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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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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蒋。除此之外,还有景社、逸社、剑社、康社、鼎社、群社、醒社、善社、鉴社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把上海滩变成了一个草莽英雄的大舞台。
  青帮渗透了上海的上层社会。这对蒋介石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杜月笙向蒋保证,上海是支持南京政府的。东部财团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南京政府的金库,成为1930年代蒋介石在对付国内反对派的战争中,一件强有力的武器。
  【贰】西北与西南携手合作,形成二、三、四集团军反蒋大联合。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东部集团和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代表的地主集团的大较量。
  1929年的蒋、桂战争和讨冯战争,从军事上看,是中央军和地方军的战争;从经济利益上看,是东部财团和南部、西部地主集团的战争。
  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山西五台县建安村,对蒋介石来说,是一种威胁;但对阎锡山本人来说,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冯玉祥和西北军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在西北军驻地,到处张贴着“欢迎冯总司令”、“冯总司令马上就回来了”之类的标语。既为了稳定军心,也为了向山西示威。
  西北军将领们天天开会商讨对策,对阎锡山骂不绝口,甚至秘密调兵遣将,准备一举攻入山西,营救冯玉祥,把阎锡山彻底解决掉。
  冯玉祥一再通过秘密信使,叫西北军必须坚持反蒋,但西北军声称不救出总司令,反蒋只是一句空话。西北军的代表秘密入京,向蒋介石发誓,西北军愿意和中央通力合作,把阎锡山驱逐出山西。蒋介石说,如果西北军真有这个决心,中央一定全力支持。其实当时蒋介石的代表正在太原和阎锡山秘密谈判。
  有史家认为,西北军和蒋介石联络,是冯玉祥暗中授意的一个小把戏,做给阎锡山看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石友三的队伍这时从平汉线向石家庄方向移动,造成阎、冯之间一场恶战即将爆发的空气,也是把戏的一部分了。真是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自不同。
  果然,阎锡山得到情报后,大为紧张,亲自到建安村当面质问冯玉祥,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假药?冯玉祥指天誓日,坚决和阎同生死,共患难,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两人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并当场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阎锡山给了冯玉祥一批子弹和20万的现款,连夜派车把他送到风陵渡。
  冯玉祥逃离险境,回到了西北军,和分别多时的袍泽相见,惊喜交集。大家急着向冯玉祥请示今后西北军的大政方针,冯玉祥壮志凌云地说:“和阎先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
  自从把冯玉祥放出来以后,阎锡山的态度逐渐明朗了。
  1930年2月10日,他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相约共同下野。此电一出,石破天惊。两天后,蒋介石复电,称现在下野绝非其时。阎锡山再去一电,仍请共同下野。蒋介石赫然震怒,立即回电,警告他:“悬崖立马,正未为晚,尤不必多所渎陈。”王芸生《十年观潮记》。《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一期。
  此后,南京和太原之间的电报战日趋激烈,已到了骂街的地步。3月14日,第二、三集团军将领57人联名通电,劝蒋下野。并且拥戴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陆海空军总、副司令。在这四人当中,只有张学良拒不就任,并表示未预闻其事。
  虽然东北骑墙观火,但西北、西南携手反蒋的局面已告形成。
