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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革命者的气概，我劝你还是不要带这些毒药。”
在镇南关，胡汉民曾经追随孙文、黄兴星夜抢占一个炮台，准备向清军发动进攻。道路崎岖，行进艰难。胡汉民一介书生，从未受过行军之苦，刚爬到半山腰，就倒地昏迷不醒了。几位冒险家终于登上炮台。等到天明以后才发现，大炮的方向全是对着安南的，根本打不到中国境内。在他们中间唯一会打炮的，是一位雇来的有鸦片烟瘾的法国退役炮兵中尉，此刻正在一旁吞云吐雾。等他过足了瘾，象征性地打了几炮，然后匆匆撤离。
行动之草率，令人难以置信。但孙文就喜欢冒险，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有时重象征甚于重实际。孙文反清20余年，这是头一回亲自向敌人开炮，其象征意义非常重大。谁也没有指望这些冒险能够成功，包括孙文在内。它们与其说是军事革命，不如说是一种宣传更为恰当。其作用不在于一举推翻政府，而在于造成声势，使朝廷疲于奔命。
然而，由于不间断地发动起义——继镇南关之后，钦廉、河口等地相继发难，但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已耗掉了20万元，经济面临困境。那些能拿得出钱来的人，远离事件中心，对革命党募捐的用途，难免产生怀疑。筹款愈来愈困难了。而同盟会内部，因筹款问题，引致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江、浙人与孙文交恶，双方形同水火，黄兴居中百般调停，也没有效果，江、浙人在党内发动了一场气势汹汹的“倒孙运动”。
汪精卫在东京每每谈起这些事情，都流露出悲观、愤懑的情绪。终于，在1909年，他绝望地表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效法荆轲刺秦王，不惜“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去暗杀朝廷大员。他的妻子陈璧君为了帮助丈夫行刺，也在努力学习击剑。
当时胡汉民正在香港和赵声等人筹划一次新的起义，他深知汪精卫一介寒儒，根本不是干这种事情的料，从公从私，均须全力阻止。他立即去信规劝，建议汪氏在东京续办《民报》，以牵制他潜返内地的计划。但汪氏终于抛开一切，毅然回国，北上古都，密谋暗杀朝廷大员。临行前，他给胡汉民写了一封血书：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这时，他们在香港筹划的起义，又是胎死腹中，来日大难，后顾茫茫。黄兴、赵声和胡汉民离开香港，飘洋过海，到南洋为下一次举事筹款。在新加坡，胡汉民接到香港电报，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失败，于4月16日在京被捕，判处无期徒刑。
【肆】革命党的每一次起义，总是经过长时间筹备之后，到最后关头变成了仓促混乱的军事冒险。失败接二连三地降临。
由于单纯依靠会党的起义，接二连三地失败，同盟会开始把目光转向新军。1908年，有一批湖南和广西的同盟会员随新军调入广东，策划以新军为主力的暴动。他们模仿哥老会的做法，在新军里散发一种叫“保亚票”的凭证，这是一张四角印有山堂香水和内外口号诗句的纸片，领了它就等于入了会。
没几天时间，新军士兵几乎个个怀里都揣着一张保亚票了。他们与同盟会联络，寻求支援，同盟会资助了他们几百块钱，作为暴动的经费。可惜还没来得及花，保亚票就被官府查获了。官府对新军进行大规模搜捕，一夜间抓了几百人，两名首领被迅速押解到广州天字码头斩首，血溅城门。
这一事件，虽然被扼杀于萌芽之中，但它标志着革命势力已经渗透到军队中了。军队加入到反叛的行列，对朝廷来说，是一个不寒而栗的凶兆。
1909年6月，孙文到了庇能。他丝毫也没有气馁，相反，他告诉大家，他已经计划好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孙文委托胡汉民再筹五万元。但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广州新军竟于此时仓促发动起义，才一天就被镇压下去了。
同盟会在广州最好的机关被破坏了，最便利的地盘失去了，从新军逃出来的党人，恓恓惶惶，多如过江之鲫。虽然帮会兄弟讲究江湖道义，但为了招待安插他们，已经捉襟见肘，实在无法可想。
