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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留意党内“新秀”蒋介石其人，汪氏此信无疑起到了中介和提示的作用。蔡、汪何曾料想到，仅仅三年之后，他们的政治定位竟要以这位当年的“参谋处长”为其主要坐标了。不过，蒋氏“未发迹”时要透过汪向蔡老前辈讨“笔墨”，证明蔡、汪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直至三十年代中期汪精卫负气辞去行政院长避居青岛，蒋还须求助蔡元培前往劝留，当然这已是后话。
在上海，蔡元培还访晤了一些文化教育界的旧友，其中即有国学大家王国维。1923年4月末，蔡前往爱俪园访王不遇，留下一信，王见信来访，隔日蔡又回访，二人作一夕长谈。蔡日记载曰：“看静安，彼对于西洋文明很怀疑，以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颇觉悟），又深以中国不能防止输入为虑。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彼言素未研究。询以是否取孔学，彼说大体如此。彼以为西人之病根在贪不知止。彼以为科学只可作美术观，万不可应用于实际。”〔3〕蔡的记载虽简略，却颇得精要。同年晚些时候胡适也同王国维有一番深谈，胡适日记撮录王的观点与蔡所记相当地吻合。显然，王国维的西洋观与蔡、胡等“北大派”明显相左，看重“学诣”的北大当局却从1918年始连续四年苦苦相邀，直至静安先生应允担任通讯导师。北大视王为纯正学者，余所不计；而王视北大为学术与政治的复合体，取舍两难，双方关系曲曲折折不甚自然，症结在此。蔡元培访晤王国维，固然是他“学术至上”理念的表现，也多少显现出蔡早年与罗振玉交好生发的情谊延展。
蔡元培还拜访了另一位科举同年徐仲可夫妇和他们的公子徐新六，多年的私谊使他们玉成了蔡氏的第三次婚姻。新娘周峻，字养浩，小蔡元培二十四岁，精通英语，雅好美术，曾是蔡在爱国女学任教时的学生。自1921年初蔡元培接连失去黄仲玉夫人和从弟蔡元康以后，其来自家庭和亲族方面的助力大大减弱，忙于公务之余，蔡的私人生活不免孤寂落寞。周夫人的到来，结束了此般处境，时年五十七岁的蔡元培重享家庭的温情和欢愉。蔡曾经多次公开表示过，理想境界的社会里，婚姻和家庭可以免除，代之以自由组合的类似“公社化”管理形式云云。其立异标新的超然姿态，耸动视听，蔚然成为一派思想时尚，因之贻反对派以不少攻击的口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确乎是一位恪守规范的传统君子、亲和现世的“俗中雅人”，文人们的放言高论与实际抉择间本来就未可等量齐观。颇有意味的是，蔡元培这段时间游走于沪、杭、绍（兴）之间，为他的婚姻和出国进行准备之际，已经向北大请长假而到南方修养的胡适又常常伴随其身边，就在蔡、周交换庚帖前两日周家招宴未来女婿的场合，这位蔡先生的“忘年交”竟充当起男方的“陪客”，蔡、胡交谊于此亦可见一斑。当然，专程到苏州留园出席蔡元培婚礼的宾客中自然少不了张元济，如同历次负笈远行均需商务印书馆在经费上援之以手一样，蔡元培计划中的欧洲之行，再次得到张元济预先支付的稿酬和薪水。
三
不过，北京大学师生挽留蔡校长的决心异乎寻常地执著和坚定，来自北方的劝归活动始终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企望开始新生活的蔡元培。就在他离校的第二天，北大全体教职员大会通过决议：除蔡元培外，不承认任何人为北大校长。北大学生会更发表宣言称：倘若政府方面另行委派校长，“则唯有以极激烈之手段对付，誓以三千学子之热血，涤此大学历史之腥膻！”北大评议会对于走马上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采取了完全不合作的立场，“无日不以驱此恶物为职志”。据传，彭允彝曾先后试图由章太炎、章士钊、杨度等取代蔡元培，却均未能如愿。当年五四纪念游行，北大等校学生冲击并捣毁彭氏宅邸。面对如此“骠悍”的北大师生，政府当局只能“俯顺舆情”保留蔡校长职务，不敢有丝毫造次。如此一来，留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劝请蔡氏收回辞意，返校视事了。而首要的急务是，在蔡回归之前如何维持校务？