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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大将充当‘蓝’方（西方），巴甫洛夫上将充当‘红’方（东方）。”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作为战略情况基础而假设的事件是在苏联遭到德国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
演习由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长К·А·梅列茨科夫领导。同时他们又“代表”西南战略方向。“蓝”方（德军）假设是进攻一方；“红”方（红军）假设是防御一方。
这一战略演习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目的——检查战争初期军队的掩护和行动计划中的主要措施是否可行、是否合适。
感谢总参谋部，他们为演习准备的全部文件材料反映了法西斯德军最近在欧洲的行动。
在西部战略方向的演习包括了从东普鲁士至波列西耶一线。双方兵力：西方（“蓝’方）60多个师，东方（“红’方）50多个师。地面部队的行动有强大空军的支援。
对东方来说，演习中充满了戏剧性情节。而这些情节与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在很多方面很相象。
演习结束后，国防人民委员命令Д·Г·巴甫洛夫和我进行局部讲评，指出演习参加者行动中的缺点和优点。
斯大林建议总讲评在克里姆林宫进行。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各军区司令员及参谋长均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除斯大林外，出席讲评的还有政治局其他成员。
总参谋长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报告了演习的经过。当他谈到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柑‘蓝”方在演习开始阶段的优势，特别是坦克和空军的优势时，斯大林（听到“红’方的失利感到气忿）打断他的话说：
“不要忘记，在战争中重要的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势，还有指挥员和军队的作战艺术。”
斯大林接着又提了几点意见，然后问道：
“谁还想谈谈？”
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发言。他强调了军区司令员和参谋长在战役战术素养方面的提高，强调了此次高级指挥干部会议和军事战略演习毫无疑问的好处。
С·К·铁木辛哥说：“194l训练年度，军队将有可能进行更有针对性、更有组织的训练。因为到那时，军队应当已在新的驻地配置就绪了。”
后来Д·Г·巴甫洛夫上将发言，他从评价此次会议谈起。
斯大林问道：“‘红’方部队行动失利的原因在哪儿呢？”
Д·Г·巴甫洛夫想用一句俏皮话支吾过去，他说演习中这是常有的事。斯大林显然很不爱听这句俏皮话。他说：
“军区司令员应掌握军事学术，应善于在任何情况下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你在这次演习中没有做到这点。谁还想发言？”
我请求发言。
我谈到，这类演习对于提高高级指挥人员的战役战略水平是很有价值的。我建议，尽管演习组织起来很复杂，还是应当常常举行这类演习。为了提高军区和集团军司令员及参谋人员的军事素养，必须在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下开始演练大规模的带通信器材的首长—司令部野外演习。”
然后，我还谈到了白俄罗斯的筑垒地域的构筑问题：
“我认为，白俄罗斯现有的筑垒地区距离边界太近，并且它们的布局，特别是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在作战中非常不利。敌人可以从布列斯特和苏瓦乌基地域突击我比亚韦斯托克军队的后方。同时，筑垒地区的纵深很小，不可能坚持很久，因为敌人的炮火可以达到全部纵深。我认为，必须在离边界较深远的地方构筑筑垒地区。”
Д·Г·巴甫洛夫问我道：“在乌克兰构筑筑垒地区的位置是否合适呢？”很显然，我批评了他的军区，他不满意。
“在乌克兰选择构筑筑垒地区位置的不是我。但是我认为，在乌克兰也应在距边界较远的地方构筑筑垒地区。”
К·Е·伏罗希洛夫对此强烈不满，他说：“筑垒地域应根据总军事委员会批准的计划构筑，这个工作的具体领导则由副国防人民委员Б·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负责。”
因为引起了争论，我中止了发言，坐了下来。
接着还有几位将军针对一些问题做了发言。
红军空军司令员雷恰戈夫讲得很有条理。他坚持我们的空军必须加速装备最新型飞机，他认为必须改进飞行人员的军事训练。
负责武器装备事务的副国防人民委员Г·И·库利克元帅的发言使人感到奇怪。他建议把步兵师的编制人数增加到16，000—18，000人，并赞成炮兵用马匹牵引。他从西班牙的作战经验中得出结论说，坦克部队应主要用以直接支援步兵，并应以连、营为单位使用。
Г·И·库利克说：“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军，目前还不宜开始”。
这时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插了一句话：
“部队的领导干部都懂得部队尽快机械化的必要性，而只有库利克对这些问题还弄不清楚。”
斯大林打断了讨论，批评了库利克的落后观点。
斯大林说：“战争的胜利将属于握有更多的坦克和部队摩托化程度较高的一方。”
演习讲评后的第二天，斯大林叫我到他那里。
问过好以后，斯大林说：
“政治局决定解除梅列茨科夫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你接替他。”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沉默了一会，我说：
“我从没有在司令部工作过。我一直在部队里。总参谋长我干不了。”
“政治局决定任命你，”斯大林说，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
当我明白了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时，我表示感谢对我的信任，然后说：
“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好吧，我们谈妥了，明天中央颁布命令，”斯大林说。
一刻钟以后，我到国防人民委员那里。他微笑地对我说：
“我听说了，你拒绝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刚才斯大林同志给我打电话了。现在你回军区去，尽快到莫斯科来。基尔波诺斯上将受命接替你当军区司令员，但你不必等他，暂时让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代理司令员职务。”
我和М·П·基尔波诺斯没有一起工作过，但是，他过去的同事告诉我，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诸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员，在旧军队工作过。他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被推选为团的士兵委员会主席。他于1918年5月入党。从1934至1939年任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喀山步兵学校校长。由于出色地指挥了步兵第70师的战斗，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0年6月，М·П·基尔波诺斯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
