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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能继续持这种说法。休谟本人把这一点叙述得非常清楚。他写道：“甚至当这些相反的实验完全相同时，我们也并不排除原因与必然性的概念，而是……得出结论，＇表面上的＇机遇……只在于……我们不完全的知识，而不在于事物本身，这些事物无论如何都是同样必然的（即确定了的），虽然表面上看来，不是同样不变或确定的。”①
① 休谟：上引书第403页以下，与第404页以下相比较是有意义的（休谟在那里说，“我用两种方法给必然性下定义”），同样有意义的是和他归之于“物质”的“概念性质是否叫做必然性”进行比较，如他所说的，对于概念性，所有人“一定都认为它属于意志”（或“属于精神的动作”）。换句话说，休谟在这里试图把他的习惯论和他的联想心理学应用于“物质”，即应用于物理学。
这就是为什么休谟式的哲学决定论尤其是心理学决定论缺乏物理决定论那种刺激性的原因所在。因为在牛顿的物理学中，物质看起来似乎在系统中有明显的松散性，实际上只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因此假如我们完全通晓这个系统，那么任何表面的松散都会消失。另一方面，心理学却决没有这种性质。
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物理决定论是一种无所不知的白日梦。这种白日梦似乎随着物理学的每一个进展而日益真实，直到它变成显然无可避免的恶梦为止。但是心理学家相应的白日梦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他们空想与物理学及其数学方法以及强有力的应用并驾齐驱，甚至空想通过改造人类与社会而获得优势。（虽然这些极权主义的梦幻，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不严重的，可是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②不过因为我已在别处论述了这些危险，所以，我在这里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② 特别请参阅B。F。斯金纳的《沃尔登第二》，1948年版，一个吸引人的慈善的但极其天真的对全知全能的乌托邦空想（尤其见第246…260页，亦见第214页以下）。阿。赫胥黎：《勇敢的新世界》，1932年（亦见《重访勇敢的新世界》，1959年版）和乔治。奥威尔：《1984》，1948年版，都是著名的矫正法．我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1945年版，1962年第4版以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第91页，巳批评过某些乌托邦和独裁主义思想，（参见这两本书，尤其是我对所谓“知识社会学”的批评。）
Ⅸ
我把物理决定论称之为恶梦．其所以为恶梦，是因为它断言整个世界连同其中一切事物，乃是一个巨大的自动化结构，而我们只不过是其中小小的嵌齿轮，或者充其量不过是其中的附属自动装置而已。
这种主张特别是毁灭了创造力思想。它使我在准备这个演讲时动脑筋创造新的东西这个想法成为完全的幻想。按照物理决定论的观点，在这项工作中，只不过是我身体的一定部分在白纸上写黑字面已：掌握充分而详细情况的任何物理学家都能写我的讲演稿，只要通过简单的方法预测出由我的身体（当然包括脑子和手指）和钢笔组成的物理系统会在上面写下那些黑字的精确地方。
再举一个使人印象更深刻的例子：如果物理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双耳失聪的并且从未听过音乐的物理学家，只要他运用简单的方法研究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身体的物理状态，并预测他们在五线谱上写下黑色音符的地方，就能写出他们所写的全部交响曲和协奏曲。耳聋的物理学家甚至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通过仔细研究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身体，他就能写出莫扎特或贝多芬实际上并未写过的乐谱，这些乐谱他们本当写出来的，如果他们的外部生活环境不同的话，譬如说，如果他们吃了羔羊肉而不是小鸡，或者喝了茶而不是喝了咖啡。
如果提供了纯物理学条件的充分知识，我们的聋物理学家就能做到所有这一切，那他就没有必要懂得任何音乐理论——虽然他能预测出莫扎特或贝多芬在考试的条件下被提问到旋律配合理论时会写出的答案。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荒唐的。①而且当我们把这种物理预测的方法应用到决定论者身上去的时候，其荒谬性就变得更加明显。
