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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祥所以能在那种黑暗的政治环境下仍有外交上一番作为，还因为他深受一个人的影响，这就是他奉为恩师的许景澄。
1884年，许景澄才三十九岁，便出任驻法、德、意、奥、荷五国公使。
许景澄一心要栽培陆征祥，但又极讨厌拜师或结金兰一类陋俗，便对使馆其他人说因陆是新人，需对其格外多加指点。陆征祥到了公使馆后，每天晚上都去许公使的房间，听公使向他传授外交礼仪，解答疑问。
一次许公使讲到这么一件事：中国驻法国的使馆当年租的是巴黎民房，租约到期，中国公使退房，房东却不接受，声称要中国方面修缮后才能接受。原来中国使馆从门房到公使个个吸水烟，把滚烫的水烟筒乱放，结果连地板都弄脏了。使馆的差役疏于打扫，房东家里几代人挂在墙上的画也被虫蛀坏了。房屋被糟蹋成这样，房东怎么不气呢？许景澄把这讲给陆征祥听，告诫他不要不拘小节，不能蹈其覆辙。他对陆征祥说：“我不会要你一开始就做大事或难事，只要求你从平常之处做起。首先从‘不’字做起——不吸大烟、不赌、不去声色场所，你做得到吗？”他还告诉陆征祥外交非立时可学，外交人才亦非立时可造。“你若有志，当潜心用功，仔细观察”。陆征祥把这些记在心里，努力照办。
正是由于师从许景澄，陆征祥才走上了职业外交家的路。他后来在外交工作中，无论做公使还是做总长，都不忘教诲，一方面努力吸取欧洲诸国之长，改良中国的外交；另一方面在造就外交人才方面强调德才并重，颇有成绩。
陆征祥非常感激爱戴恩师，他把任驻荷兰公使的第一个月薪水全用来铸印有许景澄头像的银质纪念章，并将其分送国内友人和欧洲一些国家元首，以示对许景澄栽培之恩的感激和对恩师的怀念。1931年，为纪念恩师遇难三十周年，身在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的陆征祥撰文纪念许景澄，还将祭文译成英、法二种文字并附许的照片，自费刊印成册，在欧洲广为散发。我在《一士类稿·一士谈荟》（徐一士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中看到该文，兹将其全录于下：
呜呼吾师！自庚子七月初四日吾师捐躯就义，至今已是足足三十年矣。回溯在俄时，勉祥学习外交礼仪，联络外交团员，讲求公法，研究条约，冀成一正途之外交官。祥不才，抱持此志，始终不渝。吾师在天之灵，想鉴之也。己亥春，祥与培德结婚。吾师笑谓祥曰：“汝醉心欧化，致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尔时年少未有远识，未曾措意。丙寅春室人去世，祥以孑然一身，托上祖庇佑，居然得入本笃会，讲学论道，以副吾师之期望，益感吾师培植之深厚，而为祥布置之周且远也。呜呼！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今先后俱天国，而祥独存，岂不悲哉？虽然，祥以衰朽多病之体，自入院后，除朝夕诵经外，与拉丁文道德学哲学神学以及新旧圣书等，无不竭吾智能，以略探其精微。历时非为不多，用力非为不勤，数年以来，不唯无病，且日盖强健，此上主之赐。九泉之下，吾师当闻之，当亦为之快慰。祥惟有永遵主命，日颂主名，以终吾年耳。本笃会修士门人陆徵祥谨述。夏历己巳七月初四日。
三
陆征祥出任驻荷兰大使后，到海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房子做使馆。离开彼得堡前，他就向国内定制了家具陈设，又在荷兰定制了两辆马车。由于使馆布置精美，马车气派豪华，一时海牙人都说中国公使是大阔佬。
陆征祥在海牙打肿脸充胖子讲门面，再精打细算，一个男人毕竟无法考虑得周密，多亏他有一贤内助。
还是在彼得堡，陆征祥认识了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一个亲戚——培德·比夫小姐。培德的祖父和父亲均系比利时的高级军官，她本人举止娴雅，又有几分家传的刚毅。陆征祥对培德一见钟情，一生都敬爱有加。