我很高兴，基辅特别军区委托这样一位能干的指挥员来领导。当然，他也象其他许多指挥员一样，还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来领导这样一个大的边境军区，不过，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勤奋及天赋的机智可以使他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军区司令员。
当天晚上我动身去基辅，以便尽快回到莫斯科。说实话，一路上我心情很沉重。我一直很喜爱乌克兰和古老美丽的基辅。乌克兰人民对我很尊重、很信任，推选我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乌克兰党中央对军区部队的演习、教育和生活供应给了很大的帮助。
在我任军区司令员的这很短一段时间里，我对军区的领导干部，特别是И·Х·巴格拉米扬，Е·С·普图欣、Н·Д·雅科夫列夫、军区集团军司令员和兵团指挥员所表现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十分钦佩。我对他们十分信任，我相信在战争考验的严竣时刻，他们是可以信赖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他们的评价没有错。
国防人民委员从莫斯科几次打来电话，要我尽快结束军区的工作。
我在基辅没有呆多久，1月31日就到了莫斯科。第二天，我接替了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的工作，担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九章 伟大卫国战争的前夜
整个二月份都忙于仔细研究与总参谋部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档案材料。每昼夜工作15到16个小时，常常在办公室过夜。不能说我立刻就熟悉了总参谋部的多方面的活动。这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Н·Ф·瓦杜丁、Р·К·马兰金、А·М·华西列夫斯基、В·Д·伊万诺夫、А·И·希莫纳耶夫、Н·И·切特韦里科夫和总参谋部其他工作人员给了我很大帮助。
战争开始前我们做了些什么？国家有没有准备？军队有没有抵抗敌人的能力？
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要作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各个方面的、考虑到全部主客观因素的详尽的回答，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我深信，我们的学者、历史学家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我打算首先从军事方面谈谈自己的意见，尽可能地回忆事情的全貌，并且详细谈谈1941年上半年那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里的一些事件。
先从最主要的问题，即作为国防基础的我国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谈起。
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是第二个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自然而然的继续。大家知道，前两个五年计划都超额完成了。工业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4年中增长了一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增长1。1倍，实际增长了1。2倍。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批准，工业产品的产量五年内应增长0。9倍、有没有根据认为这个计划是不现实的和完不成的呢？毫无根据。事情适得其反。
截至1941年6月，工业总产量已达1942年底计划指标的86％，铁路货运量达1942年底计划指标的90％。投产的新建工厂、电站、矿场和其它工业企业有2，900个。
就投资额而言，计划用于新建和改建工业企业的投资是1，820亿卢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此项投资是1，030亿卢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是390亿卢布。由此可见，正是由于近年来建设事业的发展，投产的生产设备比前两个五年计划加在一起还要多。
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情况怎样呢？向联共（布）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下一个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在执行前两个五年计划过程中，鉴于国际形势大大复杂化而不得不对重工业的发展计划作出重大修改，大大加速了国防工业的进度。按照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要求，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仍然得到了特别迅的发展。
整个工业年产量虽然平均增加13％，但是国防：工业的年产量则增加了39％。许多机器制造厂和其他大工厂转为牛产国防技术装备，一批大型专业军事工厂开始建设。
党中央通过供应稀缺原料和最新式的生产没备，帮助生产新式军事技术装备的企业。为使国防大厂得到所需的——切和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派去了经验丰富的党的工作人员担任党组织的负责人，派去了著名的专家：应当指出，斯大林亲自为国防企业作了大量的工作，他认识几十个工厂经理、党组织的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常会见他们，以他固有的坚定不移精神要求他们完成预定计划。
因此，从经济观点来看，国防工业取得了不间断的、迅速的、甚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事实。
这里不应忘记，第一、这样巨大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群众极其紧张的劳动取得的，第二、这主要是靠削减直接为居民生产产品和商品的轻工业和其他生产部门而取得的。还应指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增长是在和平经济的条件下取得的，是在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黩武的国家中取得的。
所以再增加这方面的比重，实际上就是使国家从和平发展的轨道转到战时轨道，这就会改变国民经济的结构，造成国民经济军事化，直接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
自然，从战后年代的角度来看，况对呆种武器应当强调得多一点，而对另一种应当强调得少一点，那是容易的。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要求对战前经济做出根本的涉及整个经济的改变。
我还想说上几句。回想起我们军人在和平时期最后几个月里对工业提出的那些要求，可以看出我们有时并不完全了解国家现实的经济能力，尽管从本部门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许是正确的。例如，国防人民委员关于大量增加最新式飞机、坦克、火炮牵引车、放重汽车、通信器材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的建议，就受到
了客观条件的限制。
当然，在工业和国防方面存在过不少缺点和困准，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由于建设事业规模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