  3月12日,冯玉祥秘密回到潼关,挥师东进,五路大军由陕南出平汉线、由陇海路向郑州推进、由甘、宁、青猛扑河南。杀伐之声四起,风云尽皆变色。冯玉祥的代表仆仆于途,远赴香港,劝汪精卫北上参加反蒋。
  双方基本同意,由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汪精卫发了一份电报给阎锡山,希望他立即出任新政府主席,“领袖群伦,共成大业”。
  国民党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大小政客们云集北平、太原,忙着成立党部,组织政府。摇唇鼓舌,用尽心机,惟恐天下不乱。
  终于,蒋介石的容忍到了极限,4月5日,国府明令阎锡山免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讯办。
  严阵以待的中央军,对西北军施以迎头痛击,进攻鲁西一路的西北军匆匆退回河南。
  前方浴血奋战,后方的政客们已经磨拳擦掌,准备分赃,今日开报告会,明日开茶话会。代表汪精卫的陈公博从香港赶到太原,和阎锡山举行密谈。他发现太原街上贴满了“拥护革命领袖汪精卫”、“打倒叛党殃民的蒋介石”等红红绿绿的标语。阎锡山诚意拳拳地说,“我们就等着汪先生大驾光临。”
  陈公博转达了汪氏意见,尽快成立正式政府,政治上有利于外交工作的开展,军事上可以促使尚在徘徊观望的军人们归附。阎锡山不赞成设立军政府或临时政府,决设立永久性的政府。
  这个还未成立的新政府,第一项新政就是接收海关,截留关税、盐税。
  阎锡山的惊人之举,使南京政府慌了手脚。尽管有东部财团做后盾,但连年战争,开支过巨,已有捉襟见肘之感。天津海关是万万不能给敌人接收过去的。
  蒋介石心急如焚,双管齐下,一面派大批说客到东北劝张学良和中央合作,并以陆海空军副司令为酬;一面以重金激励各军猛烈进攻,扫清山东方面的敌军。
  7月13日,反蒋各派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又是起草组织大纲,又是拟定会议规则,俨然十分热闹。
  然而,这时前方的形势却不甚乐观。中央方面的军队向济南发起围攻,战役打得相当惨烈。8月15日,南京军队攻入济南。此时,冯玉祥在陇海路拼命前进。两军动用炮兵,战况最激烈时,冯军每日发射两万多发炮弹。据称此项纪录即后来抗日战争时亦所未有。兰封附近机场全被破坏。在前线督战的蒋介石也险成俘虏。蒋介石急令在济南的十九路军向陇海路驰援。
  十九路军勤王救驾,直扑新郑以北地区,切断西北军的退路,迫使在新郑的三万西北军缴械投降。晋军军心大乱,士气低落,几万大军纷纷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在黄河大桥上被中央军飞机炸死的,不计其数。冯、阎各军退入河南的溃军,又由于骚扰地方,惹起民愤,频频遭到红枪会的袭击。
  在历时六个月的中原战争中,中央军投入百万大军,阵亡三万余众,伤六万余众;反蒋军伤亡,不下20万人。一幕古战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竟在1930年的中原重现。
  1930年,蒋介石、张学良、于右任、王宠惠(从左至右)在国民政府委员就职典礼上
  7月23日,汪精卫偕夫人陈璧君经日本抵达塘沽。当晚乘专车赴北平。次日和西山派的邹鲁、谢持见面,双方握手言欢。8月3日应阎锡山的邀请,再赴石家庄和阎会谈。8月4日,阎锡山在石家庄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扩大会议从8月7日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至9月15日共开七次大会。9月1日公布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主席名单。阎锡山做了国府主席,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均系国府委员。
  阎锡山原定在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正式宣誓就职。这里的五个九代表着九五之尊,但后来宣誓仪式在9时正就举行了,提早了九分钟,变成了四个九。后来人们在私下议论说,就因为少了一个九,变成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这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地主老财们,一腔“了却君王天下事”的英雄气概。不料,张学良盱衡世局,对做盐不咸,做醋不酸的国府委员不感兴趣,反而欣然接受了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头衔,于9月18日通电主张罢兵,一切静候中央措置。并派大军入关,接防天津。
  张学良放弃中立,扩大会议的讣闻立布天下。各派要人纷纷作鸟兽散。汪精卫匆忙赶到石家庄和阎锡山商量对策。沿途所见,善变的石友三已经让他的队伍换上和东北军一样的服式了。
