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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活动将缅甸的佛教复兴运动推向最高峰。
当代佛教复兴运动除了各国政府出钱资助佛教事业，政府首脑身体力行
提倡佛教，举行各种大型活动振兴佛教之外，还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
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佛教社会主义”思潮。
斯里兰卡的佛教界早在1950年就提出“恢复长期以来被殖民者遮蔽的佛
教徒遗产和身份，以解决国家的问题和为新国家制定美好的未来”的要求，
但直到1956年政府换届、班达拉奈克为首的斯里兰卡自由党执政后，佛教的
复兴才真正形成社会热潮。宣传佛教社会主义的既有青年学生，也有佛教知
识分子，还有像班达拉奈克、贾亚瓦德纳等政治家。其基本主张是在社会主
义与佛教教义之间求同存异，如维迪耶楞伽罗佛学院副院长哈迪耶潘纳拉曾
在《佛教与马克思主义》中确信，社会主义与佛教不仅不存在着对立，而且
在终极目标和社会改良方面有着共同的基本点。班达拉奈克执政后将外国茶
叶种植园收归国有，把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并强调以社会主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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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地主私有制”和“资本家利益”。
缅甸的佛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曾任总理的吴努和曾任国防与矿业部
长的吴巴瑞。吴努青年时期曾组织“红龙读书会”，并部分摘译了《资本论》，
虽然他也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他始终把佛教看得高
于马克思主义。吴巴瑞在这一点上不仅与之相同，而且表述的极其明确：“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占据着较低的层次，而佛教哲学是较高层次。马克思主义理
论解决的是世间的事务并努力解决人生的物质要求。而佛教哲学解决的是心
灵上的问题” （引自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10页）。
泰国高僧佛陀达沙虽然幼年曾继承父业经商，但他出家后多次抨击资本
主义制度。反对剥削，要求消灭贫困。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相互制约与重
视他人这二个原则与佛教有共通之处，“这方面的模范便是为众生舍弃一切
的菩萨”，尽管他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与人为善、人人为家，并认为“佛陀具
有社会主义的理想”，但是他不赞成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资产国有化政策，
认为这也是一种贪欲、会造成另一种剥削。因此他主张佛教最根本的道路是
既不会认同于资本主义，也不会是共产主义。
然而无论是斯里兰卡、缅甸的佛教社会主义，还是泰国的佛教改革派，
其最基本的立足点是佛教教义，社会主义只是其用来完成其民主革命的工
具，在他们心中，最崇高和最完美的还是佛教境界。比如1977年出任总统的
贾亚瓦德纳曾在《佛教与马克思主义》中批评社会主义虽然注重改造社会，
但却忽视了个人的完善，甚至认为共产党人过于注重行动而“根本不去考虑
是否存在着绝对原则，结果不免流于机会主义”。
黄夏年先生在论及东南亚地区的佛教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之所以在
这些地区传播并产生影响，“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和
资产阶级做了强烈的批判，引起了遭受几百年殖民统治的人民的共鸣。但是，
佛教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学说，或是替自
己的传统民族宗教思想寻找共同处，或是顺应历史时代的潮流”（杨曾文主
编《当代佛教》，第89页）。
然而当代东南亚新兴国家都已不再是文化单一的古代社会，而是具有多
元宗教和多元民族、多元政治力量的现代社会。佛教复兴运动和佛教社会主
义过分宣扬佛教，甚至想让佛教处于独尊地位，这就无形中伤害了其他宗教
信徒的感情，造成宗教、政治和民族方面的关系紧张和冲突；而在尊崇佛教
过程中所耗费的大量的人力钱财，加大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从而“使国家的
经济发展受到损害”，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迟迟难以起飞。如此恶性
循环，导致社会危机与动乱频频发生。
2。日本佛教及其新兴教团
战后日本一度处于美军占领之下，美国政府出于亚洲各国（包括）人民
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要求、亦出于本国利益，在日本实施了一系列以“非
军事化”与“民主化”为中心的改革措施，其中宗教政策的改革不仅使日本
的宗教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对当代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确立政教分离原则
张大柘女士将战后日本宗教政策改革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以政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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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军国主义超国家思想，确立信教自由为三大准则，包括取缔国家神道，
否定天皇的神性与神权，废除限制、压制宗教自由的旧法，制定新的宗教法
规等多项内容”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208页）。
日本的国家神道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以“神皇一体”、“祭政
一致”的神社神道为国教，国家给予神社以“超宗教”的特殊地位、财政支
持和政治保护的一种神权政治体制。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家神道与军国主
义相结合，通过对人民进行敬神爱国、崇祖忠皇的所谓“忠君爱国”教育，
