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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赵家璧：《书比人寿长》，香港三联1988年版，第77页。
〔2〕《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3〕《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版，第328页。
最是东坡惊人心
？ 张宗子
东坡记梦
《东坡志林》里有“梦寐”一类，记了十一个梦。其中一个，梦到唐明皇令赋《太真妃裙带》词。东坡所作是一首六言四句诗，醒后还全部记得：“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縰縰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
苏轼对这首诗情有独钟，一直念念不忘，居然在另一个陛见神宗的梦中梦到了它。在后一个梦里，苏轼奉旨为皇上的红靴作铭，“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破格让漂亮的宫女陪送他出宫。走在路上，无意瞥到宫女的裙带间有诗一首，细看正是他的《太真妃裙带》词。
这个故事令人想起李白平生的“得意”之举，醉中为杨玉环填《清平调》词三首。李词的文辞极尽华丽绮靡，马屁拍得一流，对杨妃的赞叹之中隐隐藏着点自己的倾慕之意，既要让主人感觉得到，又不能狂妄到让皇帝吃醋，相当不容易。苏诗的立意和风格都和李作惊人地相似，梦本身也像是李白故事的小型翻版，以苏轼的为人和才气，等闲不会附庸风雅。此次破了例，由此可见这件事在后代文人心中的地位。苏轼天性率真豪放，着眼点未必在攀龙附凤，而是视这种为大美女效劳的小差事为风流雅事，可以传世为佳话的。一首歪诗，得美人一顾已属不易，如今竟被书写在裙带上，袅娜在纤腰间，这是连陶渊明在《闲情赋》里都不敢梦想的奇遇。
记梦中最有趣的一则是《记子由梦塔》：
昨夜梦与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峡，路见二僧，其一僧须发皆深青，与同行。问其向去灾福，答云：“向去甚好，无灾。”问其京师所需，要好朱砂五六钱。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卯塔自开，其中舍利璨然如花，兄与弟请吞之。僧遂分为三分，僧先吞，兄弟继吞之，各一两，细大不等，皆明莹而白，亦有飞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无缝塔。”僧笑，遂觉。觉后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
东坡一生好佛，和尚朋友特别多，做出这样的梦正是自然而然的事，要说此梦也并无微言大义可推究，只是对话饶有风趣，读之令人不禁莞尔。
自来美国，前十数年中做梦颇多，梦中作诗作文之事也常有。当时如果凑巧醒来，多随手在纸上只言片语地记下，然而大多数情况，是忘得一干二净，只隐约记得做梦得句这回事，欲下笔则无从捉摸。近一二年，诸事纷杂，心不能静，时或失眠，再也没有轻快风雅、纯为游戏的好梦了，思之怅然。
前后赤壁赋
明朝的李贽说，东坡前后《赤壁赋》，前赋絮絮叨叨讲人生哲理，不如后赋空灵纯净，不带“人间烟火气”，说得内行。
前赋假设客主问答，是《楚辞》以来的老套，一方借古抒情，感慨无常，一方拉来庄子，劝慰说服，主客的言辞均极讲究，可谓字字珠玉。联系到苏轼在黄州的经历，一客一主的答问，实是东坡在自我劝解。赋的结尾，主人说服了客人，赤壁之游的气氛一转而为欢快，于是“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一段说服的过程，在作者是相当吃力的，吃力就不容易讨好，所以像李贽这样的读者，就要说点风凉话。
《后赤壁赋》离前赋的写作不过三个月，季候由秋入冬，文章的调子大变，后赋的“冷”是大家公认的。像前赋中那样，泛舟江上，吹笛唱歌，高谈阔论，显然不行了。后赋中的游，只是一个幌子。一开始，东坡甩掉二客，独自爬上山坡去吹口哨，坡上风冷，树木幽黑，口哨一吹，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倒把不怕鬼的诗人吓着了，一溜烟跑回岸边。船仍然划出去了，所谓“放乎中流”，这一回，主客都安静，忙着灌黄汤抗寒，好歹混得将近夜半才回家。
不怀古，不谈人生，东坡当然不甘心。真实的游，固然可以如此，写在赋里不行，一定得有点什么彩头。彩头从何而来？还得借助于庄子。横江东来的孤鹤，明月之下看得明白，翅膀足有车轮一般大小，这样的鹤，当然不是凡鸟。
前赋中的一切情景，不管多么精彩，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后赋则处处神来之笔，看上去却又好似写实。感叹无酒么？太太就拿出藏了很久以备不时之需的私房货；感叹没菜么？客人正好有黄昏时打上来的鲜鱼。巨鹤现身，已经突如其来；鹤化道士，更是匪夷所思。然而苏轼还有绝的：道士千辛万苦入了梦，只问了一句“赤壁之游乐乎”，东坡也爽快，只揭破道士的身份，不问他所为何来。人物的不沾不滞，和前篇的执著形成鲜明对比。
据东坡自己说，那天晚上，确实遇到巨鹤。但止于此，如何显得出东坡的手段？苏轼的诗文常有别人那里看不到的神来之笔，道士入梦就是我最佩服的一例。类似的境界，后世大概只有在龚自珍那里可见一二。
从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到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不变的是一轮明月，和月下的赤壁，变的是季候和人物的心境。三个月时间，人的思想和情绪何以前后差异如此之大？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前赋把心中的愤惋发泄一尽，暂时获得平静，在此情形下，重新思考人生的问题，势必更客观、更深刻。人的每一次进步，大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不独东坡如此。
一对朋友的故事
“乌台诗案”发生，围绕着对苏轼的营救，很有一些感人的事。曹太后多次在神宗面前感叹苏轼兄弟人才难得，竟至泣下；张方平、范镇不顾风险，先后上疏，后来均遭处罚；苏轼的弟弟子由愿以官职为兄长赎罪，被降职外迁。当时形势险恶，“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张、范的勇气非一般人所能有。利用机会为苏轼说几句话，已经难得，这其中，王巩《闻见近录》记章惇驳斥王珪一事，最令人痛快：
