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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我们的理论或者思想的历史——而且给予所有人类历史大体上是我们的理论或者思想的历史这样的观点一个好的实例——应该使我们都成为多元论者。因为对历史学家来说，所存在的是处于物理的、社会的、精神的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境况中的人们，是创立了借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并设法掌握、批判和发展这些思想的人们。
思想史的研究者会发现思想是有生命的（这当然是个比喻）；它们可以被误解、拒绝和遗忘；它们可以重新肯定自己，然后复生。如果不使用比喻，我们可以说它们并不等同于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或信念。即使普遍地遭到误解和拒绝，它们依然能够存在。
所有这些可能使人想起柏拉图和黑格尔。不过，这里存在很大的区别。柏拉图的“理念”是永恒的、不变的概念或观念，黑格尔的是辩证地自身变化的概念或观念。我认为最重要的思想根本不是概念或观念，它们并不对应于词组，而是对应于陈述或命题。
跟柏拉图和黑格尔相反，我认为关于世界的试探性理论——即假说及其逻辑结论——是思想世界中最重要的公民，而且我不（象柏拉图那样）认为它们那奇异的非暂时性特性使它们永恒并因而比那些衍生的、遭受变迁及衰亡的事物更为真实。相反，正由于这个缘故，能够变化和消亡的事物应该被接受为表面真实的事物；甚至幻象，作为幻象也是真的幻象。
在关系到时间和变化的问题时，这是重要的。
我想，一个历史学家不可能接受时间和变化是幻象的学说，不可能接受象巴门尼德，韦尔和薛定谔等一些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所支持的学说。没有任何比事件、事变更真实的东西了，而一切事件都涉及一些变化。
在历史学家生活的多元世界里，单个的人们在其中过着单独生活，设法解决各自的问题，生儿育女并形成关于他们的思想，抱着期望、忧虑、欺骗自己以及他人，总是谈论理论并且经常寻求幸福和真理——说这个多元世界应成功地“还原”为某种一元世界，在我看来完全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并不是我在这里说的观点。我的观点是：只有承认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东西的多元性，我们才能认真地开始应用奥卡姆剃刀。我把奎因那精彩的表述倒转过来①：只有当柏拉图的胡子足够硬并由许多实体纠缠起来时，才值得我们花时间使用奥卡姆剃刀。至于用在这件艰巨工作上的剃刀刃会磨钝，那是意料之中的。这件工作无疑是痛苦的，但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① W。V。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修订第2版，1961年，第2页。
3。物理学上的实在论和主观主义
近代物理学有两个重要领域，物理学家不仅已容许主观主义介入其中，而且让它扮演主要的角色：玻尔兹曼关于时间方向的主观性理论，以及海森堡把测不准公式解释为观察者对观察对象干扰效应的下限。
当爱因斯坦为了阐明相对论而在几次想象的思想实验中引进观察者的时候，也存在另外一种主体介入或者观察者介入事件，不过，这个范围中的观察者被爱因斯坦本人慢慢地、平稳地驱逐掉。
我不准备进一步讨论这一点，也不打算讨论时间的主观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试图告诉我们时间和变化都是人们的幻象，却忘记了它们是十足的真幻象，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把它们还原为任何其他东西（而我猜测它们经不起还原）。我不讨论这些是因为我不久前已讨论过，我只想谈谈海森堡公式及其解释。
这些公式通常是用相当复杂的方式推演出来的。例如，有一个有趣的推演方式是由韦尔②提出来的，另外一个相当复杂的推演方式是由玻恩①提出来的。
② H。韦尔：《群论和量于力学》，1931年版，第72页和第393页。
① M。玻恩：《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1949年版，第189—191页。