培德身材高大，而陆征祥则清瘦且个头不高，那种年代，这种涉外婚姻的确罕见，他们竟能和美融洽，更是令人称奇，他们婚后一直无子女。 在他们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中，培德无怨无悔地分担陆征祥承受的种种误解和中伤。在他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俗不出门，不入社交。二十七年里，他们心心相印，同甘共苦。陆征祥任外交总长，培德也跟着回到中国。由于培德深居简出，许多人都以为陆征祥的太太不愿来中国而愿留在国外。那时中国的良家女子是不在外面走动的，陆征祥素来喜欢散步，在北京就只好一个人从事这运动了。据陆征祥的回忆录，当时北京人看到他散步就说：“陆总长想老婆了，想得吃不下饭，整天在外转悠。”
1926年4月26日，培德在瑞士去世，陆征祥马上辞去公职（他当时任中国驻瑞士公使）为夫人守丧。次年，他送夫人灵柩回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培德下葬后，陆征祥的红尘生活也结束了。1927年7月5日，他进了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同年10月，他经过更衣礼后成为一名初级修道士。1929年1月，他行过发终身愿礼后成为正式修道士，后升为司铎，1945年被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
自他发愿进了修道院后，世俗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
二次大战中，日本侵略了中国，远在欧洲的陆征祥无法心如止水。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并以“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向欧洲妇女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他写道：“我们中国为求自己生存而战，也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战，我们中国是在为全世界的公义和利益而战。”
他呼吁道：“不要间接地帮助日本空军杀害我们你们为你孩子买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钱马上就会变成上千上万的炸弹落在我们国土上使我们幼小的孩子惨遭杀害……”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后，圣安德修道院被充做德军的军营，修士们全被赶出修道院。在那些岁月中，陆征祥和比利时人民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许多努力反抗侵略者。他常组织人们一起祷告，借此与大家互相鼓励，通报消息，因此还被盖世太保抓去审讯。盖世太保向他宣布：不得以任何方式组织聚众布道。陆征祥一直没有退缩，仍然和修道院的修士们一起，走到民间，以他们的方式点燃人们的希望，坚定人们与法西斯抗争的信心。
1945年，二战结束。陆征祥无限感慨地写道：“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
1949年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按本笃会规定，修士死后不得摆放花圈挽联，故陆征祥的追思礼拜上灵前无他物，仅有比利时国王送一花圈，还是修道院破例收下的。修道院的地下墓室有几十个墓穴，第一行第一孔葬了前任院长，陆征祥安葬在第二行第一孔。中国清末民初的第一外交家就安息在这里了。
（《陆征祥回忆录》（Lou Tseng…Tsiang： Souvenirs Et Pensées，La Societé St。 Augustin；1945）
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
？ 张晓唯
一
在近代教育史上，一所大学对其校长的信任和依赖程度之深、以致于这个位置竟非他莫属的极端事例，似乎当属1923年初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在他与北大师生之间就去留问题所展开的交涉和“周旋”了。此一过程迁延数年，几乎横贯蔡氏不得不“暂居校长之名”的整个时期，直到1927年夏季奉系势力入主北京，“整合”国立各校，蔡元培的校长名义才在事实上不复保留。
