹款。在新加坡,胡汉民接到香港电报,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失败,于4月16日在京被捕,判处无期徒刑。
  【肆】革命党的每一次起义,总是经过长时间筹备之后,到最后关头变成了仓促混乱的军事冒险。失败接二连三地降临。
  由于单纯依靠会党的起义,接二连三地失败,同盟会开始把目光转向新军。1908年,有一批湖南和广西的同盟会员随新军调入广东,策划以新军为主力的暴动。他们模仿哥老会的做法,在新军里散发一种叫“保亚票”的凭证,这是一张四角印有山堂香水和内外口号诗句的纸片,领了它就等于入了会。
  没几天时间,新军士兵几乎个个怀里都揣着一张保亚票了。他们与同盟会联络,寻求支援,同盟会资助了他们几百块钱,作为暴动的经费。可惜还没来得及花,保亚票就被官府查获了。官府对新军进行大规模搜捕,一夜间抓了几百人,两名首领被迅速押解到广州天字码头斩首,血溅城门。
  这一事件,虽然被扼杀于萌芽之中,但它标志着革命势力已经渗透到军队中了。军队加入到反叛的行列,对朝廷来说,是一个不寒而栗的凶兆。
  1909年6月,孙文到了庇能。他丝毫也没有气馁,相反,他告诉大家,他已经计划好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孙文委托胡汉民再筹五万元。但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广州新军竟于此时仓促发动起义,才一天就被镇压下去了。
  同盟会在广州最好的机关被破坏了,最便利的地盘失去了,从新军逃出来的党人,恓恓惶惶,多如过江之鲫。虽然帮会兄弟讲究江湖道义,但为了招待安插他们,已经捉襟见肘,实在无法可想。
  大家一致决定,以办中国教育义捐为名,向华侨筹款。这是为了避免居留国政府干涉。同时初步议定,这次举事的经费为10万元。英属、荷属各筹五万元,暹罗、安南三万元。美洲未计。即席便捐得8000多元。
  然而,筹款比想象中更为困难。胡汉民遍游各埠,筹定之款,尚不满一万,离孙文提出之数,相去殊远。孙文运用他在洪门中的影响力,说服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多伦多各埠的致公堂,变卖或按押楼宇,陆续筹了10万余元巨款。后来民国成立,洪门曾打算请南京临时政府出资把这些物业赎回,但他们的要求却石沉大海。其实那时的南京政府,也是光棍一条,家无隔夜粮,还背着500万元债务,哪有钱还给洪门?直到1921年才由华侨自己集资赎回部分物业,无法赎回者仍不在少数。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36年版。
  1911年11月,孙文回国后与同盟会成员在上海议事
  不久,胡汉民返回香港,他已心力交瘁,甚至想通过赌博筹集营救汪精卫的款子,结果连仅有的100元也输掉了。孙文激励他说,营救汪精卫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刺杀太上皇居然可以免死,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朝廷之所以不杀精卫,实在是慑
  于风起云涌的革命势力。
  1911年5月,孙文第三次赴美国筹款。他和黄三德协商后,决定把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凡入了同盟会而未入致公堂的,一律加入致公
  堂;凡入了致公堂而未入同盟会的,也一律加入同盟会。
  当时许多同盟会员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致公堂是江湖帮派组织,其入会手续繁琐复杂,又要开坛喃唱,又要传授秘密手印,又要背诵隐语暗号,又要跪拜受训、歃血为盟,宗法迷信色彩太浓,与革命宗旨相异趣。但孙文反倒觉得,迷信是一个团结会众的好方法:“宁可社会上没有香烛供应,亦要自己造香烛,来维持这个迷信。”“这个迷信破弃了,这恐招来全部涣散。”温雄飞《回忆辛亥前中国在美国成立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不是搞政治的人,说不出这么生动深刻的话来。
  孙文让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主要是想利用致公堂筹款。经过艰苦努力,筹到的钱终于突破原定计划。孙文曾经说过,能否筹足这笔款子,只是起义的安危问题。其实,不论筹足与否,起义都是岌岌可危的。
  黄兴和赵声在香港等候胡汉民。他一到来,武装起义的统筹部就成立了。这是一个军事指挥中心,由一群热血沸腾但各持己见的党人组成。黄兴、赵声担任统筹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担任秘书课课长,编制课课长由33岁的海丰人陈炯明担任,他是秀才出身,以优等成绩毕业于政法学堂,但在海陆丰一带的草泽绿林中,一呼百应。  
  当时广东是三套马车,两广总督张鸣岐、驻防将军孚琦和水师提督李准。起义前夕,统筹部认为非用暗杀手段把李准干掉不可,此人枭鸷狡诈,实力最强。一名从庇能来的党人冯忆汉自告奋勇,承担暗杀任务。他甚至还不会使用炸弹。统筹部派人从最基本的动作教起。黄兴警告说,暗杀不宜离发难日期太近。但冯忆汉却突然不辞而别,杳乎如入于渊,直到1月中旬才回来,自称在乡下堕水染病。赵声已看出他是个色厉内荏之徒,和他约定最迟不能超过3月20日动手。届期冯忆汉还是畏葸不前。
