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刂恃д叱删湍骋患屑壑抵ぷ鞫苡肱访乐喙ぷ鞅让乐薄！薄�4〕作为地质学家的丁文江除了个人科研天份，更通过筹办地质调查所显示出卓尔不群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就任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之时，也有出色的发挥，他使北票煤矿在短短的五年之内成为了经济效益很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初步机械化的煤矿。这不能不说是近世中国知识分子中稀如星凤的一种类型，一如蔡元培所说：“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5〕
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使丁文江的名字广为士林所知。现在来看这场论战，双方本来都各有道理，甚至大家都心知肚明，有意思的是却偏偏要做出一种决绝的姿态。即使在科学派阵营中，即使是和丁文江走得很近的胡适，他也有意无意地透出反玄学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表示只有科学发达的欧美才有资格讲讲玄学，言下之意岂不等于说等中国科学发达了再讲求玄学不迟吗？在这点上，丁文江和胡适们是有距离的，丁文江在科学中不仅找到了一种方法论，而且找到了世界观以及价值观念的试金石，科学于他已经是一种真诚的信仰。易言之，丁文江有泛科学倾向，基本上是一个唯科学主义者。这一点于他影响甚大，一方面是生活小节上讲究科学，蒋廷黻就说丁氏是他“一生一世所遇见的最讲究科学的一个人”〔6〕，另一方面他做事向来秉持坚定的信念，算计着这世上的事情总是一件件做起来的，认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他从来没有颓唐过，总是信心满怀地一件件事认真做起，这就是丁文江的风格，从事地质调查工作是如此，组织筹办科研事宜也是如此，投入政治更是如此。
二
正如夏绿蒂·弗思女士所指出的，丁文江在他并不漫长的一生中，作为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方法和理念的现代知识分子，渴望发挥出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领袖作用。丁文江对政治有强烈的兴趣，1923年8月，他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了《少数人的责任》一文，文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宣称：“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7〕据朱家骅回忆，丁文江对当时混乱政治的看法是：“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认为“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会一变”〔8〕。丁文江为了鼓动文人学者走出象牙之塔，不惜将国家政治不上轨道的责任“归罪”于同侪，其见虽偏，其志却大，这当然与旧时那些以做帝王师为最高理想的士人稍有不同。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他置众多朋友的劝告于不顾，出任了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雄心勃勃地擘划发展“大上海”。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富争议的一段经历，知己如傅斯年，当年在海外初闻丁文江就任淞沪商埠总办，声称回国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丁文江。
争议的来由其实也简单得很，就因为用丁文江的是大军阀孙传芳。军阀自有其共性，如拥兵自重，有枪便是草头王，但也有其个性，孙传芳在他的地盘上打出的是保境安民的旗号，扛这旗帜的人不少，但如孙传芳这样做得这般像的并不多，他关心社会治安状况和部队纪律，抑制税收，并曾公开宣称为爱国而献身，职是之故，孙传芳在富庶之地的江浙口碑还算不错的，当然换个角度说，孙的姿态让一些士绅上当了也未尝不可。上当的人中就有丁文江，孙传芳倒台后他对傅斯年说，孙在军人中很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识太缺乏了〔9〕。让朋辈对丁文江不满的不仅仅因为孙传芳是个军阀，更因为孙传芳是个与国民党的北伐对抗过的军阀，像丁文江的朋友，后来荣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虽然一方面认为丁文江任淞沪商埠总办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热诚爱国”，但也说这一段事迹是丁“最受批评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生平的耻辱”〔10〕。站在今人的角度思之，这种议论有多少道理可讲呢？就因为丁在军阀手下做事，所以这便成为丁文江一生洗刷不掉的污点？可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摆脱因人成事的宿命？
丁文江做淞沪商埠总办只有八个月的时间，但平心而论，确有其抱负和实绩，胡适后来为他作传记就评价说，回看过去，丁氏任内有两件事值得记载，“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那个‘大上海’，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第二是他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尤其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为最成功〔11〕。当时丁文江率领一批中国当地的法律专家经过四个月的直接谈判，使租界当局与上海市政府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事实上恢复了条约规定的租界法庭的原始地位，使诉讼程序的规定兼顾中国人的利益，这个法庭再一次成为中国人掌管的机构，只有签约国国民才能有他们政府的代表加入法庭审判官的行列。这一结果自然无法完全满足很多人关于废除一切治外法权的要求，但一个文人，不用一兵一卒，几乎全凭理性和知识的力量，能让空前强大的对手尊重并有此收获，岂非足以使坐而能言起而难行的旧式士子感到羞愧？丁文江本人对自己的成绩有着清醒的认识，《字林西报》中记载了他关于收回会审公堂的评论，“尽管中国人民的满腔政治热望不会因为这一协议而得到满足，然而，着眼于内战环境和国家缺少一个中央政府，这个协议是我们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
孙传芳因和武力北伐的国民党军谈不拢又打不赢，转而投靠素来为江浙舆论唾弃的奉系。据丁文江和另外一些人士的回忆，他曾和人一起当面向孙传芳表达“江苏老百姓宁可受国民党的统治，决不愿再受胡子骚扰”的民意，孙传芳拿出前方将领反对与国民党妥协的电报说：我不能不向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答曰，那就管不得许多了。话不投机，丁文江辞别孙传芳，不久离开上海。
