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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们师调离希波沃车站地域，去消灭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附近的白匪。1919年8月，我们骑兵第4团被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当时我们师没有卷入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战斗训练。
在这里我结识了和我同姓的师政委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朱可夫。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清晨，我经过露天练马场时，看见一个人在那儿“调教”马。走近一看，是师政委。虽然我对骑术和调教术都很在行，但仍想看一看，师政委是怎么调教马的。
师政委没有注意我，他正满身大汗训练马左跑步。但不管他怎么使劲，马总是乱跑，不迈左脚，而是先踢出右脚。我不禁大声喊道：
“把左面缰绳拉紧！”
师政委一句话没有说，把马放慢步，向我走来。他跳下马来，问我道：
“好吧，你试试！”
我二话没说，蹬着马蹬子上了马。我骑着转了几圈，熟习一下马的性子。然后，我扯紧缰绳，让马左跑步。跑了一圈，跑得很好，我又跑了一圈，还是很好。又换成右跑步，也不错，再换成左跑步，马的步子一点不乱。
“小腿要夹紧”，我带着训导的口吻说。
师政委笑了笑，他说：
“你骑马有几年功夫啦？”
“四年，怎么啦？”
“没什么，骑得不坏。”
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政委问我，在哪儿当的兵，哪儿打过仗，什么时候调到这个师来的，什么时候入党。他又谈到他自己，他当骑兵十年了，从1917年就是党员。从旧军队他拉过来一个骑兵团的大部分，加入了红军。一切都很清楚，他是一个真正的政委……
顺便提一下，规定政治委员职责的第一批工作细则中，有一本是由М·В·伏龙芝领导的我们南部军队集群的政治处拟订的。这本工作细则指出，军队政治委员是工农政府的代表，应在军队中贯彻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和政策，严防异己分子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注意培养革命纪律，监督无条件地贯彻执行战斗命令。
政治委员的工作不仅仅是宣传鼓动，而首先是体现在个人的战斗榜样和身体力行中。政委必须了解一切作战号令，参加命令的拟订工作（在作战问题上指挥员有决定权），仔细研究军事。通常，政治委员应在战斗以前召集政工人员和党员，向他们说明指挥员规定的任务，并亲自到战斗中最危险和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去。在国内战争时期，军队政委的称呼和形象充满了传奇性的荣誉。
我后来还不止一次见到过政治委员Г·В·朱可夫，我同他谈到前线和国内的情况。有一次，他建议我去搞政治工作。我感谢了他的好意，不过我告诉他，我更乐意干军事工作。于是他建议我进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学习，我非常乐意去，但结果未能实现。
我们附近的扎普拉夫诺耶村被白匪突然占领了，这股白匪是从黑亚尔和察里津之间某地渡过伏尔加河的。于是战斗开始了，当然就谈不上学习了。
在高尔察克被打败及其残余部队退到西伯利亚之后，协约国并未放弃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现在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邓尼金身上。西方给邓尼金部队源源不断地送去武器、装备和粮食。
法国和英国政府搜罗逃亡的白匪军官和被关在德国俘虏营里的俄国士兵，编成几个支队。德国当局放回俄国俘虏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需参加志愿部队同红军作战。
但是，他们玩弄这些诡计也没有能捞到多大的好处。这类“志愿者”的大多数一遇到适当机会，就跑到我们这边来了。死心踏地同我们为敌的，只是那些仇视苏维埃政权并认为同苏维埃政权为敌是他们切身事业的人。而这样的反苏维埃分子是为数不多的。
1919年夏天，邓尼金的部队成为一支巨大而危险的力量，其中一些部队全部由军官组成。协约国虽然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邓尼金身上，但对高尔察克的部队仍抱有幻想，企图重新把他们扶植起来，让他们在适当时机从东面进攻红军。在北方，米列尔白匪军正在准备新的进攻。协约国也给他们运去大量军用物资。协约国的船只在返回本国时，装满了毛皮、鱼类、木材及其他我国北方极其丰富的物资。
在西北部芬兰白匪和尤登尼奇的部队准备向彼得格勒进攻。协约国企图拉拢我国周围所有的资产阶级小国参加进攻。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富农的反革命组织在我国后方组织了暴动、叛乱、破坏活动和怠工。向前线运送部队的铁路线，以及往前线和后方运送急需的粮食、武器和其他重要物资的工作经常遭到破坏。
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了工人开赴农村征收粮食。农村贫农根据1918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联合起来组成了贫农委员会（贫协），他们援助了工人。
列宁写道：“或者是有觉悟的先进工人把贫农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建立铁一般的秩序，建立严厉无情的政权，即真正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获得胜利，强迫富农服从，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的办法；
或者是资产阶级依靠富农的帮助，依靠无气节的和昏头昏脑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间接支持，把苏维埃政权推翻，拥立一个亲德的或亲日的科尔尼洛夫，这个科尔尼洛夫就会强迫人民每日工作16小时，每星期领得1/8磅的面包，枪杀工人群众，在审讯室里拷打，象在芬兰和乌克兰那样。
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国内状况危急到了极点。”（《列宁选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563页。）
反苏特务机关利用欺骗和造谣，极力破坏人民对党和政府，对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很遗憾，初期他们的阴谋有时还曾得逞。尤其在那些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苏维埃法律遭到肆意践踏、因而一些不坚定的居民产生动摇的地方，更为猖狂。
我愿意在此抄录一封佰，这是我在察里津附近收到的，我童年时代的朋友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朱可夫写给我的。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
“亲爱的朋友格奥尔吉！自从你参加红军以后，几乎我们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应征入伍了。我又不走运，没有能到作战部队，而是被派往沃罗涅日省的征粮队，征收富农手中的粮食。当然，这也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可是，我是一个兵，我会打仗，我认为一个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人也可以代替我在这儿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不是这件事。