  4月8日,广东的大官都到燕塘视察飞机演习。从南洋来的独行侠温生才在未和统筹部商量的情况下,独自潜往东门外谘议局,准备行刺李准。
  黄昏时分,官员们陆续返回城里,温生才见其中一顶轿子护卫森严,以为是水师提督,便冲上去连开数枪。坐轿者饮弹立亡,而温生才也逃走不及,被巡警抓住了。事后才知道死者是孚琦将军,一位以昏庸无能见称的八旗将军。一个星期后,温生才在当天行刺地点斩首。他用自己的生命,换了一个庸人的生命。
  这次暗杀,不见其利,反见其害。一时间风声鹤唳,侦骑四出。担任起义主力的新军二标,传说5月初就要退伍;党人在旗界租了九处地点准备届时纵火,有四处已被迫迁出了;南洋方面因为筹款,已经风声远播。
  一直犹豫不决的党人,必须马上作出抉择。
  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乃至海陆丰的绿林好汉,都已秘密潜伏广州周围,随时准备发难。黄兴匆匆前往广州。他担心胡汉民是本地人,容易给人认出,所以由他先去布置一切。起义日期定于4月26日,黄兴23日到达广州。
  鉴于在日本、安南购买的军火,要27日才能运到,所以将起义日期压后一天。胡汉民预定在发难前夜率领香港的党人到广州,这时却突然接获黄鬍子电报,嘱他们暂缓行动,在河南集结的另一批党人,也暂行解散。统筹部临事游移,已经败兆毕现。
  4月26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二营回省戒备,其中三哨占领了龙王庙高地。新军二标士兵的枪械被收缴了。官方并非无的放矢,革命党内出了奸细。胡毅生等人都主张变更起义日期,原来云集省城的各路帮会弟子,又被遣散了300多人。黄鬍子继续犹豫不决,当大部分起义军解散之后,他又得到一个坏消息,官府将于5月3日以前挨户搜查。黄鬍子大惊失色,匆忙决定,起义在4月27日举行不变。
  26日晚上,在香港如坐针毡的胡汉民,终于收到黄兴电报,“母病稍愈,须购通草来”。这是命令香港的党人全体开赴广州。但这时由香港至广州的最后一班船已经开出了。胡汉民一面致电广州,请将日期推后一天,一面派人在次日早晨乘船到广州报告。当胡汉民的代表见到黄兴时,留在省城为数甚少的党人已经整装待发了。时间是4月27日下午4时。
  当初貌似严密的统筹部,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这次起义和过去一样,在经过长时期的筹备之后,到最后关头却变成一次仓促混乱的军事冒险。
  黄鬍子给每个敢死队员发了一块大饼,一条毛巾和枪械炸弹。5时30分,这支以世家子弟和会党分子为骨干的敢死队出发了,向两广总督署迅猛扑去。成败存亡,掷诸孤注。
  在督署门口,他们遇到了官兵卫队的抵抗。起义军一面猛冲,一面高喊:“我们是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赞成的请举手!”经过短暂的驳火,起义军成功地击溃了卫队的抵抗,突入署内,但张鸣岐已经逃之夭夭。黄鬍子想在署内纵火,以号召各方,但就是找不到引火材料,最后他把火种扔到张鸣岐的床上,便率领众人向外冲去。
  在东辕门,他们突然遇到李准调来的巡防营,一阵枪炮乱轰,大部分党人不是当场丧生,就是在突围时被俘。黄鬍子右手打断两指,血满袍襟,但总算奇迹般逃出生天。在这次惨烈的起义中,死难党人不计其数。官府直到5月1日才函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各善堂收拾遗骸。由于连日阴雨,尸体已经霉胀,爬满蛆虫,一派凄惨景象。
  南部同盟会经此一役,损失惨重,精华丧失殆尽。孙文后来为这次大牺牲,写下了一段激情澎湃的纪念文字:“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孙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文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下不再注明编者。
  【伍】革命胜利后,各地的民军、盗匪像潮水似地涌进城市,为钱、为武器、为女人,互相厮杀。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宣告一个草莽英雄的时代来临了。
  动乱由南向北蔓延,草莽英雄纷纷下山,奔走江湖。各种名目的秘密会党,今日结盟,明日宣誓,闹得如火如荼。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革命终于爆发,但不是在广东,而是在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
  那里也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帮会势力非常浩大,三合、哥老、洪江、孝义等山堂各守码头,呼风唤雨,啸聚江湖。直至革命前夕,由一批帮会大老出面,将湖北地界的各山水堂统一为中华山兴汉水光复堂,以“共进会”名义,号令江湖,成为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
  辛亥革命号称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翻遍革命党人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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