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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政总长的熊希龄（1870—1937）。
资公在北京的两所大学短暂执教后，熊希龄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前秘书、《银行月刊》李编辑，于是他开始为《银行月刊》撰稿。熊希龄又把资公推荐给自己做财政总长时曾任泉币司司长的汇业银行北京分行李经理，资公从此进入金融界。有趣的是，熊希龄派李编辑说项，欲把甥女嫁给他。李经理也派部下作伐，欲把胞妹嫁给他。足见资公玉树临风之卓异神采，然而早已有了意中人的资公均一口回绝。
尽管不识抬举，资公还是凭着惊世才华，于1928年初春被调入汇业银行天津总行，并受命筹建奉天分行。然而资公迅即作出判断：经营不善的汇业银行难以维持到年底。正在此时，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1881—1976）因激赏资公发表在《银行月刊》上的文章，委托湖南人唐有壬（1893—1935）找到了他〔9〕。1928年8月，资公果断离开汇业银行，加盟上海银行〔10〕。从此以后，陈光甫对雄才大略的资公言听计从，上海银行也因此不断发展壮大。果然不出资公所料，汇业银行在1928年底前宣告停业。这不过是其超常预见力的牛刀小试，此后还将屡试不爽，而且平生决策无一失误〔11〕。
除了东北和四川两大区域，上海银行当时已在全国各大商埠开设了分行。1930年，陈光甫派资公去东北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尽管东北的银行同业热烈相邀，但资公的考察结论是：“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疱，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疱穿了再看。”次年果然发生了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资公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终于没有匆忙进入东北，这亦是大不幸中之小幸。”
随后陈光甫又派资公入川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这次资公听到了两种意见：船王卢作孚（1893—1952）力陈上海银行入川之利，银行同业痛陈上海银行入川之危。资公考察后力主入川，并提出具体方略。上海银行很快就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开设了分行。资公说：“这些分行的设立，其实具有战略意义。后来抗日战争爆发，重庆成了陪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有这些分行，很方便地将上海总管理处迁入四川，得益匪浅，此又是一个不幸中之小幸。”
资公屡屡言及“不幸之幸”，不自矜其能，不自伐其功，不以算无遗策自炫，极具为而不恃、功成不居的大宗师风范〔12〕。
三、外圆内方，狷介不苟
1931年1月26日夜间，日本记者高桥赶到闸北资寓，告知战事在即，敦促资公尽快搬进租界。资公全家于当晚入住英租界的亲戚家。仅隔一天，“一·二八”上海战役爆发，闸北江湾一带成了十九路军抵抗日军的主战场〔13〕。
1933年，资公被上海银行派往美国进修。先到旧金山，一位曾受聘上海银行的美国专家驾车带资公观光。“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他把车速开到每小时九十多哩到一百多哩，他是故意炫耀，我实在有些惊心动魄，但我也不肯示弱请其开慢点，不过我当时确实有舍命陪君子的感觉。”在温润柔弱的外表下，资公的内心竟如此坚毅刚强〔14〕。
随后资公抵达费城，进入陈光甫在美留学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沃顿学院。陈光甫当年的导师约翰逊教授受托指导资公的学习。约翰逊破例宴请资公，并允诺随时予以协助，但资公并未选修约翰逊的课程。“此举可能引起教授的不快，但我选的课程已满负荷，无法再选不愿学习的课程来使其满意。”这一细节，充分显示了资公外圆内方、决不曲己媚人的高贵品格。
1934年，资公由美赴英考察银行制度，游历欧洲后返沪。1935年春，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营不善，三百多万存款中的两百多万成了无法收回的呆账。资公临危受命，接任天津分行和北京管理行经理，还兼任中国旅行社华北区经理。资公到任后大展长才，不仅迅速扭转困局，而且从京津金融界异军突起。