但是实际上，关于能量的海森堡公式既不依赖于波动力学，也不取决于海森堡的矩阵力学，我们也不需要变换关系（根据希尔②的解释，变换关系不足以推演出海森堡公式来），海森堡公式根本不取决于1925—1926年的新量子力学，而是直接来自1900年普朗克的旧量子假设：
② E。L。希尔，载《心，物和方法》，1965年版，第442页。
（1） E=hv．
据此我们直接得出：
（2） ΔE=hΔv。
利用谐波分辨率原理，得出，
（3） ΔE≈ 1/Δt；
从（2）和（3）我们得出：
（4） ΔE ≈ h/Δt，
并且马上得出：
（5） ΔEΔt≈h；
这便是所谓的海森堡测不准公式的一种形式。
用完全相同的方法，从杜桓原理（它和普朗克定律的相似之处最近由阿尔弗雷德．兰德着重地提了出来）我们得到关于位置和动量的海森堡公式，即：
（6） Δpi≈h/Δqi。
根据兰德的观点，这公式可以解释如下：一个具有空间周期数Δqi的物体（象光栅或晶体之类的东西），可以Δpi∽h/Δqi的倍数来改变它们的动量pi。
从（6）我们马上得到：
（7） ΔpiΔqi≈h；
这是海森堡测不准公式的另一形式。
考虑到普朗克理论是一个统计理论，海森堡公式可以十分自然地解释为统计的发散关系，象我在三十多年前所提出的那样，①也就是说，海森堡公式没有谈论可能的测量精确度，也没有谈到我们知识的极限。然而，如果它们是发散关系，它们便告诉我们某些关于量子物理状态的同质性的极限，因而也间接地告诉我们这种同质性的可预测性。
① K。R。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年版，1968年版，1972年版（德文第一版，1934年），亦见K。R。波普尔：“没有‘观察者’的量子力学”，载《量子力学和实在》，1967年版。
例如公式 ΔpiΔqi≈h（它可以从杜桓原理得出，就象ΔEΔt≈h可以从普朗克原理得出一样）就简单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决定了一个系统（例如一个电子）的坐标x，那么，经过重复实验之后，动量便会发散。
现在，怎样才能检验一个判断呢？使用固定的光闸口Δx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测定每个单一情况的动量px，如果这些动量象预测的那样发散，这条公式便经受住了检验。不过这说明为了检验发散关系，我们实际上每一次都用远大于Δpx，的精确度测定px，否则，我们便不能说 Δpx象px那样发散。
所提到的那种实验每天都在所有物理实验室中进行，不过，它们反驳了海森堡的测不准解释，因为测量（虽然预测并不以此为基础）比这个解释所容许的精确度更精确。
海森堡本人注意到这样的测量是可能的，但他却说，这是一个我们是否给这些测量以某种意义的“个人信仰”或者“个人爱好”的问题。自从海森堡提出这个评语以来，这种测量一直被普遍视为无意义的。可是，它们并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有明确的功能，它们是对我们所谈公式的检验，即对作为发散关系的测不准公式的检验。
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接受海森堡或者玻尔对量子力学的主观主义解释。量子力学是一个统计理论，因为它设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光谱强度）是统计问题。因此，这里没有必要对其非因果特性作哲学的辩护。
可是，统计性理论对决定论的不可还原性（而不是这两类理论的不相容性）应该得到确立。具有这种意思的论据已经由兰德提出来了，并且我给出了一些很不相同的论据。
总而言之，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所有物理学的实在论的和客观主义的特性。近代物理学中观察主体所起的作用并非不同于牛顿动力学或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中观察主体所起的作用：观察者实质上是检验理论的人。因此，他需要很多别的理论，对抗的理论和辅助性的理论，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与其说是观察者，倒不如说是思想者。
4．逻辑学上的实在论
