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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得多。”
哈尔德对于“北方”集团军群的战果更为不满。
他在7月22日写道：“统帅部又在为‘北方’集团军群担忧。它已经再没有突击力量了，并且老犯错误。确实，‘北方’集团军群正面，与东线其他地段相比，并不是一切都搞得很好的。”
德军高级将领在关于尔后的各次战役的目的和主要突击方向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在给部队下达的任务上，也可看出前后矛盾。例如7月26日，希特勒要求“以新建的冯·克卢格集群实施进攻，消灭敌戈梅利集团。”7月30日约德尔却通知哈尔德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决定：“战线南段暂不进攻戈梅利。”
敌人战略领导上的这种朝令夕改，是红军进行空前顽强的抵抗的结果。
从哈尔德日记中可以看出，德军早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头几个星期内，即已遭到很大的损失。试举数例说明：
1941年7月20日，陆军总参谋部向最高当局报告：“……各坦克兵团的战斗实力如下：坦克第16师不到编制额的40％；坦克第11师约40％；坦克第13、第14师的情况稍好些。”还列举了其他一些类似情况的部队。
还可以从英国著名军事作家约翰·弗·富勒的著作中摘引几段。他在其《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引用了法西斯德国报刊的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同样能说明问题。
“早在6月29日《国民观察报》就有篇文章指出：
‘俄国士兵视死如归的精神超过了我们西线的敌人。他们沉着镇定，听天由命，只要他们不战死在战壕里，不丧生在刺刀下，他们就一直打到底！’
7月6日《法兰克福报》也刊有类似的文章，其中写道：‘德军的闪击战通常在西线造成的精神上的瘫痪，在东线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程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不仅没有丧失作战能力，反而企图包围实施钳形攻势的德军。’
这是一种新的战术和战法，对德军来说，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和伤脑筋的。
就象文章作者所说的那样，‘德军士兵遇上了这样的敌人，他们以疯狂的顽强精神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战，并对德国的闪电攻势进行全面抵抗。’
原来，俄国人并没有象德国人所想象的那样把全部军队部署在国境线上。而且很快还发现德军自己在判断俄军预备队兵力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在对俄战争开始前，德国情报工作主要是依靠‘第五纵队’来做的。但在俄国，虽然也有不满分子，却无‘第五纵队’……”（约翰·弗·查·富勒：《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6年版。）
这是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头一个来月所遇到的真实情况。确实，这完全不是希特勒统治集团原先指望的那种情况！以上各段引语已经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种看法。现在再补充若干事例。
仅仅在对苏战争的头两个月中，德国陆军已损失约40万人。顺便指出，从1941年6月至12月，法西斯德国侵略军在苏德战场以外的其它地方，总共只损失了约9，000人。当夏季秋季战局结束时，敌军精锐部队和兵团在苏德战场上共伤亡近80万人。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战争初期对我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取得的。要知道，敌人的作战经验比我们丰富，因为它已作战多年。主动权也在它手里。敌人在主要方向上的军队和技术兵器的数量超过我们，因为它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准备，几年前就对侵略军加速进行现代化和机械化。用以进行首次突击的经济和资源也很丰富，因为欧洲的几乎全部军事潜力均已落入它的手中。
还必须看到另一个情况，就是希特勒统治集团在全速开动它的战争机器时，还远远没有用完原先为侵占欧洲所准备的一切。于是，这些巨大的潜在力量就被用来投入对苏作战。
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已经谈过了——我们还面临着艰苦的斗争，我们还需要进行几十倍的努力，以击退敌人的进攻，夺取主动权，摧毁其暂时的优势，并在各个方面超过它，把它赶出我们祖国的领土，然后帮助欧洲各国人民砸碎法西斯主义的桎梏。
但是，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苏军在战争头几个月给予优势敌人的英勇抵抗（首先是佩列梅什利、斯摩棱斯克和叶利尼亚地区的激烈会战，以及在基辅远接近地和近接近地的会战）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在这些会战中，希特勒德国的与战争进程直接有关的各项计划和打算未能实现。更重要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宣传和政策，它的整个万恶的社会制度面前，出现了许多希特勒德国在这场对苏战争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1941年9月10日，我遵照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启程去列宁格勒。行前，我在笔记本上写道：
“铲除叶利尼亚突出部的进攻战役的组织和成功实施，战争头5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异常复杂的工作，对于我提高战役战略指挥能力和掌握各种实施战役的方法，是非常有益的。
现在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司令员，要顺利完成所赋予的任务，究竟需要掌握哪些东西。我深刻体会到，谁能对所属部队进行良好的政治教育，善于向部队讲明战争和当前战役的目的，善于提高军队的士气，英勇作战，不畏艰险，信任部属，谁就能打胜仗。
及时地掌握敌军及其指挥官的弱点，看来也是获得战斗或战役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我们通过审问俘虏得知，德军指挥官和军队特别墨守成规，缺乏主动性，只知道盲目服从命令。因此，一旦情况变了，它们就束手无策，表现得十分消极，坐等上级指示，而在战斗条件下，并不总是能及时得到上级指示的。
通过对战斗过程和我军行动的亲眼观察，我确信，凡是不单纯防守，一有可能就在昼间和夜间对敌人发动反冲击的军队，几乎都能取胜，特别是在夜间。因为德国人在夜暗条件下动作非常迟疑，应该说，打得很糟。
我通过实施初期战役的实践得出结论，不亲临部队即将作战的现场，只凭地图研究地形和下达书面命令的司令员，往往要打败仗。指挥员在完成战斗任务前，一定要熟知地形和敌人的战斗队形，这样才能利用敌人部署上的弱点并对其实施主要突击。