① 当然我的聋物理学家非常类似于拉普拉斯的妖魔；我认为他的成就是荒唐的：这只是因为非物理学方面（目标、目的、传统、嗜好、智谋）在物理世界的发展上起了作用；换句话说，我相信相互作用论。塞缪尔·亚历山大的《空间、时间与神》1920年版，第ii卷，第328页谈到他所说的“拉普拉斯的计算机”，“除了在所述的有限意义上，计算机的假说是荒唐的。”然而，“有限意义”包括预测一切纯物理事件，因而包括预测莫扎特和贝多芬写的所有黑色音符的位置。“有限意义”只排除对精神经验的预测（和我对物理学家耳聋的猜测很相应的一种排除），因此我认为是荒唐的东西，亚历山大准备加以承认。（或许在这里我可以说，我认为讨论自由问题，联系音乐的创作，新的科学理论或技术发明的创造，比联系伦理学以及道德责任更可取。）
因为按照决定论的观点，任何理论——比如说象决定论——得到承认，是由于支持者（也许他的大脑）的某种物理结构引起的。因此，每当我们认为，存在有诸如使我们接受决定论的某些论据或理由时，我们是在自欺（而且在物理上就这样决定了自欺），换句话说，假如物理决定论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不容争论的一种理论，因为它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反应（包括我们的看来似乎是基于论据的信念）解释为由于纯粹的物理条件而造成的。纯粹的物理条件（包括我们的物理环境）使得我们说我们所说的一切或接受我们所接受的一切。一个不懂法语又从未听说过决定论而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能够预言一个法国的决定论者用法语讨论决定论时要说的话，当然也能预言他的对手非决定论者所要说的话．这就意味着，如果认为我们接受决定论这样的理论是因为受某些论据的逻辑力量所影响的话，那么根据物理决定论的观点，我们是在自欺，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们是处在决定我们要自欺的物理条件之下。
虽然看起来休漠不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论点是什么意思，但是有关这一点他还是看到不少。因为他限于把“我们判断”的决定论和“我们行动”的决定论两者进行比较，他说：“在这个决定论中，正如在另一个决定论中一样，我们是没有自由的。”②
② 休谟：上引书，第609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诸如这些考虑或许就是为什么有许多哲学家不认真对待物理决定论问题而视之为‘妖怪’的原因。③然而在进化论被普遍接受以前，在1751年拉美特利非常有力地、认真地论证过人是机器的学说。而进化论由于提出在活的物质与死的物质之间可能没有明确的界限，使这个问题更为尖锐了。①尽管新量子论取得了胜利，尽管许多物理学家都转向了非决定论，在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中间，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这个学说，尤其是在人是计算机②这个论题的形式上，也许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支持者。
③ 见赖尔的《心的概念》，1949年第76页以下（“机械论的怪物”）。
① 比较皮赖“生命和活着两个用语的无意义”，《生物化学的前景》，1937年版，第11页以下。
② 见例如图林的“计算机器与智力”，《精神》，1950年，第59期，第433—460页。图林认为人和计算机在可观察的（行为的）特性上看，原则上是不可区分的，他要求他的对手详细说明人的哪些可观察行动或成就是计算机原则上不可能达到的。但是这种要求是一种智力上的陷阱：通过详细说明一种行为，我们就会设计出制造计算机的规格。此外，我们使用和制造计算机，因为计算机能够做我们不能做的许多事情，正如我想加总数而不能在脑袋里算时，我就用钢笔和铅笔。爱因斯坦说过：“我的铅笔比我聪明。”但是这并不证明他与铅笔不可区分。（比较前面第226页注①提到的我关于非决定论的论文，第195页最后一段：以及我的《猜想与反驳》第12章，第5节。）
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一种进化论（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使我们对生命是从无机物出现的这一理论仍然怀疑，几乎也无法否认，一定有过一个时期不存在抽象的和非物理的实体，诸如理由，论据和科学知识以及修建铁路，制造推土机或人造卫星之类的抽象规则，语法规则或配合旋律的规则等，至少那时它们对物理世界不起作用。难以理解的是物理世界怎么能产生诸如规则之类的抽象实体，又怎么会受这些规则的影响，结果这些规则反过来对物理世界能施加非常明显的影响。