1935年，资公频繁往返津沪两地，既要在天津分行独当一面，又不断被上海总行召回应对难题。因金融界普遍银根紧迫，资公建议上海各大私营银行摒弃私见，打破壁垒，师法日本劝业银行，联合成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不动产抵押银行，以各行不动产作抵押发行债券，把死资产盘活为活资金，摆脱银根不足、业务萎缩的困境。上海各大银行沟通磋商后，于1936年采纳建议并公推资公出任总经理。在向财政部、中央银行申请开业的同时，资公于开业前赴日考察劝业银行的制度设计。
赴日期间，一位反战的日本同学、评论家室伏高信对资公说：“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您得赶快回中国去，否则就可能当俘虏了。”
资公当即返回上海，这边也发生了变故。宋子文（1894—1971）同意银行开业，条件是由其弟宋子良出任总经理。各大银行窥破了宋子文插手并控制各大私营银行的意图，不得已撤回申请。资公返回天津的次年，战争全面爆发。不少金融界同仁避往后方，但资公坚守在沦陷区济世救民，每天中午主持天津银行界同仁的聚餐会。
1941年，资公到南京出差。湖南同乡、留日同学周佛海（1897—1948）找上门来，力劝他出任汪伪政府财政次长〔15〕。资公峻拒道：“我资耀华如果想做官，或发财，早就有机会，不必等到现在。”周佛海只好作罢。资公意识到这未必是周佛海的个人意见，若不及时离开，可能后患无穷，于是见机之先提前回津。夫人童益君赞道：“如果你做了汉奸，我立即与你离婚。”
1944年，伪华北政府经济总署成立伪华北经济委员会，京津金融界要人都收到了委任书。资公写道：“很明显，这是个伪职，如果担任就从此成了伪组织的一员。我很气愤，认为受了一次奇耻大辱，宁可牺牲一切，决不妥协担任。”他既未观望拖延，也不与同仁商量通气，当即挂号退回委任书。万勿小看这一细节，挂号能确保对方收到，避免遗失而导致误会，也许多一番纠缠，就有意想不到的变数〔16〕。
1939年，华北河流泛滥，堤坝决口，天津顿成泽国。英租界地势低，水深逾丈。上海银行天津分行在地势较高的法租界，居然没有进水，可以照常营业，但门口成了码头，职员上班、客户存兑都必须坐船。这可视为资公一生的注脚：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四、无往不胜，长袖善舞
1945年抗战胜利，有个施某宣布自己是国民党地下党员，声称奉中央政府之命，要天津各界推派代表，由他率团前往重庆商洽接收事宜。作为金融界代表，资公成了代表团四名成员之一。到重庆后始知，施某并未奉命，而是想借代表团抬高身价以谋私利。然而资公擅长变不利因素为有利条件，趁此机会从战时迁渝的上海银行总行携带十万法币回津。
不过回程颇费周折。由于重庆接收大员和各界避难人士急于赶往光复区，导致一票难求。资公敬重且交好的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1876—1951）也想尽快赶回天津复校。资公敬重且交好的老同学、湖南同乡范旭东（1883—1945）也想尽快赶回天津永利化学公司复工——资公留渝期间曾尽心尽力予以帮助，不料这位中国化工之父突发心脏病去世。
资公身为中国旅行社华北区经理，独自回津殊非难事，但他坚持要与另外三名天津代表一起走，真是侠肝义胆，轻利重情。好不容易争取到搭载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的包机，然而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超载，四人眼睁睁看着它起飞。孰料这架飞机因人员超载且携带大量金条，升空高度不够，一头撞上了秦岭。资公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为了尽快赶回天津，只能放弃直飞，绕道南京再转天津。然而资公突然发起了高烧，在从天津机场回家的车上已不省人事。富于戏剧性的是：多位名医正在资寓等他。这些名医都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主治大夫，日占时期避入天津租界成了资公好友。他们不请自来并非预知资公患病，而是为了打探重庆方面的时局消息以决定行止，结果在第一时间对资公实施了名医会诊：原来他身染美军士兵从南洋带来的登革热。此病死亡率极高，幸亏治疗及时，资公又一次从病魔手中夺下了索命牌。
资公养病期间，其部下按其筹划拓展银行业务。由于比其他银行领先一步用法币代替伪政权货币，再加上资公长袖善舞的金融韬略，十万元法币的功效被发挥到了极致，因而轰动平津。
