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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是中国外交的热点。在近代史上，许多重大的外交事件，都和东北有关。
日本和苏俄的势力，在东北平分秋色。自从张学良易帜以来，中日关系一直非常紧张。这不仅因为日本人认定蒋介石是亲西方的，而且因为国民党坚决主张收回东北权益，不让它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然而，对日本来说，东北这块地盘，决难撒手。他们相信东北是“帝国国防的第一线”。如果发生对苏战争，东北是主要战场；如果发生对美战争，东北是补给的源泉。因此，无论如何，东北都是日本外交的支点。
1931年，发生所谓“中村事件”，东北的局势渐趋明朗。日本方面，“必要时应以武力解决一切悬案”，已经成为一句响遏行云的口号。
而中国方面，张学良于9月6日在北平行营给东北军下达命令：“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修订版。
事实上，内乱频仍的中国，这时根本没有与日本开战的必胜把握。中东路事件小试锋芒，即铩羽而归，更何况与早就视“满蒙”为朝鲜第二的日本作战？
9月18日，在这个秋高马肥的季节，改变中国历史的事变终于爆发了。日本关东军把沈阳城外柳条沟附近一段南满铁路略施破坏，作为向东北进攻的藉口。次日凌晨，日军铁骑，长驱直入。沈阳沦陷了，紧接着，凤城、海城、营口、安东、抚顺等重要城镇均告失陷。
据东北军一名高级军官说，事变后一两天，张学良“接到了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令：‘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
张学良的态度，颇为消极。当时在他身边的顾维钧提出两点建议：一、立即电告南京政府，要求向国联行政院提出抗议，要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二、派一名代表到日方会见抚顺总督和南满铁路总裁，了解日方的真正意向。
张学良非常赞同第一条建议，对第二条则不置可否。
顾维钧猜他的用意，是只想依靠第一个建议产生某种结果，同时把问题交给政府而不是由他个人单独负责了。
9月19日，国府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公使提出严重抗议，请日本政府“迅令上述日本军队，立即退回原驻地点。”然一纸空文，毫无用处。日本军队的回答，是在9月21日占领了吉林。
消息传开，南京一片沸腾。当时蒋介石正在湖南主持“剿共”，火速飞返南京。9月22日，南京全体国民党员在中央大礼堂开会。蒋介石到会致辞，他情绪愤激，然措辞仍十分克制，略云：
“此次日本暴行，可为下列两点之试验：一、试验国际间有无正义或公理，及世界各国有无裁判横暴行为，确保世界和平之决心……二、此次事件，可以试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真有爱国精神，以御外患。”
他呼吁现在“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严守秩序，服从政府，遵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而为有秩序，有步骤之奋斗。此时暂且含忍，决非屈服，待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直至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体中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强项生编《沈阳痛史》。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
蒋介石并非不想与日本决一死战，但确实力有不逮。中东路战争，他连最大的盟友张学良都指挥不动，更遑论国共战争、宁粤分裂、大西北虎视眈眈了。国内四分五裂，山头林立，他即使高喊对日决战，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民族复兴是蒋介石的最高理想，他坚信国内和平统一是第一步，对外御侮是第二步。没有第一步，第二步断无成功可能。9月28日，蒋亲笔所写的一张字条，流露了他内心的愤怒与无奈，然亦只能以“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来激励自己了：
“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湾，中央委员会党史会印，1984年。
蒋介石陷于左右做人难的困境，民气可用，但国家实力不足以一战，没有组织系统，也没有全盘计划，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委曲求和，与敌人缔结城下之盟，在历史上固然会身被卖国贼恶名，但不顾现实条件硬拼，让国家民族陪着他壮烈牺牲，就叫爱国了吗？
两条都是死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拖”。蒋向以“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的古训为座右铭，笃信曾国藩的“以夷制夷”，以为西方国家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必会制裁日本，而他则可以利用矛盾，赢取“安内”的时间。因此，说蒋介石有意卖国，显然失之偏颇，但说他想投机取巧，则千真万确。
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奉命向秘书长递交了一份书面声明，请求理事会根据盟约所授与的权力，采取最有效的方法，阻止东北局势进一步恶化。
可是国联却实在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在中国的一再催促下，直到10月24日才勉强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开始，并顺序进行，将军队撤至铁路区域以内，俾在规定之下次开会日期以前完全撤退。
中国表示这是最低要求，但日本却说他们不能确定撤军日期。一句话，堂堂国联的决议便告流产。甚至连中国提出愿公断或交由法庭解决争端，国联也没有接受的勇气。伍朝枢伤心地挖苦说：国联“最适宜工作为提供及主持公共防毒与卫生等事，至望其主持正义扶弱锄强，至少为30年后事。”强项生编《沈阳痛史》。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
11月，日军强占新民县。中国照例又是一番“严重抗议”，同时向国联秘书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解释锦州的危急情况，建议在锦州设立中立区域，并表示中国可以将锦州一带军队撤入关内。
