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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
蒋介石十分担心胡汉民一怒之下,会跑到南方,或者躲进租界,于是,第二天,竟把胡汉民送上汤山软禁起来。消息传开,西南大为震动,一时飞短流长,不胫而走。反蒋声浪由暗而明,竟有高涨奔腾之势。
3月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案,并选林森为立法院院长。4月22日,约法草案经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修正通过。5月5日,国民会议召开,《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经修正通过,6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
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制宪人才,也愿意立宪,但从清末开始喊立宪,喊了20多年,大清倒了,民国继续喊,宪法(约法)草案搞了一部又一部,为了宪法的战争打了一场又一场,血流成海,死人无数,但就是搞不出一部举国信服的宪法来。
孙科中执会的会议刚开过没几天,4月下旬,新任立法院长林森竟联合古应芬、邓泽如、肖佛成三位监委,发出对蒋介石的弹劾案。紧接着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几十人通电拥护四监委,且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句。汪精卫的改组派、邹鲁的西山派等反蒋人物,振臂一呼,从者云集,纷纷奔赴广东。
宁、粤分裂后,交通部长孙科作为孙文的儿子,以调人身份,仍然留在上海,但他和广东关系深厚,决难置身事外。蒋介石想把他拉到南京,但在南方代表麦朝枢、陈友仁等人劝说下,孙科最后选择前往广州。
孙科南下后,西南的声势陡壮。5月27日,各方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凡一、二、三届中央委员愿意反蒋的,均可以作为非常会议的委员。
非常会议是扩大会议的南方版。5月28日,非常会议推举汪精卫、孙科、邹鲁等15人为国府委员。汪精卫还精心设计了两句政治口号:由建设而图统一;依均权以求共治。
纸上谈兵,固然漂亮,只是无用。
非常会议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限其24小时内即行引退,也不过聊壮声威而已。非常会议基本上是一班文人政客的活动,西北军队已经无力参与,而南方的军队也是采取观望态度,因此,宁粤双方对峙了数月之久,而终于没有兵戎相见。
当时,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是蒋派人物,被视为投机取巧的军人政客,广东开府以后,陈铭枢连夜出走香港。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围缴了省保安队的枪械,复派代表到兴国和十九路军联络共同反蒋。
陈铭枢亦从南京飞抵赣州,命令十九路军参加对江西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本来,蒋介石叫陈铭枢到江西去的目的,在于对付陈济棠,但陈铭枢在暗中又和蔡元培等人秘密商定,利用蒋介石要十九路军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即对宁粤双方实行武装调停,建立第三种势力,以控制整个局势。
南方风起云涌。7月,下达讨蒋令。驻美公使伍朝枢在华盛顿宣布降旗回国。唐绍仪写信给美国总统,劝他不要支持蒋介石。冯玉祥的旧部石友三、韩复榘在北方又有卷土重来的迹象。
蒋介石四面楚歌,连喘息之机也没有。
然而,世事往往难料。当南方车辚辚、马萧萧,准备对蒋大兴问罪之师时,东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全国形势出现了根本性剧变,反对内战的呼声响遏行云。
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南京政府的代表风尘仆仆,直奔广州,和广东国民政府议和,并邀粤方派代表到上海举行正式谈判。9月26日,宁方代表抵达香港。
双方经过一再磋商,同意广东方面的四项条件:一、派十九路军驻沪担任警戒;二、宁粤统一后,蒋介石必须下野;三、恢复胡汉民的自由;四、释放政治犯。
10月18日,粤方和谈代表汪精卫、孙科、伍朝枢、邹鲁、陈友仁、李文范由香港乘船赴沪参加和谈。经过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风风雨雨,10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位巨头在上海见面了。
汪精卫表达粤方的意见,大致可定三点:一、国府主席宜如德、法总统,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总司令制;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
蒋介石态度谦恭,对汪的意见一律赞成。甚至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他无不同意照办。他若不行,请大家严责。粤方代表拒绝立即入京。蒋介石立刻同意和会在上海开,并明确表示他个人的进退绝无问题。
从10月26日开始,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谈判,一连三天,龃龉颇多,进展不大。孙科、李文范、陈友仁三位代表乘机拂袖而去。
随后,南京、广东和上海几乎同时举行四全大会。南京的四全大会由蒋派主持,广东的四全大会由孙科等粤籍委员主持。不久,改组派代表100多人退席到上海开会,也选出了一批中央委员。这时,汪精卫和蒋介石已达成秘密谅解,汪精卫主持党务,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则主持对日军事和围剿共产党的战争。
11月21日,在南京的四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恢复过去在历次反蒋之役中被开除党籍者的党籍。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各同志前以政治关系,开除党籍,但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一人而造成。”
12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表辞职通电。
至此,各地的中委才首途入京。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氏夫妇乘飞机抵达宁波,转乘汽车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
临下野前,蒋介石已经把浙江、江苏、江西三省主席全部换成忠于他的军人,把南京的飞机汽油统统运到郑州,把警卫军几万人马调到杭州,把宁沪兵工厂的重要机器都拆运到洛阳,他的嫡系部队进驻河南、甘肃、宁夏、青海,严密监视着大西北。
【叁】如果说蒋介石和阎、冯、李的战争是一场和西北、西南地主集团的战争,那么,蒋介石和共产党的战争,则是一场和贫苦农民的战争。
1927年,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共产党从半公开转入地下,从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暴动,建立武装,在湘、鄂、赣、闽、皖等地相继开辟农村根据地,号称“工农武装割据”,实际上是“农民武装割据”。