你还记得我和你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和分歧吧：我过去曾认为，社会革命党人是人民的朋友，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其中也包括农民的利益而与沙皇制度作斗争的。现在，我同意你的意见，他们是下流痞！他们不是人民的朋友，他们是富农的朋友，他们是一切反苏活动、土匪活动的组织者。
前几天，当地的富农在隐藏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指挥下袭击了我们护送运粮马队的征粮队警卫，他们残暴地杀害了我们的警卫人员。他们杀死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柯利亚·加夫里洛夫。他生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我的另一个好朋友谢苗·伊万尼申被他们戳瞎了眼睛、砍断了右手抛在路旁。现在他的情况很危险，大概快死了。真可惜，他是一个漂亮小伙子，快活的舞蹈家。我们全队决定，一定要报仇，给这般魔鬼以狠狠的打击，让他们记住一辈子。
你的朋友帕维尔”
收到这封信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帕维尔·朱可夫的消息。直到1922年我才得知，他在坦波夫省某地死在富农的手里……
列宁、党中央和政府考虑来自南方的新的严重威胁，作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决定。
1919年7月3—4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全会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国防问题和南线的形势方面，当时南线是共和国的主要战线。这次全会最为重要的结论反映在列宁起草的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中。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战士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7月4日В·Н·列宁出席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当时重新提出了红军吸收旧军事专家的问题和对他们应采取关切态度的问题。
俄共（布）中央的信中写道：“成百上千的军事专家现在叛变我们，而且将来还会叛变我们。……但我们这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在按部就班地和长期地工作着，没有他们参加，便不能把克服了该死的游击习气而成长起来的并在东部获得辉煌胜利的红军建立起来。领导我们军事机关的富有经验的人们公正地指出，在最严格地执行了党的军事专家政策和根除游击习气的政策的地方，在纪律最巩固的地方，在最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的地方，……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要好些，胜利也就多些……”（《列宁军事文集》，1981年，战士出版社，第557页。）
回忆同旧军队的军官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应当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我国人民的诚实、善良并忠于祖国的儿子。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当需要献出生命时，他们总是处之泰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们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不善于对待战士。他们举止有些孤癖，同红军战士群众找不到共同语言。他们之中只有少数能够做到既是指挥员、首长，同时又是士兵年长的同志。
我记得在党组织里我们不止一次谈到同旧军官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尽力对他们表示广泛的信任。当然，在共产党员中间也有一些空谈家，他们认为“军事反对派”是对的，认为旧军官都是白匪分子，认为这些旧军官是不可能习惯苏维埃制度的，他们会把坚持条令规定和纪律与农奴制混为一谈的。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军事反对派”的观点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遭到压倒多数的反对。
军事专家们注意观察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明白了，党是信任、重视和关怀他们的。他们与红军战士群众和党组织更靠近了。由原沙皇军队军官中选拔出来的指挥人员对处理纪律和勤务方面的工作比较积极了，要求更严格了。这一切对军队的战斗准备和作战能力起了很好的作用。那种试图破坏对旧军官的信任的企图被政治委员、党政工作人员、甚至红军战士彻底终止了。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总的说来，对红军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党的军事政策的实质就是如何尽快地完成由志愿兵组成的、半游击队式的军队向正规化的常备军完全、彻底的过渡。这支正规化的常备军应有铁的纪律、统一的征兵制度、统一的编制和指挥。党的这些基本观点都包含在列宁的报告和发言之中，包括在大会所通过的新的党纲和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之中。
事实证明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为巩固红军部队而进一步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正确的。他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敌人正在尽一切力量，企图扼杀苏维埃国家。
在邓尼金的部队占领察里津、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巴拉绍夫、克拉斯诺格勒及其他极为重要的地方后，协约国开始催促邓尼金赶快向莫斯科进军。当邓尼金从其特务处得知红军准备反攻的情报后，他为了破坏我们的反攻，匆忙先于我们实施了一系列集中突击，以夺取主动权。
1919年8月，马蒙托夫的骑兵军在新霍皮尔斯克地域突破了我第8集团军的防线，前出到我南线的后方，向存有大量物资的坦波夫推进。此时，邓尼金又用库切波夫的第1军团向我第13和第14集团军的结合部进攻，开始把我军压向库尔斯克和沃罗日巴。激战后，敌人占领了库尔斯克、奥廖尔和沃罗涅日，从南面向莫斯科逼近。
在此复杂的情况下，共产党和列宁的党中央以极大的力量，采取了政治和军事的措施来反击白匪军——红军在奥廖尔和沃罗涅日附近取得了胜利，使同邓尼金的斗争发生了转折；又在彼得格勒附近打败了尤登尼奇。红军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各团向南方发起了反攻。在察里津附近、在巴赫齐亚罗夫卡和扎普拉夫诺耶地域同高加索部队作战的还有我骑兵第“团。我们清晰地听见在察里津地区和从卡梅申通往察里津的接近路上不断传来的隆隆炮声。在这些战斗中，敌人遭到巨大损失，而我军的损失也不小。
9月上半月充满了激烈战斗，形势发展很快并出现急剧变化。在察里津附近，10月里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我们对于莫斯科方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