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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七十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丁玲与周扬
？ 秦林芳
建国后，“文艺界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说周扬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七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1〕。丁玲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曾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且曾担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实职，在周扬看来，丁玲有“一派”。再加上三四十年代的恩恩怨怨，于是，周扬便将斗争矛头指向丁玲，以达到排斥异己、扩大阵地、巩固自己在文艺界领导地位的目的，所以，“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是周扬的责任”〔2〕。郭小川在1967年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也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那时，文化部不太听周扬的，管事的副部长钱俊瑞是闹独立性的……原来文化部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1954年或1955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其他协会归文化部管。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1955年底，康濯写了—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有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玲是杀鸡给猴看，把作协的阵地抓到手上来。〔3〕
夏衍说过：“十七年中，如果不是周扬同志领导文艺界工作，而是什么李扬、王扬……恐怕挨整的人会更多。”〔4〕话虽这么说，但如果不是周扬具体策划、组织的话，胡风、丁玲、冯雪峰等未必一定成为被攻击的首选人物。丁玲的挨整，与周扬有着直接的关联。
周扬与丁玲本是在“左联”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丁玲1933年5月被捕之后，正是由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一职。1936年11月，丁玲出狱后先期到达陕北；半年多以后的1937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
据黎辛回忆，在延安时期，丁玲对周扬印象就不好。1942年春的一天，黎辛去丁玲处送稿、取稿，遇到欧阳山在那里聊天。那时，周扬在窑洞外喊“丁玲同志”，欧阳山问谁来了，丁玲答曰：“会演戏的。”这种看法较早见诸文字的，则是在丁玲的日记和书信中。
1948年7月5日，为了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辗转来到山东胶东地区，在那里，“胡考和雪苇都问到周部长，问是否作风有改变，我无法答复，只说了些他的长处。每当这种时候，就使我为难，我得违心的说话”〔5〕。
在出发以前，周扬曾挽留她“搞文艺工作委员会，意思是诚恳的，他说我走了就没有人搞，无人可搞”〔6〕。10月，辗转来到哈尔滨的丁玲却致函陈明，希望他来东北，原因之一是，“我实在不愿回去和那个人（指周扬——引者）在一起”〔7〕。
丁玲对周扬不满，从可考的资料来看，其原因当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延安时期关于“暴露”与“歌颂”之争。1941年，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提出“然而太阳也有黑点”，意在要求文艺家对生活不要求全责备。“文抗”的舒群、萧军等五人联名，写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恨，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据说，丁玲也参加了与这五人的讨论，最后文章发表时才划去了名字。
二是后来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丁玲在1948年6月14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周扬挽留我搞文艺工委会，甚诚。但当我说到我的小说已突击完工时，他不置一词。我知道他的确是愿我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但他对我之写作是有意的表示着冷淡。”〔8〕
丁玲写完书稿后复写了两份，将一份先交给周扬看，周扬压了几个月未作表态。后来丁玲在胡乔木的支持下，将书稿带到东北，于1948年9月由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初版。在出版半年后，当时住在沈阳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的丁玲，在去大和旅馆看望代表党中央专程来沈阳迎接著名民主人士去北平的林伯渠时，从林伯渠处，丁玲还得知这样一条消息，丁玲记述道，林“告诉我，江青一看见他就告诉他我这本书很好，周扬压住不印”〔9〕。
按说，在正常的情况下，文艺观点的讨论甚至争论，本也不该影响到当事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而周扬对丁玲书稿的态度，其实同样也只是“果”而不是“因”。丁玲和周扬相互不满的真正原因，实际上还在左翼文学内部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它与1935至1936年“两个口号”的论争有着直接的关联。那一场论争爆发时，丁玲尚被软禁在南京，自然没有卷入。但是，作为自认喝过鲁迅乳汁的鲁迅的崇拜者，作为冯雪峰心心相印的知音，作为胡风的友人，丁玲连带着对周扬有了隔阂，而周扬连带着对丁玲也有所戒备，对于有着浓重的血缘宗派传统的中国文坛来说，本也在情理之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开始之后，丁玲迅速联想到“一整胡风，我就预感到有人不会放过我的”〔10〕。这种不祥之兆的产生，正是源于对文坛内部宗派因素的体认，而事后发生的一切，却无情地证明了丁玲预感的正确和中国文坛宗派主义的存在。