军事首长不对所获得的情报进行详细核查，不考虑提供情况人员的素质（军事知识、经验、自制力和冷静程度）就仓卒定下决心，这样做对战役和战斗的进程危害甚大。
不论在战役军团，还是在战术兵团，各军兵种在现地（或至少在沙盘上）认真研练协同动作，对于获得任何规模的胜利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十三章 列宁格勒保卫战
1941年9月10日晨，天气阴沉、凉爽。我来到首都中央机场，准备飞往被围的列宁格勒。停在跑道上的飞机旁站着3个人，高个的是М·С·霍津中将，稍矮一些的是费久宁斯基少将，以及飞机机长。我和斯大林已经说好，让这两位将军和我同行。
机长报告说，全体机组人员已做好飞行准备。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天空，心中暗自预测着航线上的天气。天空乌云密布，云层很低。
机长微笑着说：“我们能钻过去！在敌军上空飞行，这样的天气最合适。”
飞机立即起飞。前面是列宁格勒，我们的心早已飞到那里。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我们所去的城市，将是一个同敌人和饥饿进行九百天无比英勇斗争的城市。
列宁格勒！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每个苏联人都特别珍视它。在这里，列宁领导我党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基础。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日子起，就幅员和人口来说是苏联第二大城市的列宁格勒，在我们祖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列宁格勒！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城市的建筑物。色彩画、雕塑品、名胜古迹、美丽的花园、公园和博物馆，都是我国的骄傲。
希特勒统帅部认为，夺取苏联这一重工业中心和海港具有特殊意义。占领涅瓦河上的这座城市，能使法西斯德国在政治、经济和精神上得到很多好处。
从政治上和军事战略上看，占领列宁格勒并同芬兰军队会合，可使法西斯同盟更加巩固，迫使其他一些仍在动摇的国家加入反苏战争。
迅速夺取列宁格勒，希特勒就能把在那里作战的德军，包括为顺利实施“台风”战役（进攻莫斯科的战役代号。——作者注）所必需的第4坦克集群编成内的所有坦克和机械化兵团解脱出来。
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法西斯首脑为了提高本国及其盟国军民的士气，保持他们对实现反苏战争计划的信心，也需要夺取涅瓦河上的这座城市。因为希特勒吹嘘的“闪击战’遭到了惨败，德国统帅部的计划被打乱了，东线遭受了严重损失，这就引起人们十分怀疑能否顺利而迅速地结束对苏战争。
对于我们来说，失掉列宁格勒，在各方面部会使战争形势严重复杂化。如果敌人攻占该城，并且德、芬军队在此会合，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北面建立保卫莫斯科的新战线，并消耗掉最高统帅部准备用于保卫首都的战略预备队。此外，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失掉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
对于敌人来说，占领列宁格勒就意味着，在卡累利阿地峡作战的“北方”集团军群和芬军能轻而易举地同在斯维里河地域的德、芬军队会合，并切断我方通向卡累利阿和摩尔曼斯克的交通线。总之，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争夺列宁格勒斗争的极端残酷性和紧张性。
希特勒统帅部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和列宁格勒，将其大量军队——冯·莱布陆军元帅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投入进攻，在1941年7月至8月的西北方向作战中，敌人占领了列宁格勒州的大部分地区。
1941年9月8日，敌人攻占施吕瑟尔堡后，切断了我们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并封锁了列宁格勒。在这里，我们的防线是沿涅瓦河西岸设置的。宽阔而水深的河流成了阻挡法西斯军队的巨大障碍。然而，由于德国精锐部队已进至施吕瑟尔堡和拉多加湖，所以还应组织涅瓦河防御。
敌人切断了我第54集团军与列宁格勒方面军主力的联系，但该集团军未让法西斯军队向东推进，将敌阻止在利普卡—8号工人村—盖托洛沃一线。从这时起，该集团军就不隶属于方面军，而直接隶属于最高统帅部。
原在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作战的列宁格勒方面军第8集团军，经过激战退守彼得戈夫——乌斯季鲁季齐以南——克尔诺沃地区芬兰湾沿岸一线。从此时起，该集团军只能从水上和空中同列宁格勒保持联系。
在卡累利阿地峡，芬军已前出到我国原来的国境线，企图继续向前推进，但在那里受阻。此刻，他们等待着从北面猛攻列宁格勒的有利时机。
自9月8日起，列宁格勒的局势变得极端危急。它与外界的联系只能在我空军掩护下，通过拉多加湖或从空中进行。对城市的轰炸和野蛮的炮击开始了。希特勒军队从四面八方逼近，其中，有大群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集中到了通向乌里茨克、普尔科沃高地、斯卢茨克的接近地上。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敌人正准备进行一次决定性进攻。
局势变得一天比一天紧张。
我们向列宁格勒的飞行，从莫斯科到拉多加湖是在下雨、云层低的“良好’气象条件下完成的。这样的天气不便于敌人歼击机起飞，我们也就可以安心地无须掩护地飞行。但在飞抵拉多加湖附近时，天气转好了，因而不得不用一个歼击机中队掩护飞行。在湖的上空，我们遭到两架“美塞什密特”式飞机的追击，因而采用超低空飞行。不久，我们在市内要塞机场安全着陆。当时没有时间去打听，为什么我们的掩护中队没有把敌机赶跑。我们急着赶往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
在斯莫尔尼宫进口处，门卫挡住我们，索取通行证，可我们谁也没有。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但也无用，公事公办嘛。
“将军同志，您只好等一下。”卫兵说后去找卫队长。等了约一刻钟，司令部卫队长才允许我们进入斯莫尔尼宫。
在门口，司令员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哪里？”我问。
“大将同志，他正在举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
“都有谁参加？”
“几个集团军司令员和兵种主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以及国家重点保护单位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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