蔡元培辞职未获允准，对北大校政仍负有责任，也就不得不一再通过函电交代“善后事宜”。1923年4月间，他致电北大评议会，指定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蒋随即复电，坚称只肯作为蔡的个人代表留守校务，而“兹命代理，于学校、个人均感不易维持……惟长夜梦多，当求万全之计”。蒋梦麟显然不愿给政府方面以可乘之机，蔡只得同意。到了5月下旬，北大师生确切得知蔡元培将远走欧洲，又纷纷致电，恳切陈词，请其务必“打消游意”，甚至在电文中出现了“至万不得已时，则虽以实力阻先生之登舟亦有所不辞”的“失检之语”。蔡元培留学德国时的好友、时为北大教授的顾孟余也致信给蔡，“劝其暂缓行期，以待时局之变”。由此可见，教职员和学生们对蔡校长的殷殷之情。
6月中旬，彭允彝终于去职，北大师生分别派出代表陈启修、李骏等人“到浙迎驾”，劝请蔡元培返校复职。面对变化着的时局和师生代表的真情相劝，蔡元培本已坚定了的去意又呈现松动迹象，他表示“政局如有清明之端绪，则我于赴欧以前，一度进京亦无不可”。闻知此情，老友张元济迅即来函相劝：“知兄将有北京之行……今之政府，万无可与合作之理，能则摧灭之，扫荡之，否则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辞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终自坚持也。”张元济早先亦是政治中人，作为“戊戌孑遗”转而从事出版事业，身居沪上，与南方党人多有来往，对北方政治有旁观之智。来自老友的提醒，促使蔡元培改变主意。此时，曹锟贿选丑剧已徐徐启幕，贸然北返更非其时也。于是，蔡不得不违拗北大上上下下的好意，断然决定径直启程赴欧。张元济再来一函：“我兄北京之行，业经作罢，闻之甚慰。此时都中只可谓之无政府，迁流所及，恐尚有不止于摧残教育者。狂澜既倒，固非只手所能障而挽之也。”蔡元培身边有张元济这样透彻的政治观察家在，他也只能有负于北大师生的一片痴情了。
启程赴欧之前，蔡元培接连分别致函北大教职员、北大学生和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提出了他的“根本解决”方案：“对于北大及其他北京国立各校之根本救济，鄙意宜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关系，而别组董事会以经营之……（北大方面）董事会未成立之前，拟请教务长、总务长与各组主任会设委员会，用合议制执行校长职务，并请委员会公推主席一人代表全权”，如此进行，“培一人之去，又何关轻重耶？”他告诫说：“国立八校当此危险时代，若不急筹高等教育独立之良法，势必同归于尽。”而对于北大学生，他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大学教授由本校聘请，与北京政府无直接关系，但使经费有着，尽可独立进行”，应别组董事会以维持和发展校务，“但董事会未成立之前，不能责诸教授为无米之炊，似可以学生诸君暂任之。姑以二千五百人计，若每人任筹三百元，即可得七十五万……培以为电报政策、群众运动，在今日之中国均成弩末。诸君爱国爱校，均当表示实力，请于维持母校一试之”〔4〕。
蔡元培对于北京政府的极度失望，导致了“教育独立”（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独立）的构想和诉求，其中固然有受到欧美教育理念影响的因素，但此时提出这样的方案，却是现实中被逼无奈的结果。作为国立大学而与政府划断关系，另组学校董事会，可谓相当大胆之举，具有教育家和革命家双重经历的蔡元培，此刻彰显出其深具“革命魄力”的一面。不过，独立运作的董事会究竟能否组成，“民间人士”如何独力支撑国立大学，实在也不过是“未经实证的假设”而已。至于在董事会成立之前，由学生出资筹措大致每年七十余万的学校经常费，更属异想天开。殊不知，仅仅在半年前增收一元几角钱的讲义费尚酿成在社会上颇令北大当局尴尬不已的校内风潮，如今以“爱国爱校”相号召就能实现如此幅度的飞跃，而使诸教授可做“有米之炊”并保证校务运作如常？蔡公一生理想色彩颇重，其成事在于此，其失败亦在于此。北大师生接获蔡校长的建议后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但有了这番根本交代之后，蔡元培便于7月下旬“乘桴浮于海”，远走法国了。