对于丁玲1955年以后开始的长达二十余年的悲剧命运，周扬作为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领导者、执行者，是难逃其咎的。“文革”爆发以后，周扬也遭到了厄运。“文革”噩梦结束后，丁玲对周扬多有期待。1978年10月，尚在山西农村的丁玲派女儿去见周扬。但周扬却说，丁玲“四十年的表现，可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这使丁玲痛感“周仍坚持错误，对我毫不放松”，并发出了“此等人为什么要去见他！”〔11〕的感慨。
果然，1978年12月，陈明赴京向党中央和有关组织呈递丁玲的申诉材料，要求给“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平反时，丁玲特地在给他的信中说：“勿须去看‘周伯伯’，要祖慧不要再找他。”〔12〕在写那封信的两天后，曾是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的女作家刘真来访，谈到谷屿等被划为右派后的凄惨境遇，丁玲“心中实在难安。那些两面手，心毒手狠，害了多少人，把一群曾经受过党多年教育，有才华的年轻人都毁了！现在好不容易留得一条命，但也同我一样，大好的时光都在折磨中消蚀了。使党的文艺工作伤了元气，受了大损失！这群人到现在还继续为恶，我真心痛！”〔13〕这里她所说的那些心毒手狠害过许多人而现在还继续为恶的“两面手”，显然应该包括周扬在内，甚至可以说主要是针对周扬的。
1979年初，丁玲回到北京后，在日记中仍然多次表现出对周扬的不满和反感，态度相当激烈。1月26日晚，丁玲写道，在“电视中见到周，依然仰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谣传将出任部长”〔14〕。2月27日，“读着周的大文，仍然是空话大道理连篇”〔15〕。
但是，两个多月后的5月9日下午，作为受害者的丁玲却出乎他人意料地去拜访了曾经作为施害者的周扬。据甘露回忆，那天上午，她接到陈明电话，说丁玲有十几年没有和周扬见面了，想到北京医院去看看他，并邀甘露一并前往。下午三点，他们一行三人到了二楼周扬住的病房。门开着，周扬和夫人苏灵扬看到三位来客，走过来招呼他们进屋坐下。丁玲说，前几天听说你住院，并且一两天内要去日本，所以特来看望。接着，她又问了周扬的病情，表示慰问。
周扬说，这次住院没什么大病，是来检查身体的。访问日本的事，已经确定了时间，不能不去。接着，他谈起自己在“文革”中被迫害的遭遇：造反派把他打成假党员，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又说，夏衍的腿也被造反派打坏了，现在也在这个医院里治病，建议她顺便去看看。丁玲与周扬谈了大约半个小时，就起身告辞了，周扬一直把他们送出走廊。丁玲到楼下去看夏衍，见他那儿人很多，只打了个招呼，互相握手问候一下，就告辞了，主人也没有挽留〔16〕。
甘露陪丁玲去看周扬前后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在接到陈明电话后，她想，长期受磨难的丁玲能够不计个人恩怨，在自己宿疾缠身的情况下，主动去医院看望周扬，确为难得。这应该成为文艺界老一代领导之间加强团结的一个新起点，她为此感到很高兴。她本来以为自己能够分享他们劫后余生、久别重逢的喜悦，但是在这半个小时里，她却没有感受到喜悦的气氛，而只感到惘然。
丁玲主动去看望周扬，这一大度的举动中所包含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外人是很难窥其堂奥的。不过，这大概与周扬此时对自己以往做法的反省、忏悔有关。1979年3月，在《文艺报》座谈会上，周扬“讲到那场反右斗争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地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他讲得诚恳而沉痛，流着眼泪向受害的同志道歉”〔17〕。也许丁玲以为他真的痛改前非了，因而想借这个机会去亲耳听听他的道歉，去听听他亲口告诉她，五十年代的事他做错了。只要这样，她和周扬在度尽劫波以后，也就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但是，丁玲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
作为受害者而主动去向周扬示好，这对要强、好胜的丁玲来说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的，而周扬却没有向她做出相应的反应，这就不能不使她感到失望和憋屈。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夕的一天下午，周扬曾经到过丁玲家中，向陈明解释为什么没有让他当文代会代表。那天，丁玲不在家。事后，她激动地对友人说：“他不是来看我的。要是来看我，事前打个电话，我就会在家里迎候他。打电话是举手之劳，又不要他自己动手，有秘书嘛。他是专来向陈明作解释的。说不定知道我去政协开会了才来呢……”〔18〕至于周扬是不是借向陈明解释之由来看她，或者为了向陈明解释而顺便来看她，或者如丁玲所说根本不想见到她，因为周扬已故，这些都确实不好坐实了。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丁玲充满“恶意”的揣摩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她对周扬反感的加剧，这从反面使她进一步激发化了宿怨。
带着这种心理，在同年11月8日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在事先没有安排的情况下，丁玲作了一个即席发言，后以《讲一点心里话》为题，发表在当年《红旗》第12期上。在这个发言中，丁玲当着在场的周扬，树起了“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的大旗，并且相当深刻地指出：“有了权再搞宗派这就可怕了，到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文艺见解的问题了。不是这个了，而是要在这里面争权。”
对于熟悉中国当代文坛掌故的在场作家来说，谁都能领悟出她这些话的所指，这话说得很解恨，但也合理。在发言的最后，她还驳斥了《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一文中周扬所说的延安有“鲁艺”与“文抗”两派的观点，与周扬公开唱起了对台戏。丁玲为了与周扬叫板，开始有意置某些基本的事实于不顾，其中所贯穿的是类似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反驳式思路。这就透露出了一个相当严重甚至相当危险的信号：她对周扬的反击已经开始变为情绪化的对着干。
周扬晚年多次坦白地解剖自己，多次向包括冯雪峰、胡风等在内的受害者道歉，但对受害很深的丁玲却没有表示过歉意。非但如此，他还在丁玲平反问题上频繁设置障碍，一直坚持认为丁玲在历史上有问题，直到1984年中央给丁玲的历史重新作出结论时，还持不同意见。因此，丁玲至死对他也不能原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晚年的周扬也是复杂的。他虽然在丁玲问题上仍然有“左”的一面，有失误的一面，但从总体上来看，他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所扮演的却是一个先锋的形象、一个不懈的探求者的形象。1979年5月，在全国社科界纪念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