有一个细节常常被忽略：蔡元培自1923年1月18日晨离京（前一日提出辞职），至4月6日晚乘海轮南下上海，其间在天津暂住了两个半月之久。在民国政坛上，津门之于京都，具有可进可退的地利之便，往往是隐忍韬晦以静待变的中间过渡之所。蔡逗留津沽七十余日，超过他已往历次辞职居津的时日。他愤于教育总长（提名人）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致使与北大关系密切的罗文干再陷囹圄，是引发其辞职的直接的政治原因。应当说，蔡元培断然辞职离京后，需要观察后续事态的发展，希冀局面有所转圜，必要时返京交接职务以及筹谋未来的行止，这些似是其久留津门的可能原因。这也就意味着蔡氏具体行事与公开宣言之间尚有一定弹性和回旋空间，并非像外界通常理解的那样“决绝”和剑拔弩张。
蔡元培的辞职，仍旧引来北大师生新一波挽留校长的抗争，学生们罢课请愿，教师们函电交驰，北京教育界“驱彭挽蔡”一时间颇具声势。大总统黎元洪的态度饶有意味，对蔡、彭二位均予“慰留”，彭氏进而正式履职。如此局面，使蔡元培返京之路被阻绝，至迟到1923年2月底他便下定了远走欧洲的决心，随即向远洋客运公司询问赴欧的船期。此后，他与李石曾访晤寓居天津英租界小营门的北洋政府前财政总长张弧（岱衫），几年前为印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蔡、张之间曾经愉快合作。据蔡日记载述：张“知我要赴欧洲，说愿助点旅费，行期定后函告”。这期间天津《益世报》也刊出《蔡孑民将乘桴浮海，津门不愿久留》的消息。3月下旬，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原教务长顾孟余等人来津与蔡元培面谈，显然他们的核心话题应是如何维持校长出走后的学校局面。不久，蔡离津赴沪，暂住科举同年好友、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寓所。
二
在上海这座熟悉的城市，蔡元培的活动范围大为扩展，他的思绪也开始逐渐摆脱来自北大校务方面的困扰。他首先联络国民党内的同志，先后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聚谈。此时，在广州的孙中山委托北大教授石瑛转致蔡元培一函，请他来穗翊赞军政要务。蔡复函以儿辈将赴欧留学需要照料、自己拟撰一书须在欧洲收求资料为由婉言推脱，内中特别提及，“现在军务倥偬，麾下所需要者，自是治军筹款之材，培于此两者，实无能为役。俟由欧返国，再图效力，当不为迟”〔1〕。蔡氏早年投身反清革命，与光复会乃至同盟会皆有颇深的关系，可谓江浙一带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但自“二次革命”反袁（世凯）以来，虽然大体上与孙中山共进退，不过在具体方略上已然舍革命而趋向“改良”，尤其对孙中山以“护法”为旗帜另立南方政权之举不甚以为然。1922年间北方“法统重光”之后，蔡元培曾公开领衔发表通电，要求孙中山结束护法共谋统一大计，招致南方阵营一片声讨，章太炎甚而斥蔡“身事伪廷”。蔡氏任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纵然具有国民党的背景，然而面对诸多政治问题其表现则更像一个“自由人”，这未始不是他深得自由知识分子拥戴的重要原因。此刻，他婉言回绝孙中山的招请，似乎仍是“自由人”的惯性在起作用。
在同盟会暨国民党内，蔡元培的资历和地位比较特殊，不过就人际关系而言，他与曾经旅居欧洲的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及张继等人相对来往频密，在志趣上也有不少共同点，其中他与早期的汪精卫还建立起合家之好。蔡元培辞离北大来到上海，安顿下来后首先拜访的就是汪精卫夫妇，他的回复孙中山的信函也是托请汪氏转交。稍后，汪精卫给回绍兴家乡小住的蔡元培发来一信，内云：“兹有恳者，蒋君介石，为十余年之同志，现任大本营参谋处长。盖自六年以来，粤中军事计划，大半皆其手创，为中山先生军事辅佐之数一数二之人才也。去年丧母，曾托铭乞先生为作传略，铭迫于事，忽忽不果。今渠复申此请，铭前曾已为作墓志铭。以蒋君之为人，及其太夫人之贤行，似可不辱先生之笔墨。如承俯允撰就寄下，以便转交，不胜感荷。”〔2〕蔡元培是否应汪所恳请为蒋母撰写了传略，如今已难以查考，但蔡开始知悉或留意党内“新秀”蒋介石其人，汪氏此信无疑起到了中介和提示的作用。蔡、汪何曾料想到，仅仅三年之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