举国上下对锦州“中立区”之议，齐声痛骂。各派政治势力在对外问题上，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纷纷发通电、做演讲，义正词严指责南京政府误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把这个时期称为“大动荡、甚至混乱的时期”，他置身于国民党外，清楚地意识到，“政治上的混乱形势，虽然表面上是由攻击政府对日直接谈判的政策引起的，但是实际上是由全国反对委员长（蒋介石）及其集团的各派政治力量促成的。”《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目的是赶蒋下台。
蒋介石是有苦说不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说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现在的蒋介石，何尝不是“以一人而敌一国”呢？
南京政府外交部于12月1日发表声明，对中立区的计划，依然坚持“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并已向驻锦中国军队长官发出必要之训令”。
声明发表之日，反对之声，盖地而来。成千上万的学生冒着风雪严寒，奔赴南京请愿。民间的抗议，竟成风云变色之势。国民政府急急忙忙收回中立区的办法，补发一篇断头将军的庄严声明：“盖目下锦州之在东北已成为最后之堡垒矣”。
张学良在大凌河沿线布防，以气吞山河的气概对部属们说，“即使打垮了，我也要和大家一道‘钻山’（打游击）！”同时把东北军的战斗序列和部署，向蒋介石请示。
林森
然而，12月15日，为了换取宁粤和解，蒋介石宣布辞去国府主席一职，而新任国府主席林森，迟至1932年1月1日始宣誓就职。12月29 日，张学良收到国府复电，要求东北军拆除大凌河防线，并于年底全部撤入关内。这时的国府实际上是群龙无首，电报究竟是何人所发？历来言人人殊。
其实，这封电报出自谁人手笔，已无关宏旨，不会改变它对历史的影响。
在此之前，国民党一直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从当年的省港大罢工到武汉时期的收回英租界、从争取关税自主到中东路战争，国民党给世界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形象。然而，作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民族复兴运动，从此脱离了国民党的领导。
【贰】战火烧到上海——蒋介石的地盘来了。淞沪战争使东部财团蒙受重大损失，从此，它作为国民政府主要经济支柱的作用，几乎丧失殆尽。
尽管中国内战连年不断，但对于东部的资本家们来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仍然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南北战争、中原战争、国共战争愈激烈，上海的资本与商业就愈活跃。这是因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几乎荡然无存，地方自治的加强，内地资本为了逃避战乱而流向上海。上海不仅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也成为纺织和食品工业的中心、航运中心。
这些造就了上海的繁荣，尽管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繁荣带有某种畸形的形态。
东北巨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学生们一马当先，走出校门，宣传抗日，查禁日货，各行各业都热烈响应。以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廷松为常务委员的上海抗日救国会宣告成立，联合上海工商界共同行动，从学生中招募检查员，直接监视各商行的货栈，一旦发现日货，即查封没收。当时参与抵制日货的还有以旅沪广东人为主的上海洪顺互助会等帮会组织。一场雷厉风行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滩全面展开了。
他们的行动，是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不是切身的经济利益。尽管日人在上海不断挑起事端，朝野也有不少谣言，笼罩着不祥的预感，但却没有预料到，上海这么快就卷入了战火之中。
1932年的元旦，是个非常黯淡的日子。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发生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前清逊帝溥仪在日本军队的掩护下逃往东北，人们猜测关东军要在东北扶植一个伪政权，关于满洲国的谣传，众口喧腾，如出一吻。
到了1月份，已经不是谣传了，日军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配合伪满洲国的成立，在上海挑起了一场武装冲突。虽然这只是一场战术性的局部战争，但对蒋介石和东部财团来说，却是沉重一击。
上海是国民政府的经济支柱，全国有半数的税收来自上海。蒋介石非常担心万一上海发生战争，会使工商业瘫痪，政府财源枯竭（事实上，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1月分证券价格下降五分之一，成为历史最低点）；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上海是西方国家在华利益的集中点，如果日本真的出兵上海，必然会促使西方国家干涉，而这正是他朝思暮想的。
蒋介石权衡轻重，委决不下。
上海——这个中国最繁华的大都会，已处于战争边缘。有钱人忙着收拾细软往租界搬，没钱的人就想办法逃往乡下。
市区内的大街小巷都垒起了沙包，架起了一道道的拒马和铁丝网。在昏暗的路灯下，士兵们的刺刀和钢盔处处可见。昔日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景象一扫而空，大上海成了一个沉寂无声的恐怖世界。
当时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本来在江西参加“剿共”，宁粤和谈时广东方面提出一个条件：一定要调粤系的十九路军进驻沪宁路一线，始肯和谈。蒋介石表示允准。于是机缘巧合，使十九路军脱离了内战，开到了抗日战场的最前线，成就了它的千古美名。
1月24、27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朱培德将军两次严令十九路军不得与日军发生任何冲突，并且派宪兵接替十九路军的防务。
按规定接防应在1月27日下午6时以前完成。下午5时，宪兵六团先遣部队第一营到达北站，十九路军各部纷纷请战，不肯撤退。蔡廷锴军长和蒋光鼐总指挥遂毅然变更军令，将交防时间改在29日。
蔡廷锴蒋光鼐
当晚，日军移动频繁，虹口花园一带商民纷纷搬迁。蔡廷锴命令闸北的驻军：“倘宪兵未接防，仍须固守原来防线。如日寇无故向我挑衅，我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希望战争不要在上海发生，无论军界、政界，还是在民间，都弥漫着一股很浓的侥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