大家一致决定，以办中国教育义捐为名，向华侨筹款。这是为了避免居留国政府干涉。同时初步议定，这次举事的经费为10万元。英属、荷属各筹五万元，暹罗、安南三万元。美洲未计。即席便捐得8000多元。
然而，筹款比想象中更为困难。胡汉民遍游各埠，筹定之款，尚不满一万，离孙文提出之数，相去殊远。孙文运用他在洪门中的影响力，说服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多伦多各埠的致公堂，变卖或按押楼宇，陆续筹了10万余元巨款。后来民国成立，洪门曾打算请南京临时政府出资把这些物业赎回，但他们的要求却石沉大海。其实那时的南京政府，也是光棍一条，家无隔夜粮，还背着500万元债务，哪有钱还给洪门？直到1921年才由华侨自己集资赎回部分物业，无法赎回者仍不在少数。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36年版。
1911年11月，孙文回国后与同盟会成员在上海议事
不久，胡汉民返回香港，他已心力交瘁，甚至想通过赌博筹集营救汪精卫的款子，结果连仅有的100元也输掉了。孙文激励他说，营救汪精卫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刺杀太上皇居然可以免死，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朝廷之所以不杀精卫，实在是慑
于风起云涌的革命势力。
1911年5月，孙文第三次赴美国筹款。他和黄三德协商后，决定把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凡入了同盟会而未入致公堂的，一律加入致公
堂；凡入了致公堂而未入同盟会的，也一律加入同盟会。
当时许多同盟会员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致公堂是江湖帮派组织，其入会手续繁琐复杂，又要开坛喃唱，又要传授秘密手印，又要背诵隐语暗号，又要跪拜受训、歃血为盟，宗法迷信色彩太浓，与革命宗旨相异趣。但孙文反倒觉得，迷信是一个团结会众的好方法：“宁可社会上没有香烛供应，亦要自己造香烛，来维持这个迷信。”“这个迷信破弃了，这恐招来全部涣散。”温雄飞《回忆辛亥前中国在美国成立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不是搞政治的人，说不出这么生动深刻的话来。
孙文让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主要是想利用致公堂筹款。经过艰苦努力，筹到的钱终于突破原定计划。孙文曾经说过，能否筹足这笔款子，只是起义的安危问题。其实，不论筹足与否，起义都是岌岌可危的。
黄兴和赵声在香港等候胡汉民。他一到来，武装起义的统筹部就成立了。这是一个军事指挥中心，由一群热血沸腾但各持己见的党人组成。黄兴、赵声担任统筹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担任秘书课课长，编制课课长由33岁的海丰人陈炯明担任，他是秀才出身，以优等成绩毕业于政法学堂，但在海陆丰一带的草泽绿林中，一呼百应。
当时广东是三套马车，两广总督张鸣岐、驻防将军孚琦和水师提督李准。起义前夕，统筹部认为非用暗杀手段把李准干掉不可，此人枭鸷狡诈，实力最强。一名从庇能来的党人冯忆汉自告奋勇，承担暗杀任务。他甚至还不会使用炸弹。统筹部派人从最基本的动作教起。黄兴警告说，暗杀不宜离发难日期太近。但冯忆汉却突然不辞而别，杳乎如入于渊，直到1月中旬才回来，自称在乡下堕水染病。赵声已看出他是个色厉内荏之徒，和他约定最迟不能超过3月20日动手。届期冯忆汉还是畏葸不前。
4月8日，广东的大官都到燕塘视察飞机演习。从南洋来的独行侠温生才在未和统筹部商量的情况下，独自潜往东门外谘议局，准备行刺李准。
黄昏时分，官员们陆续返回城里，温生才见其中一顶轿子护卫森严，以为是水师提督，便冲上去连开数枪。坐轿者饮弹立亡，而温生才也逃走不及，被巡警抓住了。事后才知道死者是孚琦将军，一位以昏庸无能见称的八旗将军。一个星期后，温生才在当天行刺地点斩首。他用自己的生命，换了一个庸人的生命。
这次暗杀，不见其利，反见其害。一时间风声鹤唳，侦骑四出。担任起义主力的新军二标，传说5月初就要退伍；党人在旗界租了九处地点准备届时纵火，有四处已被迫迁出了；南洋方面因为筹款，已经风声远播。
一直犹豫不决的党人，必须马上作出抉择。
