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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酣睡的国人，得到的却是误解多于同情、怨恨多于激赏。事实也是如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得到民众包括知识分子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长期流亡海外，无法直接领导国内的斗争。由于自身的经历和传统士大夫的局限，孙中山和知识分子的结合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认同和信任的过程。此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目标成为了众人共同的革命理想，其理论要义成为了革命者尊奉的信仰，其本人也完成了由先知先觉向众人拥戴的革命领袖的转换。
孙中山先生于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因家贫，九岁始入村塾读书，所习功课不过《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选读等这些常见的发蒙读物，到十三岁就已赴檀香山〔2〕。从十三岁到二十六岁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是孙中山接受教育的主要时间。孙中山求学的时段，对于同年龄孜孜矻矻于科举路上的士子来说，十三岁是学习八股文、试帖诗为进入科场进行准备的时期；那个时代考中生员即秀才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考中举人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岁，考中进士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五岁〔3〕。以此之故，余英时先生认为：“孙中山先生受的教育主要是在香港和檀香山。他基本上没有受中国古典式教育，但经过用功自修，而且有许多朋友是受旧式教育的，包括梁启超、章太炎，因而受他们影响很大。”〔4〕可以说，在知识结构方面，孙中山所接受的最为主要的那部分知识是同中国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内容。而且孙中山在海外的时间很长，幼年所接受的一点皮毛的传统知识也渐已忘却，后来不得不重新学起，还曾经请区凤墀做自己的汉文教师。孙中山曾自述：“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5〕又曾说：“尝效村学生随口读过四书五经者，后忘之。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众大笑）。”〔6〕这说明，幼年时期的所学几乎全然忘却，以致对于传统知识的了解居然要通过英文的转译来获取了。这样的事情无独有偶，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人也是极为正常的。容闳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且甚于孙中山，几乎连语言也要忘了。不仅如此，无论是从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思维方式上，孙中山已经成为迥异于传统士人的当时尚属少数的西方式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和新潮人物傅斯年也是自愧弗如。胡适在1929年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傅孟真说：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孟真此论甚中肯。”〔7〕近代学人中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新见迭出的唐德刚先生更是认为：“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modern man；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决议；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如果办不到，则假民主便远不如真独裁之能富国利民。中山先生之所以亲自动手来翻译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而名之曰《民权初步》，就凭这一点，读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能及。”〔8〕然而正是这一点，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却成为了孙中山同传统士人交往的障碍，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还有后来成为革命派的吴稚晖等人。
中国的传统士人对西方的承认和接受，经过了几个阶段，在这一时期，丰富的西学知识还没有成为孙中山优越于他人的资本，相反，这样的人物是被排斥在当时的主流之外的。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理念和士大夫对于君国天下的责任感，是传统士大夫区别于其他阶层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在近代以来对于西方知识的认同和赞赏大都是在现实中接触到西方的物质文明之后才发生的。如康有为是途径上海目睹其繁盛，从而购求西书进而探求西学的〔9〕，但他们对于西方的认识往往既不全面也并不准确。梁启超说：“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复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术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10〕另外一些接触西方知识较早的是一些并不为传统士大夫所看重的所谓边缘人士，包括通商口岸的一些买办等或者不能在科举路子上取得进展的士人，或者是一些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抛弃为世所重的举业的贫苦子弟。可以说，尽管接受西方知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但是没有传统功名却是极难获得入仕之路的。即使已经取得传统功名并进入仕途的，如郭嵩焘，他对西方有些赞同之处，却因此成为被士人攻击的把柄，难得施展。而西学知识丰富如严复，并没有合适的职位可以充分展其所长。可以说，当时这些西学人士实是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孙中山同传统本来就没有多少联系，那么，他希望用传统的求助于当道的方式，以向李鸿章上书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自然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与把握。他知道西学已是中国所必需，对自己的西学知识也颇为自信，他也十分清楚这样的方式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说：“吾辈革命有二途径，一为中央革命，一为地方革命。如此次条陈得李鸿章采纳，则借此进身，可以实现中央革命，较为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11〕无奈此路不通，孙中山不得不走上了一条十分艰难的革命道路。“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而以应时势之要求”〔12〕。孙中山当时只是开风气而已，至于革命的胜利则还需要仁人志士的赞襄和全国人心的转向，而当时这样的条件并不具备。
孙中山早期的知交大都是边缘知识分子，如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等。他们在社会背景、生活经历、思想认识等诸多方面同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差别甚远，不易沟通，因为“如孙中山、杨衢云和谢缵泰，他们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国外渡过的，他们只是粗浅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有些人甚至互相通信也用英文”〔13〕。然而他们对于西方的认识却更为全面、深刻，对西方的侵略有切肤之痛，“他们从旅行、在外国学校读书、同外国人接触当中获得了新思想。他们都目击殖民地的物质文明和殖民政府对中国人的歧视”〔14〕。中国近代以来，国人接受西方信息的渠道、时间、强度不同，自然引起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沿海和通商口岸一些原来并非主流的边缘人士成为最早接受西方知识的先驱，随着尊西崇新潮流的兴起，他们的地位才逐渐上升并越来越占据主流。所以，孙中山早期的活动之所以失败，实是由于主、客观条件都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而后来革命一日千里的发展，也同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从客观方面来说，当时的人心并不倾向革命，赞成革命者甚少。孙中山追述当时的情形时说：“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顾忌。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15〕而且，革命失败后也不为一般人所理解，以致“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16〕。此时处于革命的艰难时期。孙中山说：“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余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基、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又有保皇党发生，与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武装反清，在当时人看来，无异于“作乱谋反”，以致“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孙中山虽在海外不辞劳苦，热心鼓动，却鲜有效果。当时在欧洲的华侨很少，难以开展革命活动，“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锢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17〕。在各种力量沉寂之时，孙中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有着反清传统的会党身上。因为会党一般总是处于统治者的对立面，且反清余绪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时断时续地延续着。孙中山说：“余所持之主义，能相喻者，不过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于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从联络会党入手。”〔18〕“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19〕
从主观方面来说，孙中山的思想尚未成熟。即以“革命党”一词，也是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等流亡海外，在神户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脑孙逸仙抵日”，他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20〕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尚不系统，还没有完善。孙中山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21〕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客观革命形势的成熟，还要有相当的革命主观力量的凝聚，而这些条件都要等到孙中山和革命知识分子结合之后才真正实现。
然而，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举步维艰之时，国内形势逐渐地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影响人心和形势甚大的士大夫的思想转变。
甲午之后，中国的士大夫为之一变，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22〕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发表，肯定了西学的使用价值。西学正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提倡。
庚子之后，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重大的权势转移，整个思想界由对旧的迷恋转移到对新的崇拜，尊西风行。海关的报道指出：“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及商人阶级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方的人几乎不见了。”〔23〕
思想一变，其他一切随之而变，尤其是评判事物的标准。对于革命，人们的看法也已悄然发生转变，正如孙中山所说，“经此失败而后（指惠州起义），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24〕。形势于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对革命有利的转机，尤其是士大夫和留学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同情。“庚子以后，满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