我反对把逻辑学看成是一种游戏。我知道所谓的逻辑选择系统，而且实际上我已发明了一个选择系统。然而，可以从很不相同的观点来讨论逻辑选择系统。人们可能会认为接受逻辑是一种选择或约定，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的理论主要是这样的，我把逻辑学看成是演绎或推理的理论，而不管人们怎样称呼它。推理或演绎涉及到真理的传递和谬误的逆传：在有效的推理情况下，真理从前提传递到结论，这特别适用于所谓的“证明”；谬误也可以从结论逆传到（至少）一个前提，并运用在反证或反驳中，特别适用于批判性讨论。
我们有几个前提和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证明了结论是假的，并且假定推理是有效的，我们便知道在我们的前提中至少有一个必定是假的。逻辑学就是这样前后一致地运用于批判性讨论中的。这是由于在批判性讨论中，我们设法证明有些东西与某些断言不相符。我们设法指出它，也许我们不成功，反批判可能有效地回答批判。
我要提出的论点是；（1）批判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2）如果你在回答批判时说：“我不喜欢你的逻辑，你的逻辑对你来说可能都对。然而，我喜欢别的逻辑，而且根据我的逻辑，这个批判是无效的”，那么，你可能败坏了批判性讨论的方法。
现在，要区分逻辑学的两种主要用法：（1）它在论证科学中的应用即数学科学中的应用，和（2）它在经验科学中的应用。
在论证科学中，逻辑学主要用于证明——用于传递真理性——至于在经验科学中，它几乎完全是用于批判——用于逆传谬误。当然，应用数学也参与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含蓄地利用纯数学的证明。不过，数学在经验科学中的作用在几个方面有某些疑问。（有一篇由施瓦兹发表的精采文章便说明了这一点。①）
① J．施瓦兹、“数学对科学的坏影响”，载《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1962年版，第356—360页。
因此，在经验科学中，逻辑学主要用作批判，即用作反驳。（请记住我的图式 P1…》TT…》EE…》P2。）
现在，我要断定：如果我想在批判的过程中使用逻辑，那么，我们应该使用非常强有力的逻辑，可以说，我们所掌握的最强有力的逻辑，因为我们希望批判是严厉的。为了使批判严厉，我们必须使用充分的工具，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拥有的一切武器。每次射击都是重要的。批判过分并不要紧：如果我们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将受到反批判的回答。
因此，我们应该（在经验科学中）使用充分的即经典的二值逻辑。如果我们不用它，而是退到使用一些较弱的逻辑——例如直觉主义的逻辑或者一些三值逻辑（象莱辛巴赫关于量子论提出的逻辑那样）——那么，我肯定我们的批判是不充分的。这是一个迹象，显示情况十分糟糕（这里是指哥本哈根学派所解释的量子论，以前我就提到过）。
现在，作为对照，让我们看看证明。每个数学家都知道，借助于最少的工具而证得定理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证明使用了比所需要的更强的方法，在数学上是得不到满意的。寻求证明所必用的最弱假设或者最少方法往往是很有趣的。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证明不仅是充分的——即有效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还希望它是必要的，必要的意思是指证明中只使用了最少量的假设。我承认，这是一个复杂的观点。在不复杂的数学里，如果我能够证明某些东西，我将感到庆幸。然而，在比较复杂的数学中，我们确实想知道什么东西是证明一个定理所必要的。
因此，如果人们能用比设备齐全的经典逻辑弱的方法来证明数学定理，那么，从数学观点来看，这是相当有趣的。因此，在证明理论中，如有可能，我们有兴趣减弱经典逻辑，比方，我们可以引进直觉主义的逻辑或者其他一些较弱的逻辑，象实证逻辑，并且研究如果不使用全套装置我们能够走到多远。
附带地说，我认为，“直觉主义逻辑”这个词是一个误称。这名称只是经典逻辑的一种很有意思并弱化了的形式，它由布劳威尔发明并由海廷给予形式化。我确实不想替名为直觉主义的哲学理论说赞同之辞，尽管我愿意说一些赞同布劳威尔—海廷逻辑的话。然而，我相信这并不是说我在哲学上或在逻辑上或别处的某种意义上捍卫直觉的权威。暂时撇开布劳威尔的逻辑，人们可能会说直觉主义是这样的学说，它认为直觉