1946年春末，资公的湖南同乡兼留日老友、中共地下党员沈其震（1906—1993）秘访资寓，一是要求资公在天津组织民主党派，二是邀请资公去就近的解放区张家口参观。资公应命其一而拒绝其二。理由是内战一触即发，张家口乃战略要地，万一战事骤起不能脱身，一己安危事小，不能在天津主持应对提存挤兑，责任至大。果然不出一个月，1946年5月底，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首先攻占了张家口。
1946年末，全国大中学生掀起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一二·九”运动，资公暗中资助费用，还把国民党追捕的学生留住在家，帮助他们潜入解放区或转移别处。风声走漏后，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向资公暗中通告，天津市长杜建时约见资公予以微讽。资公急电上海陈光甫，告以处境危殆，要求用出国考察名义把他调离天津，旋即离津赴美，前往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
一年多以后，资公谢绝美国的中国研究机构的高薪挽留，打算坐船顺路观光返国。因国共战局易势，夫人童益君电告资公，准备离津回沪。资公急电家中不可轻动，立刻放弃归途观光计划，改坐船为乘飞机，在平津人士纷纷弃家南下之际，他逆向而动回到了天津。
五、尽弃长才，知止不殆
资公急急赶回国内，余生尚有四十多年，他干了些什么呢？可惜资公轻描淡写地草草略过，令人不胜浩叹，复又思之憬然〔17〕。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各界人士弃家南下者更多。4月下旬，刘少奇赴津稳住工商界。5月2日，刘少奇（1898—1969）与天津工商界人士座谈，资公在座亲聆了这位湖南同乡的“剥削有功”论〔18〕。
1949年9月，资公受托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1950年春天举行的全国银行工作会议，通过了资公关于成立中国金融学会的提案，并命其负责筹备。金融学会会长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1895—1967）挂名，〔19〕其后循例不断易人，资公终生担任副会长。
1950年秋天以后，全国各省市分别开始且先后完成了私营金融业公私合营。1952年春，资公提议实行全国私营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国人民银行采纳并委派资公赴上海筹备，到年底全部完成。资公被从天津调到北京，出任公私合营银行总行副行长。这是资公最后一次建言。此时的资公刚过知天命之年，才智已臻巅峰，理应大展宏图，然而那双穿透历史烟云的无上法眼，业已看出世纪中点即世纪拐点。在此之前可以与言，故资公频频建言。在此之后不可与言，故资公转而沉默。然而其默如雷，震耳欲聋；大音希声，万世遗响〔20〕。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是资公一生遇到的最大考验。《天津日报》头版头条登出大字标题：“大奸商资耀华拒不坦白”。《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登出大字标题：“资耀华罪行严重，拒不坦白引起公愤”。“拒不坦白”说明资公不仅问心无愧，而且处变不惊。“拒不坦白”也可视为资公保持半个世纪沉默的别解，而且是渡过浩劫的最佳对策。有人对1957年资公未被划为右派深感意外，其实绝非意外。若非如此，就不是见微知著、明察秋毫、世事洞明的资公了〔21〕。
1959年，资公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并担任此职直到1996年去世。他先后收到过周恩来到朱镕基三位总理签署的任命书，被称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公务员”。〔22〕资公曾以不是党员坚辞此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1901—1981）说：“这是周恩来点名任命的，会配备党员副主任和党员秘书配合你工作。”于是资公坚持要党员副主任全面负责行政、管理和人事，自己仅仅主管搜集近代货币史资料〔23〕。
资公心无旁骛地投入整整三十年时间，主编了数百万字巨帙的《钱庄史料》、《清政府统治时期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二辑）、《清代外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