被自己视为“爱惜名誉”的孙传芳一旦到了名誉和权位冲突的时候，便弃名誉于不顾，这大概给了丁文江一个教训。随着孙传芳的倒台，商埠总办的治绩随之风流云散。这也标志着丁文江一种救国理念的破灭：幻想在一个有力的地方统治者相对稳定的统治之下，依靠自己这样受过教育的专家的行政手段，求得政治、社会问题之解决。
丁文江是抱着改良政治的愿望投到孙传芳门下的，他后来曾对傅斯年论证他在上海所起的作用：“改良中国的政治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这席话中也许有几分为自己辩解的意味，倒是他对胡适说的一番话更耐咀嚼，“从前许劭说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12〕这时的丁文江也许已经懂得，尽管他在朋辈中并非枯守书斋的呆子，素有干才之誉，但因为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政治这东西仍然是他玩不转的。
三
国民党北伐成功，北洋政府垮台。丁文江和章太炎、黄炎培等人一起成为新政府通缉的对象，先蛰居北京，后避走大连，这在丁文江的一生中应该说是段相对阴暗的日子。首先是经济上的，谁能想到曾占据淞沪商埠总办这一肥缺的丁文江卸任后一度生活困窘，竟至要靠一位并非知交的人救济才能维持呢？更重要的还是心境上的，在给胡适的信中有所透露：“我自到北京来了以后，有两种感觉：1。当革命的时代，如我这种人实在不适用。我不太很会说谎话，而且疾恶过严，只好管闲事。行政方面，我自信颇有能力，在上海的试验，尤足以坚我自信，但是目前不是建设的时代，不妨留以有待。2。政治是危险的事，我固然不怕危险，但是我现在有许多心愿未了。”〔13〕心愿云云，主要是指科学方面的抱负，蛰居生活中，他整理了《徐霞客游记》三卷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随后又应广西政府之邀帮助勘查矿产，这时的丁文江仿佛又回到了地质调查所时期。但面对纷纷扰扰的现实，具有强烈担当意识的丁文江终究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不可能无限期地把自己禁锢在纯学术的活动中，他始终未曾放弃他对国家政治、经济现代化所承担的义务，以及他关于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应担负重要角色的信念。这一信念很快在他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表露无遗：“我打定主意，先把我的科学心愿去了，然后依然向政治上努力，决不悲观，决不怕难，——也决不怕死。”〔14〕
在近代中国，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总是剪不断理还乱，你不干政治，但不可能不谈政治，即使你不谈政治，但政治未必就一定不会找上门来。当过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算是干过政治，这回，他要谈政治了。1922年，在《努力周报》上鼓吹“好政府主义”的十六个签名者中，就有丁文江一个。可是这回的谈政治和上次不同，这次是积淀了他自己干政治的经验，融入了更多独属于丁文江“这一个”的思考，更契合于他所观察所理解的中国的政治实际。果然，这一谈就不同凡响，和胡适等书生论政的朋友拉开了距离。这回，深受西方式教育的丁文江居然在《独立评论》上提倡“独裁”了，不过他呼唤的是所谓“新式的独裁政治”。1934年12月，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文中，明白规定了新式独裁须具备的四个条件：“1。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2。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3。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4。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15〕
“民主与独裁”之争是三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以《独立评论》为阵地而开展的一场著名的论战。这场论战有其特殊的背景。在国内，日本人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国外，德、苏等走的集权式经济道路的成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就连罗素、拉斯基、威尔斯等这些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极为钦敬的人物，也开始对欧洲民主主义是否能够解决二十世纪极度的经济特权、民族纷争等问题提出疑问。1933年，丁文江代表中国政府及中国地质学会先后到美、欧、苏转了一圈，举目所见，不但是希特勒刚刚登台、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结束时的一片新气象，而且美国这时正值罗斯福新政的第一个半年，正当美国国会把许多紧急时期的国家大权都授予罗斯福的时期。这一切肯定给忧心于国家民族危机的丁文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34年5月，归国不久的丁文江在《大公报》上撰文《我的信仰》，里面谈到了他出游美苏的观感，里面说：“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后面又说，“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这已经为不久提倡“新式独裁”打下了伏笔。
回顾这场“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双方的分歧其实不是民主好还是独裁好这一价值判断的问题，参与论争者中没有人否认民主政治的价值，他们所争论的只是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采取什么样的管理国家的方式更见效用的问题，提倡新式独裁也好，或主张威权主义也罢，在丁文江等人心目中，不过是面对无奈现实的一种权宜之计。
胡适对老朋友丁文江的提倡新式独裁大为失望，他在文章中警告说：“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我可以断断地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16〕尽管新式独裁论融入了丁文江对中国现实的深切思考，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论，但作为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现实感强烈的知识分子，呼唤新式独裁究竟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胡适提出的这个问题仍然是丁文江无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