通过宣扬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神国思想”而促发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
军事扩张主义。
1945年11月，美国占领军总部发表《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教自由的
限制》指令，12月又发布《关于废除政府保障、援助、保全、监督及弘布国
家神道、神社神道的文件》，即所谓《神道指令》。其基本内容一是禁止日
本政府给予神社神道任何经济上、政治上的支持以及同神社神道发生任何官
方关系；二是禁止神社神道或其他任何宗教宣传法西斯军国主义；三是废除
关于原各级官办神社之宗教仪式的官方指令；四是废除一切研究、传播神道，
训练神官的公立教育机构；五是除全部由私人出资的教育机构外，禁止一切
教育机构传播神道教义，从教材中删除一切神道教义，并不得参拜神社或参
加有关神道的仪式。完全私立的教育机构虽可以研究和传播神道、训练神官，
但不得接受国家资助，不得宣传完全法西斯军国主义；六是除完全为私人所
有的设施外，从一切其他设施中除去神龛和一切神道的有表象征物；七是对
所有公民不得因信仰或不信仰宗教而加以歧视；八是政府工作人员不得以官
方身份参拜神社或参加有关神道的其他仪式。
在1946年底颁布的新宪法中，政教分离原则对政府与宗教界二个方面都
做了明确的约束。一方面，国家在保障公民信教自由的同时不得参与宗教教
育或其他宗教活动，更不得以公款资助宗教组织或宗教活动；另一方面，一
切宗教团体不论其教义如何，都可以按法律程序申请成为宗教法人，但任何
宗教团体都不得谋取政治特权，更不得强制任何人参与宗教仪式等活动。
在将日本神社神道改造为与国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宗教的同时，日本天
皇的神性也遭到否定。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了《关于建设新日本》的
诏书，即所谓《人间宣言》，承认天皇制神话是虚构的观念，以委婉的方式
否定自身具有神性的特殊身份。
（2）传统佛教寺院经济的变化与佛教的统一
战后初期日本佛教处于低谷。侵略战争最终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是各种灾
难，由于日本传统佛教在战争中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人们对神社神道与
佛教由信任转变为怀疑、甚至反感；加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以往民
众与佛教寺院所结成的那种具有强制性人身依附关系的寺檀制度渐趋瓦解；
而各教团之间原有的“本末关系”则在经济危机和民主改革的冲击下分崩离
析。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信教人口锐减，1946年信教人口为56。4％，不信教者
达43。6％；檀寺制度瓦解使寺院经济紧张，住持和僧侣兼做教员、公务员或
经营其他事业的现象比较多见；各寺院纷纷与本山脱离关系，成为独立的宗
教法人，1946年3月，日莲宗大本山中山法华经寺脱离日莲宗成立中山妙宗，
7月又有120座寺院脱离高野山真言宗创立空海宗，一时间日本的佛教宗派
由战前的13宗56派演变为270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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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体制改革。针对佛教所面临的危机，一部分有识有志的僧侣或信徒呼
吁佛教改革其不适应新时代的旧体制，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日本佛教各宗
的以青年佛教徒为骨干的改革团体，于1949年联合成立了全国佛教革新同
盟，并广泛吸收在家信徒参加宗政机关，推进改革的进程。但是日本佛教的
改革进程比较缓慢，直到60年代才有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变
革是改变佛教依存于“家”的形式，而成为基于个人信仰、不受家庭左右的
佛教。
这一时期佛教界的重大改革措施有废除宗教代表者与行政负责人一元化
的旧体制，大多改为法主（厅主）与宗务总长（宗教行政负责人）分立；强
化寺院与信徒的关系，扩大在家信徒对教团的发言权，并吸收信徒参加决议
管理机关，实行僧俗一体的管理体制；注重社会实践，积极利用多种渠道传
教等。如净土真宗大谷派的“同朋运动”顺应注重个性的社会潮流，以在家
信徒为主结合成诸多“同朋教团”并以此构成教区的组织细胞，无论住持、
僧侣，还是信徒，均称为会员，活动于寺院。本愿寺派的“门信徒运动”则
致力于加强本山与信徒大众的同心同德，传教对象注重流入城市的人口，传
教方式以人格接触方主，其第23代门主大谷光绍在位49年主动废除终身制、
让位于年仅31岁的大谷光真。
②观光寺院与多种经营。当代日本佛教寺院的经济来源变得多元化。国
家虽然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不在经济上资助任何宗教组织，但却免征寺院和
其他宗教组织的企业活动税，这就为寺院创造条件实现自养提供了方便。
日本佛教的重要经济收入是旅游观光。如奈良、镰仓、京都的一些历史
悠久、或占有地理优势的名山古刹，随着中产阶级旅游热的兴起而走上观光
寺院之路。
其次，在日本国力增强以后，檀信徒 （施主）的捐献又逐渐构成寺院的
重要经济来源。
第三，开展有偿性质的宗教服务，寺院举办丧葬仪式和法事活动的收入
虽然多寡不一，但其总量却相当可观，占全国寺院收入的20％以上（参见小
室裕充《近代佛教史研究》）。此外，许多寺院还利用结婚、寿辰、企业开
张等良辰吉日，制作发行纪念品等。
第四，出租寺院土地或建筑，有些寺院直接利用寺前土地开设收费停车
场、或兴建公寓、餐馆、快餐店等营利性非宗教设施。
第五，寺院直接向企业入股投资，搞合作经营。如净土真宗佛光寺派本
山佛光寺就持有光阳振兴汽车修理公司的股票。
③加强横向联合与对话。一般说来，没有分化也就无所谓联合。传统社
会的一元化等级隶属关系在民主改革的进程中或迟或早总要解体，各宗教团
体既是信仰团体、也是利益群体，必然要冲破旧体制的“围城”、自立门户
以求生存和发展。然而不同的利益群体共生于同一社会之中，其所面临的问
题有些是独具的，但大量的却是共有的，并且大多是单靠一个组织本身所无
法解决的。因此，无论从组织内部还是从社会控制来说，都有加强横向联合
的迫切需要。但这种联合已根本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统摄与依附的关系，而是
多元群体的协调发展。
当代日本佛教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分化冲击及优胜劣汰之后，又呈现出
“分久必合”的趋势。1960年，佛教派别已由50年代的270个减少为167
个。实际上，横向联合的趋势早在教派分化的同时就已经出现了。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