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西南和闽西,攻城略地,拔旗易帜,到1931年9月,这支红军武装已经把包括江西、福建21个县在内的五万平方公里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中央根据地被罗霄山脉、九连山、大庾岭、武夷山脉所包围,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经济非常原始、衰败。这个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使用最古老的犁耙等简单农具,耕作技术非常落后。在偏僻的山区,人民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杵臼时代。
共产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深深扎下了根,他们远离城市文化,摒弃现代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工业、金融、商业、教育绝缘,但他们却赢得了那些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目不识丁的南方农民的衷心拥护,因为共产党把地主的土地夺了过来,交给农民。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然而,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之后,国民党在也曾尝试在浙江、湖南、湖北、江苏等省推行二五减租,但除了浙江之外,其他各省还没实行就取消了。浙江也只是推行到1930年代中期,便止步后转。原
因在于政府对地主征收的田赋和捐税,不仅没减,反而年年加码,却要求地主减低对佃农收取的田租,地主收入大幅下降,当然一肚子怨气;而农民也觉得二五减租太过温和,解决不了他们的困境。因此,农村的贫富阶级,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但在抵制政府这一点上,却是异口同声。
贫苦农民认为还是共产党的土改实惠,分田地,分粮食,分浮财,吃大户。他们甚至连分田地都不感兴趣,觉得不如直接分谷子、分财物好,“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十九册。1986年编印。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骤然激烈起来,经济学家薛暮桥留意到:“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民国十六年(1927年)后更日趋恶化。”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农民从革命中直接获得了即时的利益,所以他们愿意跟共产党走,向土豪劣绅开战。1929年,蒋介石在谈到农村情况时说:“今日不患地主、资产阶级之压迫农民,而反恐农民之转而压迫地主、资主,此亦以造成社会之不平,为本党主义之不许者也!”蒋介石《对于关税之感想》。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
毫无疑问,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既锻炼了贫苦的农民,也锻炼了地主。为了与农民相对抗,地主纷纷武装起来,组织靖卫团、清乡团等民团队伍,向农民进行血腥报复。共产党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夺得的。
蒋介石虽然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回到奉化,却没有半点闲云野鹤的情趣。他在妙高台仅仅住了几天,就匆匆返回南京。1932年3月,蒋介石重出江湖,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尽管当时东北的形势间不容发,日本在上海挑起的战争,刚刚告一段落,硝烟未散。但蒋介石坚信左宗棠的一句名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中日问题可以诉诸国际仲裁,但消灭共产党只能亲力亲为。
5月21日,蒋介石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他临阵激励三军:“军人以身许国,不能成功,誓当成仁。”6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主持剿匪会议。会议之后,推行保甲法、连坐法,在汉口设立剿匪总部,雷厉风行,果然不同凡响。
中共对蒋介石的坚甲利兵,不以为意。他们深信国民党已面临崩溃,没有什么力量了。要进攻红军,除非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国民党只能充当偏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红军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几乎毫无准备。
5月26日,国军四十四师进据皂市北侧的文家墩,拉起了大战的帷幕。29日,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率主力第九师向皂市反攻,并以第七师向敌后包抄,展开激烈的混战。国军四十八师一部向皂市驰援,双方反复冲锋肉搏十几次。30日,红军相继退去。
这一阶段,蒋介石的战略思想,是对中共中央根据地采取守势,集中兵力向鄂豫皖和洪湖区进攻。这是因为该地区水陆交通方便,且靠近蒋的老巢江、浙地区,蒋介石认为有把握争取这一地区的民心。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为了显示七分政治的威力,汉口剿总决定成立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指定委员,负责指导战区的党务、政务。同时,召开湖北省政治整理第一次会议。官绅相聚一堂,蒋介石把他的剿匪手谕发至人手一册。
从7月14日开始,各军奉总部命令,向襄河以北地区展开攻击行动。经过几天激战,国军十三师攻占京山,转而配合其他各部,由皂市、天门、岳口向京山以南、襄河以北地区进攻。在完全控制了该地区之后,蒋介石遂下令向襄河以南推进。
8月10日,国军顺利占领河口。红四军的两个团,在黄安以西和国军由河口推进的一个旅遭遇,爆发激战。红军以一部攻其正面,另以一部楔入左侧,国军陷于混乱。红军虽然小胜,但纵观全局,处处呈现险情,绝难乐观。
9月3日,国军左路军两个旅向洪湖展开。红军决开湖堤数处,引水阻敌。但成效不著,国军仍步步进逼。7日,红军退出汴头河,8日退出新集,12日复退出朱河市、陡子口。国军中路军攻势如潮,直逼商城、金家寨和英山。红四军全线动摇。
9月20日,红四军、红九军、红二十五军和独立第四师、独立第五师约两万余人,在河口和国军第一师、八十八师、十三师混战一场,然后全部向南撤去。后来,这支红军北行至随县、枣县一带,南渡长江,进入湘鄂西和四川东南部,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蒋介石在完成对洪湖地区的围剿之后,余勇可贾,立即掉头南来,于1933年元旦,向中央苏区展开全面军事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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