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乃至海陆丰的绿林好汉，都已秘密潜伏广州周围，随时准备发难。黄兴匆匆前往广州。他担心胡汉民是本地人，容易给人认出，所以由他先去布置一切。起义日期定于4月26日，黄兴23日到达广州。
鉴于在日本、安南购买的军火，要27日才能运到，所以将起义日期压后一天。胡汉民预定在发难前夜率领香港的党人到广州，这时却突然接获黄鬍子电报，嘱他们暂缓行动，在河南集结的另一批党人，也暂行解散。统筹部临事游移，已经败兆毕现。
4月26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二营回省戒备，其中三哨占领了龙王庙高地。新军二标士兵的枪械被收缴了。官方并非无的放矢，革命党内出了奸细。胡毅生等人都主张变更起义日期，原来云集省城的各路帮会弟子，又被遣散了300多人。黄鬍子继续犹豫不决，当大部分起义军解散之后，他又得到一个坏消息，官府将于5月3日以前挨户搜查。黄鬍子大惊失色，匆忙决定，起义在4月27日举行不变。
26日晚上，在香港如坐针毡的胡汉民，终于收到黄兴电报，“母病稍愈，须购通草来”。这是命令香港的党人全体开赴广州。但这时由香港至广州的最后一班船已经开出了。胡汉民一面致电广州，请将日期推后一天，一面派人在次日早晨乘船到广州报告。当胡汉民的代表见到黄兴时，留在省城为数甚少的党人已经整装待发了。时间是4月27日下午4时。
当初貌似严密的统筹部，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这次起义和过去一样，在经过长时期的筹备之后，到最后关头却变成一次仓促混乱的军事冒险。
黄鬍子给每个敢死队员发了一块大饼，一条毛巾和枪械炸弹。5时30分，这支以世家子弟和会党分子为骨干的敢死队出发了，向两广总督署迅猛扑去。成败存亡，掷诸孤注。
在督署门口，他们遇到了官兵卫队的抵抗。起义军一面猛冲，一面高喊：“我们是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赞成的请举手！”经过短暂的驳火，起义军成功地击溃了卫队的抵抗，突入署内，但张鸣岐已经逃之夭夭。黄鬍子想在署内纵火，以号召各方，但就是找不到引火材料，最后他把火种扔到张鸣岐的床上，便率领众人向外冲去。
在东辕门，他们突然遇到李准调来的巡防营，一阵枪炮乱轰，大部分党人不是当场丧生，就是在突围时被俘。黄鬍子右手打断两指，血满袍襟，但总算奇迹般逃出生天。在这次惨烈的起义中，死难党人不计其数。官府直到5月1日才函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各善堂收拾遗骸。由于连日阴雨，尸体已经霉胀，爬满蛆虫，一派凄惨景象。
南部同盟会经此一役，损失惨重，精华丧失殆尽。孙文后来为这次大牺牲，写下了一段激情澎湃的纪念文字：“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孙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文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下不再注明编者。
【伍】革命胜利后，各地的民军、盗匪像潮水似地涌进城市，为钱、为武器、为女人，互相厮杀。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宣告一个草莽英雄的时代来临了。
动乱由南向北蔓延，草莽英雄纷纷下山，奔走江湖。各种名目的秘密会党，今日结盟，明日宣誓，闹得如火如荼。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革命终于爆发，但不是在广东，而是在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
那里也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帮会势力非常浩大，三合、哥老、洪江、孝义等山堂各守码头，呼风唤雨，啸聚江湖。直至革命前夕，由一批帮会大老出面，将湖北地界的各山水堂统一为中华山兴汉水光复堂，以“共进会”名义，号令江湖，成为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
辛亥革命号称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翻遍革命党人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