  从山东退回来的晋军将领都在石家庄,疲惫不堪。阎锡山向汪精卫提出了一个计划,目前集结陇海路的西北军、杂牌军,以及从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尚有50多万之众,不如放弃河南,集中河北,把东北军赶出关外,据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汪精卫也提出了另一个建议:把扩大会议解散了,或者使军人方面容易应付也未可知。
  西北军的代表马上表示赞同。
  阎锡山建议到郑州和冯玉祥直接面商。当晚,阎锡山、汪精卫、陈公博一行人乘坐专列,直奔郑州。刚过顺德府,接到情报说石友三的队伍已经开始自由行动了,前面的路程凶吉难料。
  阎老西急忙中途下车,掉头跑回山西去了。汪精卫硬着头皮到郑州,和冯玉祥见面。冯对汪氏主张也一口赞同。但这时他的军队,在陇海路上已一败涂地,西北军的好几名高级将领都领了南京政府的钱,拉着队伍过南京那边去了,陕西根据地也被夺了,几十万大军顷刻瓦解。冯玉祥和汪精卫分手后,便带着少数部队逃到了娘子关。
  大家对局势的急转直下,深感绝望。陈公博事后感叹:“民国十五年时候,河南督军岳维峻手上掌着70多万兵,不两星期便烟消云散,我当时很骇异,以为逐个排头砍去,两星期也杀不了70多万人;但到了这时,我却恍然大悟,军心离散,真是不崇朝便如山倒,那么楚项羽垓下的兵卒,听了楚歌一夜散尽,的确并不是历史上的神话了!”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阎老西仅做了10天国府主席,便仓皇逃回太原。喧腾一时的扩大会议,转眼间风流云散,化于无形。
  在这场史称“中原大战”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的手段,固然靠金钱收买、封官许愿,引人入彀,以资利用,并不光彩,蒋自己也承认:“时局虽有发展,一再离合集散,但策略难定——联此制彼或联彼制此,皆非正本之道也。”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5日。引自[日]古屋奎二《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哈尔滨出版社,1989年版。但无论如何,他也的确使东部避开了一个凶险的关隘。
  在一个中央政府已丧失权威,政治道德普遍趋于崩溃的年代,蒋介石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认为阎、冯、李这些败军之将,一时不易复起,便积极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他希望早日重建一个有权威性的、有效率的中央政府,使国家政治回归正轨。
  立法院长胡汉民首先起而抵制,他以军政时期尚未结束,不宜行使训政约法为由,反对马上制订约法或宪法。他说如果有了约法而不能行,或行而枉之,还不如没有。
  然而,如果因为害怕不好好执行约法,就干脆不制订约法,是说不通的。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国家处于军政时期是军人独裁的最好理由,胡汉民作为文官,理应致力于结束军政,推进训政,但他竟然反对实行训政,而身为军人的蒋介石,相反却极力鼓吹结束军政,双方的政治态度,看起来竟如此吊诡,实为令人费解的咄咄怪事。
  其实胡汉民是不想让蒋介石当总统,又不好明言。尽管在中原大战期间,他和蒋介石采取了一致的行动,但他绝不能容忍蒋介石独霸天下。
  胡汉民
  在推行训政这件事上,蒋介石遇到的问题,与当年孙文建立中华革命党时遇到的问题很相似。他以为可以依靠个人魅力,依靠个人的道德力量,绕开——而不是解决——所有政治障碍,由他领着党前进。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1931年元旦以后,胡汉民屡次就召开国民会议问题,发表演说和谈话,坚决反对制订约法,毫不退让。
  胡汉民在南方有很大的号召力,为免夜长梦多,蒋介石在上海滩那套流氓手段,又派上用场了。
  2月28日,蒋介石在家中设宴招待所有在京的中央执监委员,声称由于胡汉民对于约法问题,坚持反对,造成党内出现危机。他要求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一职。当天深夜,蒋、胡二人见面,两人有如贴错门神,一言不合便冲突起来,胡汉民大发脾气,把蒋骂得狗血淋头,他说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是中央党部的决议,既成决议,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主张了。蒋对他的指责简直是“发神经病了”。香江楼主《胡汉民被禁汤山始末》。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一册)。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
  蒋介石十分担心胡汉民一怒之下,会跑到南方,或者躲进租界,于是,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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