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言尔。”子厚曰：“之唾，亦可食乎！”
这段传闻出自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之口，当然可靠。
章惇是苏轼签判凤翔时结交的朋友，当时任商州令，他性格狂放，胆大敢为，而又志向高远，很投合东坡的脾胃，两人有过一段同游同饮的好日子。元祐年间，东坡知贡举，阴错阳差的，取了章的儿子章援为第一名，这样，他和章家又多了一层关系。
但谁也想不到，苏轼的后半生，章惇竟然成了他的噩梦。
这原因，说起来也简单，因为章属于王安石变法派的骨干，苏轼则被归为元祐党人。
政治斗争没有不残酷的，即使是在文质彬彬的北宋。章惇在政坛几起几落，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一朝得势，整起人来也是不要命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要说在政见上积怨之深，章哪里比得上王安石？可是王、苏虽系政敌，彼此却都能欣赏对方的才华，而且不因政见影响这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我每读到苏轼到金陵访荆公，诗歌唱和，心里总是觉得感动。苏轼和王安石：“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由于才气的关系，苏、王相知，似乎比苏与同党的司马光等还更深。
章惇心高气傲，不甘为人下，遇到东坡，算是撞上了他“五百年前的孽冤”。论才学，苏轼远超同侪，其他人想一较高低，几乎不可能。整苏轼的人中，出于嫉妒的不在少数。林希也算苏的老朋友了，起草贬谪苏轼的制词，极诋毁之能事，搁笔时不禁哀叹，“坏了一生名节”！可见事理是明白的，但控制不住往人身上狠狠踩一脚的欲望。
宋人笔记中的两则轶事，最能显示章的性格：
苏、章游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数，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高斋漫录》）。
另一次，二人小饮山寺，闻报有虎，借酒劲“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苏轼转回，子厚取铜锣在石头上碰响，“虎即惊窜”（《耆旧续闻》）。
这样的故事，安在李白身上也很说得过去。苏轼能看出子厚内心那股破落户的不要命的狠劲，眼光是很深的。然而这种狠劲，我们很难说好说坏，用到战场上，可以造就一个英雄；一辈子不得其用，布衣终身，可以成为狂狷之士；倘若有些才华，也许就是一个小李白，或后世的龚自珍。可惜他的宝最终押在了政治斗争中，而且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式上，内心的狂傲逐渐转化为暴戾和凶狠，原先的一点情调荡然无存。睥睨一切，在年轻时，在地位低下时，是自尊的外延，这种人等闲不会做出胁肩谄笑的姿态，而时移世变，当年的小吏摇身一变为握人生死于掌上的权相，自尊恶化为自大和专横，也就顺理成章了。
且看他同党的蔡约之在《铁围山丛谈》中的说法：章“性豪迈，颇傲物，在相位数以道服接宾客，自八座以下，多不平之”。
《老学庵笔记》也有一则：林自为太学博士，上章相子厚启云：“伏惟门下相公，有猷有为，无相无作。”子厚在漏舍，因与执政语及，大骂曰：“遮汉乱道如此！”蔡元度曰：“无相无作，虽出佛书，然荆公《字说》尝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复大骂曰：“荆公亦不曾奉敕乱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对于变法派，王安石的地位相当于教父，这帮人都是王当年一手提拔的。王已不在，章惇用这种口气说话，不仅是狂傲，整个儿是一小人嘴脸。
子厚对自己的书法相当自负，自谓“墨禅”（《梦溪笔谈·补谈》）。有记载说他日临兰亭一本，东坡不以为然，说“临摹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
苏、章交恶的具体事由，一直找不到资料，或说子厚出生时，父母不想要他，把他放在水盆里溺死，被人救止，苏轼赠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爱水云乡”之句，子厚认为这是嘲讽自己，很不高兴。
说苏、章交恶，其实只是章打击迫害苏，苏轼则一直当子厚为朋友。
朋友变成的敌人，因为相知甚深，关注得格外细腻，整治起来自然整治得格外有“雅趣”。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苏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都是子厚的主意，拿他们恶作剧。东坡在惠州，做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京师，子厚又不高兴了，嫌老朋友在逆境中仍能快活，就再贬他到昌化。
政坛的事永远说不准。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章惇因反对传位徽宗，徽宗上台，立即把他罢相。政敌翻出更多旧账，结果被贬雷州。与此同时，苏轼遇赦放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六月，苏轼到达京口，子厚的儿子章援也在那里，他没有见到苏轼，诚惶诚恐地写了一封长信，为父亲求情。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苏轼将被起用。章援出于对父亲多年作为的了解，担心苏轼重新上台，会进行报复。章援的信哀凄动人，不亚于李密的陈情表。子厚的儿子，果然父风宛然。但这小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章猫逗老鼠似的拿东坡的生死逗着玩的时候，没见他为老师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章援以父亲的为人忖度他人，他把东坡看得太小了。《云麓漫抄》记下章援信的全文，为我们留下了珍贵史料。书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先生得书大喜，顾谓其子叔党曰：‘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立命从者准备纸墨，作书答之：
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可知。建中靖国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