蒋梦麟最初以蔡元培的个人代表身份代理校务，然而几个月过去，这种临时过渡的办法终不能没有期限。蔡在前述解决方案中提出用“合议制”代行校长权力，又为他的北大同事们所不能接受，评议会决议：校长职务仍属蔡元培，蔡校长回校前，代理校长职责者，或由个人担任，或委诸集体负责，请蔡校长择其一决定之。蔡元培随即通过函电表态：“元培愿取消前议，主张请个人负责”，“仍请总务长蒋梦麟教授任之。蒋教授所任之总务长将满期，照章不能再连任。但现值危急之秋，骤易生手，必多窒碍。拟请修改校章，将总务长只准连任一次之条文删去。总务长代理校长期间，支校长薪俸”。北大评议会基本同意了蔡校长的主张，只是对校长薪俸作了如下决定：仍付蔡校长原薪六百元，而以其中三百二十元分给蒋梦麟教授〔5〕。这样，蔡元培居校长之名、蒋梦麟代理校务的局面，就在“法度”和技术层面确定下来。同年底，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布部令：“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未回校以前，派蒋梦麟代理校长。”教育部以行政“追认”形式认可了北大的既成事实。其中蔡在欧洲考察一节，则是蒋梦麟运用行政智慧与教育部周旋“商洽”的结果，所援引的是北大教授连续任教五年可享受出国休假待遇的有关规定，其用心何其良苦！蒋氏代理校长达两年半时间，适值政潮汹涌、办学艰难之时，梦麟虽无发展之力，却有维持之功，其间的繁难苦涩，盖可想见。他的频频呼唤蔡先生归来，实在是摆脱苦境的一种顽强努力。此段经历，无疑也造就了他日后连续担任北大校长十六年之久的厚重根基。
四
1923年8月末，蔡元培偕同妻儿到达巴黎。这是他第五次踏上欧洲的土地，与前几次旅欧不同的是，五四以后北京大学到此留学的教师和毕业生几乎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华人社会，他们对敬爱的校长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蔡应邀出席在柏林举行的纪念康德诞生二百周年学术会议，罗家伦等留学生代为预订旅馆、翻译讲稿、安排行程。蔡到英国呼吁其朝野退还庚款用于兴办中国教育文化设施，更得到傅斯年等人的大力襄助。其时，刘半农、朱家骅、陈启修等北大教员均在此研修，他们与蔡校长之间也有不少感触心得需要交流，蔡元培几乎沉浸在海外北大人的眷顾之中。他除了照顾妻女就地入学外，也开始着手编写《哲学纲要》等书，以回馈商务印书馆的慷慨资助。就在他启程登船的前夕，张元济送来三千六百元，作为蔡担任商务印书馆撰述及顾问的全年薪水。显然，蔡元培与商务草创时的渊源关系以及他与张元济的交谊，促成了此项经济支出。不过，蔡氏希望静心读书写作的计划仍不断受到诸多社会活动的牵扯，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再要回到当初在莱比锡大学专心苦读时的“佳境”已不可得矣。可能是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介绍，蔡元培结识了两位不凡的留学生——陈寅恪和俞大维，并为二人办理了将来到北大执教的预任聘书。显然是应陈寅恪的请求，蔡元培专函给蒋梦麟，请他设法收集苏俄科学院的出版物，因其中有许多关于回纥、蒙古、吐火罗、突厥研究的文献，并且嘱陈寅恪抄录有关目录以便续寄参阅。他也通过段锡朋等留学生而确切了解到在海外求学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人经费拮据的窘况，曾致函国内有关人士设法予以纾解。这期间，他还接受北京教育部的委托，赴荷兰、瑞典出席世界民族学大会。蔡元培晚年的学术兴趣已经集中到民族学研究上来，为此他采纳德国学者的建议，迁居到此项研究条件较好的汉堡拟作专心研究。
1924年秋，北京政局发生激变，贿选总统曹锟黯然去职，与北大素有关系的黄郛出任总理并代行总统职权。北方政治似乎出现了转机，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也正在重新组合角逐政柄。随后，北大方面劝请蔡元培速归的函电便像雪片般飞来，蒋梦麟、顾孟余、李石曾等人及评议会力劝蔡校长返国。旅欧的北大师生也参加到这支劝归队伍之中，傅斯年、罗家伦均写来长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