然而，摆脱这个困难至少有一种也许有点含糊其词但无论如何是容易的方法。我们可以干脆否认这些抽象实体的存在以及它们对物理世界的影响，而且我们可以断言，确实存在的是我们的大脑，这些大脑是象计算机一样的机器。而所谓抽象规则乃是物理实体，正如我们给计算机“编程序”用的具体的物质的穿孔卡片一样。任何非物理的存在只是个“幻觉”，或至少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即使没有这种幻觉，一切事情也会照常发展下去。
按照这种解决办法，我们不必为这些幻觉的“精神”状况烦恼。它们可能是一切事物的普遍性质：我扔的石头可能有它跳了起来的幻觉，正如我有我扔了石头的幻觉一样。我的笔或我的计算机可能有它的幻觉，认为它是由于对它自以为在解答的问题——我以为我正在解答的问题——感兴趣而工作，而事实上除了纯物理的相互作用之外，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行为。
综上所述，你们可以看到使康普顿烦恼的物理决定论问题的确是个严肃的问题，它不仅是哲学上的一个疑难，而且至少也影响到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行为主义者、心理学家和计算机工程师。
无可否认，有许多哲学家设法表明（按照休谟或石里克的观点）这只是一个语词上的疑难，是关于“自由”这个词用法的难题。但是这些哲学家几乎没有看出物理决定论问题和哲学决定论问题之间的差别。他们或者是象休谟一样的决定论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自由”只是“一个词”的问题；或者他们跟物理学或计算机工程学没有密切的联系，计算机工程学本可以给他们一种深刻的印象：我们所面临的不只是语词上的疑难。
X
我象康普顿一样，也是一个认真对待物理决定论问题的人，并且象康普顿一样，我认为我们不仅仅是计算机（虽然我坚信，我们可以从计算机中学到许多东西——甚至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因此，我象康普顿一样，是个物理非决定论者：我认为，物理非决定论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是非决定论者。然而，我还要指出，非决定论还是不够的。
我由非决定论是不够的这一陈述不仅得出一个新的论点，而且得出了我的问题的实质。
这个问题可作如下说明。
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整个世界就是个完满运动的钟，包括所有的云，所有的有机物，所有的动物和所有的人。另一方面，如果皮尔斯的，海森堡的或其它形式的非决定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纯粹的机遇在我们物理世界中起了主要的作用。然而机遇是否真比决定论更令人满意呢？
这个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象石里克那样的决定论者这么写道：“……行动自由，责任心和明智都不能超出因果关系的范围：机遇起作用时它们就中止了……较高程度的任意性＇仅仅意味着＇较高程度的不负责任。”①
① 参见石里克的文章，载《认识》杂志，第5期，第183页（摘自第一段最后八行）。
或许我可以用前面用过的例子来说明石里克的这种思想。说黑字写在我准备这篇讲稿所用的白纸上只是偶然性的结果，比起说它们是物理上预先决定了的，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这是更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很容易相信，我的讲稿原则上可以完全由我的物理遗传特征和我的物理环境，包括我的教养，我读过的书，以及我听过的谈话来说明，而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我在向你们宣读的东西只不过是偶然的结果——只是随便把英语的词或者字母毫无目的，毫无考虑、毫无计划和毫无意图地拼凑在一起的。
不是决定论就是纯粹的机遇这一思想，连同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观点，由石里克从休谟那里接了过去。休谟断言“排除”他所谓的“物理的必然性”总要形成“与偶然性同样的东西。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